從戰略高度看中國資本市場走向世界經濟論文

　　我國的資本市場不是開放的太大，而是開放的太小，乃至阻礙了中國參與世界貿易和對外投資的步伐，與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要求相差甚遠。我國資本市場在市場準入、內地企業到境外融資和金融監管體制方面存在如何同國際接軌問題。

　　應盡快推行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允許外資直接投資、入股或以技術股參與國內資本市場的重組并購和改革，鼓勵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金融企業、保險業及咨詢中介機構的合作，支持國內企業在國外發行國際債券。

　　中國的市場開放不宜一步到位，要有梯度層次：從地域看，可由試點到推廣、由沿海向內地漸續展開；從業務范圍看，可由銀行業向保險、證券業和金融中介服務業拓展；從規模看，應遵循由小到大、由辦事處到分行的升格模式；從經營方式和財產組織形式看，應遵循合作合資到獨資的順序。

　　2004年2月1日，國務院就如何促進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問題提出若干意見，指出：“我國資本市場是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逐步發展起來的。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設計上的局限，資本市場還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結構性矛盾，制約了市場功能的有效發揮。”中國的資本市場的萌芽最早可溯至明清時期，集中在南方蠶絲、茶葉和糧食產地，由于長期處于閉關鎖國狀態和體制僵化，中國的現代化步伐發展緩慢，直到改革開放之后，才呈現出活力，特別是1992年中國實行市場經濟改革以來的10余年時間，發展尤為迅速。但由于經驗的匱乏和政策措施的不完善，與國際軌制銜接不緊密，滬深股市和其他有價證券機構、金融機構、非官營期貨交易機構和上市公司等單位不斷出現違軌操作和金融詐騙事件，造成國家和個人財產巨額損失。從借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加快融入國際金融大循環、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戰略目標出發，中國的資本市場需要加大自我調整力度，解決好如何與國際市場接軌問題。

　　一、嚴格履行入世承諾，加快推行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中國當初在加入WTO的時候，對資本市場開放的承諾較少，開放度較低，表面上看，這有利于保護國內資本市場免受國際市場沖擊，但同時也阻礙了中國吸納國際資本的步伐。美國現在有一萬八千多家上市公司，包括交易所掛牌上市、納斯達克場外交易的公司。盡管中國的上市公司10年來發展很快，但與美國相比規模還不及其1/10。我國的股市規模更有限，只相當于通用汽車或者微軟一家公司的市值。這需要我們積極借鑒國際的經驗，參照國際上最先進的模式，按照國際慣例，實現中國資本市場健康、快速的發展。

　　中國開放資本市場是福是禍？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胡祖六先生認為資本市場的開放是福音,“使境外的投資者和機構能以合法的、公開的、透明的渠道進入中國境內資本市場，這是非常重要的”。英國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祥地，金融歷史非常悠久而輝煌。二戰后由于英國政府的過度管制，使得金融業，尤其是投資銀行、資本市場越來越萎縮，但是從1979年起，撒切爾夫人上臺伊始，便開始了市場化改革，一舉取消了長達20年的外匯和資本的管制，同時全面開放了金融市場、金融服務。世界各地英國投資銀行紛紛被外資所收購，如德意志銀行收購了摩根斯坦利銀行，巴黎銀行被荷蘭的銀行INT收購等等，英國銀行業可以說是全軍覆沒，然而，由于美國、歐洲大陸的金融機構在英國安家落戶，全面參與英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英國的國際金融地位反而全面提升。德國政府一直想提升法蘭克福為國際金融中心，取代倫敦，但是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法蘭克福根本沒有辦法跟倫敦相媲美。英國政府的拿來主義，使英國的銀行業從二戰以后幾十年的沉寂中一躍而起，實現了資本市場的現代化發展，締造了英國在歐洲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

　　在整個資本市場中，應注重證券市場的開放。證券化有利于資源優化配置因為企業資產證券化后，通過二級市場流通實現存量資產在企業間的流動，從而實現聯合、收購和兼并，使無效低效資產轉變為高效資產。目前，中國對于境外投資者有三方面的限制：一是對主體資格的限制。一般而言,許多市場在最初引進境外投資者時總要考慮境外機構的風險承受能力；二是對境外投資者投資額度的限制；三是對境外投資者投資行業的限制。為打破這種限制，首先應鼓勵具備條件的境外證券機構參股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繼續試行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目前,被標準普爾公司列為新興市場的國家或地區中,巴西、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均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實施QFII制度（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逐步開放了本國的資本市場。2002年11月7日,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了《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允許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在一定規定和限制下通過嚴格監管的專門賬戶投資境內證券市場，這標志著境內證券市場大門向境外機構投資者正式開放，有利于繼續完善QFII的制度。自《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暫行辦法》頒布以來，截至2003年12月25日，在中國獲得QFII資格的境外機構已達12家，已有12家QFII累計17億美元的投資額度獲得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實行QFII制度，可借助外資激活證券市場,優化證券市場投資者結構，提升股票市場的競爭力，減少投機成分。

　　我國臺灣地區自1991年正式實施QFII制度，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股市遭受重創,但是臺灣股市震蕩幅度卻相對較小,這與臺灣股市上機構投資者的穩定持股有很大關系。QFII的實施還會促進價值型投資理念的興起。從我國實行QFII制度現狀來看，還需要經歷一個由緊到松，逐步放寬限制和逐步與國際接軌的過程；其次，應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形成既包括國內企業又包括國外企業、既包括職業銀行又包括金融衍生工具、既包括政府主導金融機構又包括民間融資主體的利益、模式和參與者復合型格局；第三，為了使外國金融機構能平穩進入中國市場，減少動蕩因素，增強適應性，中國的市場開放不宜一步到位，要有梯度層次：從地域看，可由試點到推廣、由沿海向內地漸續展開；從業務范圍看，可由銀行業向保險、證券業拓展，并“試點舉辦中外合資的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積極發展與金融服務相關的服務業。”從規模看，應遵循由小到大、由辦事處到分行的升格模式；從經營方式和財產組織形式看，應遵循合作合資—獨資的順序。

