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行政上訴狀范文精選

　　導語：行政上訴狀指的是對行政單位依法提起的法律訴訟。下面是小編收集的最新行政上訴狀范文精選，歡迎閱讀。

　　最新行政上訴狀范文精選(一)

　　上 訴 人：澧縣鋁制品加工廠，廠址：澧縣澧浦南路

　　法定代表人：朱XX

　　被 上訴 人：常德市澧縣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XX 澧縣縣長

　　上訴人因澧縣人民政府申請先予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拆遷我廠一案，不服湖南省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常行立初字第2號行政裁定書不予受理的裁定，現提出上訴：

　　一、上訴請求

　　依法撤銷湖南省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20xx)常行立初字第2號行政裁定書。

　　二、上訴理由

　　因澧浦南路建設項目需要，2012年1月6日澧縣人民政府發布了《關于依法征收澧浦南路建設項目國有土地上房屋的通告》(簡稱通告)，征收澧浦南路轄區內建設項目規劃紅線內國有土地上房屋。我廠在上述項目建設規劃用地范圍開辦有鋁制品加工廠，為個人獨資企業，我廠有部分國有土地上房屋在被征收范圍內，因雙方未能在征收補償事宜達成共識，澧縣人民政府違背自己征收《通告》的原則，20xx年7月21日作出了嚴重損害我廠合法權益的《關于朱良淮房屋征收與補償的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簡稱征收補償決定)，房屋補償總額只有3846568元，搬遷、臨時安置、房屋裝飾、裝修和機械設備及鋁灰原材料均未進行依法評估確定補償金額，就責令我廠在《征收補償決定》送達之日起15日內必須從被征收房屋中搬出，逾期將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本人不服澧縣人民政府對我作出的《征收補償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按照澧縣人民政府在《征收補償決定》中告知的權力和期限，于20xx年8月9日向常德市人民政府申請了行政復議，常德市人民政府未能在行政復議期限內作出行政復議決定，澧縣人民政府就申請澧縣人民法院先予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拆遷我廠，而先予執行也未進入訴訟程序，澧縣人民政府嚴重違反了《行政強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66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4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06條的規定。澧縣人民政府申請澧縣人民法院先予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拆遷我廠的具體行政行為，即不符合行政強制執行的法律規定，也不符合先予執行的法律規定。

　　1、澧縣人民政府對我作出的《征收補償決定》中，責令我自本《征收補償決定》送達之日起15日內，必須從被征收房屋中搬出，逾期將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顧名思義，這是典型的澧縣人民政府具體的行政行為。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湖南省澧縣人民政府向湖南省澧縣人民法院提起先予執行申請不是具體的行政行為，于法、于理，于情不符。

　　2、澧縣人民法院20xx年9月27日先予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拆遷我廠的前一天，澧縣人民政府對我廠工人及親友14人強行抓到澧縣人民政府指定的本縣長城賓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三天之久，超過了48小時的時限，行政執法人員回機關后在24小時內又沒有補辦批準手續，其中對我年邁70歲的父親和兄嫂共計4人上了手銬，嚴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簡稱行政強制法，第3章的一般規定，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7條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規定，這是澧縣人民政府嚴重違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限制的行政強制措施具體的行政行為。無故非法拘留我的妻子朱曉華和兄長朱良平，這是澧縣人民法院在先予執行過程中采取的嚴重違法司法拘留行為。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忽視了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3、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不受理我起訴澧縣人民政府申請澧縣人民法院先予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拆遷我廠一案，明顯缺乏法律依據。我的起訴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解釋的受案范圍的規定。

　　4、澧縣人民政府申請澧縣人民法院先予執行行政強制執行拆遷我廠，實際上是澧縣人民政府的`行政強制執行具體的行政行為。《行政強制法》第二條第3款規定：“行政強制執行，是指行政機關或者行政機關申請人民法院，對不履行行政決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強制履行義務的行為”。澧縣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補償決定》具體的行政行為包括了澧縣人民政府申請澧縣人民法院對我強制履行義務的內容。澧縣人民政府申請澧縣人民法院對我廠先予執行就是強制履行義務的行政行為。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忽視了《行政強制法》第二條第3款規定：在事實上澧縣政府在執行現場，動用了全縣各個執法部門幾百人的隊伍參與，當時澧縣縣委副書記陳昌玉等縣級領導親臨現場組織指揮。澧縣政府出錢又出力，在當時轟動全縣，反映強烈，眾所周知!