　　二、積極利用境外資本市場，鼓勵內地企業到境外融資。1999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證券法》第29條規定：“境內企業直接或者間接到境外發行證券或者將其證券在境外上市交易，必須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在此前提下，我國符合條件的內地企業到境外發行證券并上市以及符合條件的內地機構和人員到國外從事與資本市場投資相關的服務業務和期貨套期保值業務，都應受到鼓勵和支持，這也是我國對外開放實施“走出去”戰略，打開新局面的具體步驟。

　　首先，發行國際債券是實現融資渠道多元化、增加外匯收入和外匯儲備，實現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國際債券是一國政府、金融機構、工商企業或國際組織為籌措和融通資金，在國外金融市場上發行的，以外國貨幣為閱值的債券。國際債券的重要特征，是發行者和投資者屬于不同的國家、籌集的資金來源于國外金融市場。由于這種債券既可用來平衡發行國的國際收支，也可用來為發行國政府或企業引人資金從事開發和生產，因而對經濟高速發展、生產資金和基礎建設基金嚴重缺乏的我國來說，不啻為“及時雨”。依發行債券所用貨幣與發行地點的不同，國際債券又可分為外國債券和歐洲債券。外國債券是一國政府、金融機構、工商企業或國際組織在另一同發行

　　的以當地國貨幣計值的債券。70年代后，隨著美元匯率波動幅度增大，以德國馬克、瑞士法郎和日元為計值貨幣的歐洲債券的比重逐漸增加，同時，發行地開始突破歐洲地域限制，在亞太、北美以及拉丁美洲等地發行的歐洲債券日漸增多。

　　其次，在生產力要素市場中，金融中介服務也應該有一席之地。在入世之初，國內一些專家學者認為：電訊、金融、保險等領域的過度開放，將對中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巨大沖擊。其實，金融服務業應該和資本市場同時開放才是完整意義上的資本市場的開放。投資銀行、證券經紀、資產管理、個人理財等等都應該實現自由化，允許國內外金融機構開展跨國業務，為公司、機構與個人客戶提供一系列的關于資本市場的服務。

　　第三，按照中國入世的承諾，應允許外資直接投資、入股或以技術股參與國內資本市場的重組并購和改革，鼓勵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金融企業、保險業及咨詢中介機構的合作、合資。 三、使監管制度與國際接軌，實現監管理念轉變。規避金融風險的有效途徑是加強金融證券及其衍生品的監管力度。在分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時，人們總是將責任歸咎于這些國家資本市場和金融體制的開放度過大，因而主張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持保守態度。問題是我國的資本市場不是開放的太大，而是開放的太小，乃至阻礙了中國參與世界貿易和對外投資的步伐，與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要求格格不入。正如龍永圖所指出的那樣，亞洲金融危機的產生，問題不在于開放度的大小，脆弱的銀行體系、過高的對外負債率、大量的帳戶的赤字，才是金融危機真正的根源所在。

　　從當前的國內情況看，監管任務集中在以下幾方面：首先，要充分發揮自律監管的優勢，建設公平高效市場。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已上市公司進行以市場為主導的、有利于公司持續發展的并購重組。培育誠實守信、運作規范、治理機制健全的上市公司和市場中介群體，提高上市公司的整體質量。建立應對資本市場突發事件的快速反應機制；其次，中國的監管制度要跟國際接軌。要按國際標準設置和衡量中國監管的框架、經驗、水平和有效性。從監管理念來說，監管機構的每項舉措、政策和法規的出臺，核心的目的就是為了營造一個公正、高效、平穩的證券市場，而不能淪為特殊利益集團和行業或某個金融機構的保護傘，控制、操縱、影響市場的股指價格只是調節手段而非目標，更不是要壓縮資本市場的規模；第三，國家商業銀行、保險機構和其他與資本有關的機構可以通過介入資本市場籌集資本金，但必須有統一的周密而詳備的準則、法規為基礎，有科學的程序和明確的監管責任人為保證。在此背景下，只要融資機構自身已具備成熟的上市條件這種債券可在海內外同時發行、公開上市。要做到上述幾點，需要做到依法治市，盡量排除行政命令的人為干預，監管機構要具備獨立性、專業性、公正性和科學性，實現監管手段的現代化，使監管廣度、程度、質量和措施等方面全面與國際接軌。既要突出特色，又要取長補短，研究和吸取歐美資本市場幾百年來的挫折和教訓，同時借鑒其現代管理成果。質量衡量的尺度，首先是透明度，所有的上市公司，或者說提供工具的股票債券的機構，都要有完整的、及時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投資就是瞎投資，決策就是瞎決策，市場就是“一鍋粥”。在宏觀政策方面，國家應處理好貨幣政策的制定、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者的關系，為整個國家的金融市場秩序提供強有力的間接調控，確保我國整體經濟形勢朝著持續、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總之，經過10余年的發展，我國資本市場已初具規模，市場的基礎設施和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完善，也暴露了不少問題和結構性矛盾，但資本市場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是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對實現本世紀頭20年國民經濟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我們應當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突飛猛進、世界經濟發展明顯加快、自由貿易原則日益普及和我國加入WTO、經濟高速運行的戰略機遇期，大力開放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完善政策配套措施，改革公司治理結構，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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