　　綜上所述，湖南省常德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本案，忽視了以上一系列法律規定，應予撤銷。

　　此致

　　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澧縣鋁制品加工廠

　　法定代表人：朱良淮

　　20xx年5月5 日

　　最新行政上訴狀范文精選(二)

　　上訴人(一審原告)：周XX，男，漢族，1955年1月10日出生，戶籍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三里河一區3號院2號樓711號，當前住址：武漢市武昌區友誼大道229號12棟2門402，郵編：430062，身份證號碼：110101195501104538，電話：18995549810。

　　第一被上訴人(一審第一被告)：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特勤大隊，住所：武漢市漢陽區漢陽大道695號。

　　法定代表人：劉X，職務：大隊長。

　　委托代理人：張XX，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員。

　　第二被上訴人(一審第二被告)：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住所：武漢市硚口區游藝路2號。

　　法定代表人：李順年，職務：局長。

　　委托代理人：胡希，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員。

　　上訴人完全不服吳勇勝審判員于2017年5月2日作出但于同年5月8日當面送達的(《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17]鄂0105行初99號)，(以下簡稱《行政判決書》，見隨附的“上訴證據1”);認定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中認定事實錯誤和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訴法》)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第八十七條和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上訴人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市中院)提起上訴。

　　上訴請求

　　1. 請求依法判令《行政判決書》認定事實錯誤和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因而被撤消;

　　2. 請求依法改判第一被上訴人的420xx0-1448851620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違法，因而被撤消;

　　3. 請求依法改判第二被上訴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武公交復決字[2017]033號)違法，因而被撤消。

　　上訴理由

　　一、關于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中認定事實的錯誤

　　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第2頁第1段的開頭文字：“被告特勤大隊于2017年2月17日對周XX作出420xx0-1448851620號《公安交通管理簡易程序處罰決定書》(以下簡稱處罰決定)，決定對其罰款200元，記3分”是對事實的錯誤認定，或者說是對事實的偽造。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第6頁上半部分中的文字：“交警在窗口口頭‘告知’原告擬處罰事項，直接聽取原告申辯后作出處罰決定”同樣是對事實的偽造。

　　2017年2月17日上午，上訴人去第一被上訴人的住所要求處理違章的交警打印該大隊對上訴人的3個違章處罰決定時，該交警只是機械地從電腦中調出并通過打印機打印出早已存在于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車輛違章處罰系統中的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處罰決定。打印機打印完3個三聯處罰決定書后，該交警將3份第一被上訴人需要保存的那一聯處罰決定書撕下來讓上訴人簽字。上訴人在3份處罰決定書上寫下“本人并不知道違反了交通規則，也一直沒有被告知違規，昨天上午進行車輛年檢時才知道，故申請行政復議”的文字后，簽上其名字和寫上日期，然后將3份該聯的處罰決定書遞給該交警。該交警接過3份該聯的處罰決定書后，把3份另外兩聯的處罰決定書遞給了上訴人。上訴人接過3份該兩聯的處罰決定書后就離開了第一被上訴人的住所。由此可見，該交警根本沒有代表第一被上訴人于2017年2月17日對上訴人作出上述處罰決定，只是機械地打印了早已存在于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車輛違章處罰系統中的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處罰決定，根本不存在吳勇勝審判員所捏造的“交警在窗口口頭‘告知’原告擬處罰事項，直接聽取原告申辯后作出處罰決定”的情節。

　　公安部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理程序規定》(以下簡稱《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十九條規定：“自交通技術監控設備收集違法行為記錄資料之日起的十日內，違法行為發生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對記錄內容進行審核，經審核無誤后錄入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作為違法行為的證據”。根據這條規定，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罰款200元和記3分的處罰決定，包括擬處罰的事實、理由和法律依據，應該是第一被上訴人從電子監控設備于2016年12月8日拍攝到上訴人駕駛他的機動車在武昌區體育街彭劉楊路路口逾壓白實線后的10天內即2016年12月19日前作出并手工錄入到上訴人的機動車違章記錄中去的。這可以由第二被上訴人在其武公交復決字[2017]033號《行政復議決定書》的第2頁第3段中的“電子警察錄入(注：這句話的正確說法應該是：電子監控設備拍攝后由交警錄入;吳勇勝審判員在上訴人在他的《關于3個交通行政處罰決定違法的庭審意見書》<以下簡稱《庭審意見書》>中指出了電子警察這一概念的荒謬性后還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只是他自恃其權力而無恐的表現)后當事人可以通過交管局門戶網站……進行查詢”的文字得到證明;也可以從上訴人于2017年2月16日下午在第二被上訴人的122服務臺的交警的指點和幫助下從第二被上訴人的官網上查詢到上訴人的13個違章記錄的復制件得到證明(該復制件的第一行所記錄的就是上述罰款200元和記3分的處罰決定)(見隨附的“上訴證據2”);還可以從武漢市公安局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交通大隊根據電子眼拍照內容對上訴人作出6個處罰決定和武漢市公安局蔡甸區交巡警大隊根據電子眼拍照內容對上訴人作出3個處罰決定后經上訴人的陳述、申辯和向武漢市公安局12389投訴電話投訴后主動撤消其處罰決定的事實得到證明(見隨附的“上訴證據3”)。

　　這些證據證明，該交警根本沒有代表第一被上訴人于2017年2月17日對上訴人作出上述處罰決定，只是機械地打印了早已存在于武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車輛違章處罰系統中的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處罰決定。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的上述處罰決定，根據《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十九條的規定，應當是在2016年12月19日以前作出的。

　　既然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的上述處罰決定是在2016年12月19日以前作出的，那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一條關于“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第一被上訴人，根據《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的規定，有強制性的部門規章責任在2016年12月22日之前或最晚在2016年12月26日之前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告知上訴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否則，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也就是說，該行政處罰決定必須作廢。

　　吳勇勝審判員偽造第一被上訴人作出對上訴人的行政處罰決定的時間的意圖和目的就在于，他要通過偽造它來使第一被上訴人的已經在法律上化為灰燼的處罰決定死灰復燃，以便為他作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的判決提供“事實”支撐。

　　然而，偽造的事實終究不能成為客觀事實，因而不能成為公正判決的根據。因此，吳勇勝審判員作出的《行政判決書》必須被撤消。

　　二、關于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中適用法律、法規的錯誤

　　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中引用《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作為其認定第一被上訴人超處罰時限保留和維持其對上訴人的行政處罰決定在程序上合法的依據。

　　吳勇勝審判員在引述了《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關于“交通技術監控設備記錄的違法行為信息錄入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后三日內，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應當向社會提供查詢;并可以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見《行政判決書》第5頁第2段開頭的文字)的規定后解讀道：“提供查詢屬強制性規定，而發送手機短信等僅是倡導性規定，均屬于‘通知’的形式”(見《行政判決書》第6頁開頭的文字)。《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的內容能像吳勇勝審判員這樣解讀嗎?根本不能!

　　“提供查詢屬強制性規定”這句話僅僅對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來說是對的，因為它確實強制性地要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向社會提供查詢”。但這句話本身并不包含強制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時時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創建的“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里查詢自己是否有被處罰的交通違法行為的意思。

　　《交通違法處理程序》，作為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為不得與憲法、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相抵觸和被公安部用來規范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處理交通違法行為的部門規章，不可能作這樣的強制性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七十九規定：“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權限范圍內，制定規章。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于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部門規章不得創設限制或者剝奪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的規范，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規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

　　只要《交安法》沒有規定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必須時時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創建的“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里查詢自己是否有被處罰的交通違法行為，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就沒有義務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創建的“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里查詢自己是否有被處罰的交通違法行為。

　　而只要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沒有義務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創建的“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里查詢自己是否有被處罰的交通違法行為，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把交通技術監控設備記錄到的機動車駕駛人的交通違法行為信息和依此作出的處罰決定錄入到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里就不可能是“通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交通違法行為的一種形式。因此，吳勇勝審判員的“本案被告特勤大隊通過官網、微信平臺等多種渠道發布了原告車輛的違法記錄以供查詢，履行了‘通知’職責” (見《行政判決書》第6頁開頭的文字)的認定詞荒唐之極。

　　吳勇勝審判員之所以作如此荒唐的認定，是因為他想隱瞞和掩蓋第一被上訴人和第二被上訴人偽造或篡改上訴人的電話號碼和在庭審期間作偽證這樣兩個事實。第一被上訴人和第二被上訴人為了“證明”其曾以短信方式通知過上訴人行政處罰決定，把上訴人的電話號碼由189-9554-9810偽造或篡改成189-9559-9810(見隨附于《行政訴訟起訴書》的“行政訴訟證據6”)。第一被上訴人的代理人張XX在庭審時堅稱，是由于上訴人向他們提供了錯誤的電話號碼才導致上訴人收不到第一被上訴人發出的對上訴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短信。上訴人用他在開庭前向法院提交《補充證據申請書》時隨附的“行政訴訟證據13”駁斥了張XX的謊言，證明了上訴人向第二被上訴人的下屬機構車輛管理所提供的電話號碼始終是189-9554-9810，并告訴吳勇勝審判員，張XX作偽證。吳勇勝審判員對此無動于衷，只是輕描淡寫地請第二被上訴人庭審后向其提供上訴人向車管所提供的原始資料。吳勇勝審判員沒有在判決書中提及這一點，想必那些存在于車管所里有關上訴人的地址和電話的原始資料證明上訴人在《庭審意見書》中陳述的全是實話。吳勇勝審判員發現無法認定第一被上訴人向上訴人發送過行政處罰決定的短信通知，于是只好荒唐地認定“本案被告特勤大隊通過官網、微信平臺等多種渠道發布了原告車輛的違法記錄以供查詢，履行了‘通知’職責”。

　　在機動車駕駛人沒有義務時時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創建的“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里查詢自己是否有被處罰的交通違法行為的情況下，如果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不“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那么，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三條第二款和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就不能成立，就無效。

　　因此，為了履行《交安法》第八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及時糾正交通違法行為的法定職責，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除了把交通技術監控設備記錄到的機動車駕駛人的交通違法行為信息和依此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及時錄入到道路交通違法信息管理系統里之外，還必須“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

　　只有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在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接受處罰和繳清罰款之前才能永久性地合法存在。

　　但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不是沒有時間限制的。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必須按照《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十九條的規定，在交通技術監控設備記錄到機動車駕駛人的交通違法行為信息的10日內作出交通違法行政處罰決定，然后再按照《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的規定，在三日內，“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機動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超過《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規定加起來的13天時限，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就無效了。將這13天的時限應用到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上就是，如果第一被上訴人在2016年12月22日前不將其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通過郵寄或發送手機短信或電子郵件告知上訴人，第一被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就變得無效了。

　　如果說《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規定加起來的這13天時限還不是法律規定的時限，那《交安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三條和第二十四條規定的記分周期就是法律規定的時限。《交安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對機動車駕駛人的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除給予行政處罰外，實行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累積記分(以下簡稱記分)制度，記分周期為12個月”;同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機動車駕駛人在一個記分周期內記分未達到12分，所處罰款已經繳納的，記分予以清除;記分雖未達到12分，但尚有罰款未繳納的，記分轉入下一記分周期”。《交安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得很清楚，那就是，在一個機動車駕駛人的記分周期結束的時候，如果他的交通違規記分未達到12分，而他又繳清了被處罰的罰款(其前提必定是他被告知了交通違法事實和應繳納的罰款數額)，那么他的記分就要被清零;但如果他被告知了交通違法事實和所應繳納的罰款數額，而他又沒有在記分周期結束的時候繳清所應繳納的罰款，那么他應繳納的罰款數額和被記的記分都要轉入到他的下一個記分周期。由此可見，一個機動車駕駛人的記分周期就是他(或她)的交通違章處罰周期;一個機動車駕駛人的記分周期的結束日就是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告知該機動車駕駛人交通違法記錄和應繳納罰款的法律上的極限時限日。超過這個法定的時限，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必須作廢。把這個法定的處罰時限應用到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就是，由于第一被上訴人沒有在上訴人的記分周期截止日即2016年12月25日以前或當日將其在2016年12月19日以前作出的對上訴人的行政處罰決定告知上訴人，因此，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作廢。

　　第一被上訴人和第二被上訴人在第一被上訴人的行政處罰決定已經作廢、已經失去法律效力的情況下堅持保留和維持它顯然是濫用執法權的違法行為。

　　從上訴人以上對《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的內容所作的中肯且透徹的分析可以看出，吳勇勝審判員對《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規定的內容的解讀是完全錯誤的，甚至可以說是別有用心的。既然如此，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二十條的規定不能成為吳勇勝審判員認定第一被上訴人超處罰時限保留和維持其對上訴人的行政處罰決定在程序上合法的依據。

　　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的第7頁所引用的《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四十二條規定顯然不適用于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的情形，因為《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四十二條規定的程序是對交通違法行為人的交通違法行為的現場處罰程序，而窗口交警打印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早已作出的處罰決定并不是在交通違法現場執法，時間相隔兩個月。要想使窗口交警于2017年2月17日打印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早已作出的處罰決定合法，第一被上訴人就必須在2016年12月22日以前或最晚在2016年12月26日之前 “通過郵寄、發送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方式”告知上訴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第一被上訴人玩忽職守，沒有在法定的時限內這樣做。因此，被窗口交警于2017年2月17日打印出的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早已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是違法的。

　　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的第7頁所引用的《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四十九條規定也不適用于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的情形，因為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按照一般程序處理的交通違法行為是比較嚴重的交通違法行為，而上訴人在沒有影響交通安全的情況下駕車逾壓交通路口白實線屬于輕微的交通違法行為。

　　吳勇勝審判員在《行政判決書》的第7頁所引用的《交通違法處理程序》第五十條規定同樣不適用于第一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的情形，因為第一被上訴人玩忽職守，沒有在法定的時限內告知上訴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因而上訴人不存在不及時“到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接受處理”的問題。

　　綜上所述，《交通違法處理程序》中的任何一條規定都沒有為吳勇勝審判員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提供依據。

　　嚴格地說，《交通違法處理程序》并不是法律，不能成為法院引以判案的法律依據。如果《交通違法處理程序》中有任何與《交安法》、《行政處罰法》和《交安法實施條例》不相符或不一致的內容，這些內容，根據《行訴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都必須被糾正。

　　吳勇勝審判員對上訴人的訴訟請求的駁回完全違背了《交安法》第八十七條第一款、《行政處罰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一條和《交安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九十九條的規定。

　　因此，上訴人請求市中院根據《行訴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二項關于“人民法院審理上訴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二)原判決、裁定認定事實錯誤或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依法改判、撤銷或者變更”的規定，判令吳勇勝審判員作出的《行政判決書》認定事實錯誤和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因而被撤消。

　　根據上訴人以上陳述的上訴理由，上訴人請求市中院：依法改判第一被上訴人的420xx0-1448851620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違法，因而被撤消;依法改判第二被上訴人的(《行政復議決定書》武公交復決字[2017]033號)違法，因而被撤消。

　　此致

　　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

　　周XX

　　2017年5月17日

　　附：

　　本行政上訴狀副本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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