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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的由來介紹
“普通話”這個名稱，是清朝末年“切音字運動”的積極分子朱文熊提出的。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普通話的由來介紹，歡迎閱讀。
普通話的由來
民族共同語是民族內部共同用來交際的語言，是識別一個獨立民族的主要標志之一。
漢民族共同語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時期就產生了。
當時的民族共同語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黃河流域，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語言就是雅言。
漢代的民族共同語叫“通語”。
唐宋時期，人們寫文章、作詩詞非常注意使用“正音”(國家頒布的讀音)。
明清時期的漢民族共同語叫“官話”。
民國時期漢民族共同語叫“國語”。
新中國成立后的漢民族共同語叫“普通話”。
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這是在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上確定的。
它作為我們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
一方面，作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話，數百年來作為官府的通用語言傳播到了全國各地，而發展成為“官話";另一方面，“白話文運動”以后，作家們自覺地用普通話寫作，涌現出一大批作為普通話書面語規范的典范作品。
“國語運動”又在口語方面增強了北京話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語音成為全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
北方方言區自身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和人口優勢等客觀條件奠定了普通話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地位。
普通話名字的由來
普通話由來中名字的來歷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普通話”這個名稱，是清朝末年“切音字運動”的積極分子朱文熊提出的。
他在1926年寫了一本叫《江蘇新字母》的書，把漢語分成三類，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話。
他還注明：普通話是“各省通用之話”。
當時人們又稱“普通話”為“藍青官話”。
元明清以來，北京一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各地赴京應考、做官、經商的人很多，天長日久，他們也學會了普通話，但他們的北京話，卻有多少雜有地方口音，人們就用“藍青”比喻它(“藍青”比喻不純粹)。
開始，這種話只能在官場使用，所以稱“官話”。
后來，會說官話的人越來越多，稱官話不合適了，民國初年又有了一個新名：國語。
“國語”名稱行不通。
在普通話由來的歷史中瞿秋白就反對過。
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關心漢字改革工作，不僅使“普通話”有了嚴格的內涵與規范(即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而且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文字改革的一項任務。
普通話定義的由來
普通話的由來與這些學者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
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
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系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
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 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
普通話的由來歷史中下的定義：“各省通行之話。
”上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于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
“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
“普通話”的定義，解放以前的幾十年一直是不明確的，也存在不同看法。
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期間，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正式定為“普通話”，并同時確定了它的定義，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
1955年10 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范化而努力》的社論，文中提到：“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把普通話的定義增補為“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范”。
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使得普通話的定義更為科學、更為周密了。
關于普通話的由來時間和地點介紹
所謂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7年開始規定并提倡的。
古代人也會說普通話，不過，那個時候不叫普通話，而叫官話。
所謂普通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7年開始規定并提倡的。
原來，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并沒有一個普通話的定義。
不過各個朝代，也都有自己的官話，也就是那個朝代的“普通話”。
中國傳統的經濟方式是農業，農民安土重遷，不肯輕易背井離鄉;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是宗族，人們聚族而居，“死徙無出鄉”。
在家鄉生活只須講方言就行，即使當個村長鄉官，也只要用方言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人被推薦選拔或考取進士到朝廷去做官，那末用方言就無法與人交談了，那就必須學說官話。
關于普通話的由來這是最初的影響因素之一。
方言的分歧就是因為人群受到地理的阻隔而形成的。
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因為地勢平坦，東西部交往比較方便且又頻繁，所以整個北方雖有方言的分歧，但仍然可以歸為一個系統，即北方話系統，而江南地形復雜，山嶺河流造成的隔閡比北方要大得多，所以可以劃分為吳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和客家話六個方言區。
官話是官場上講的話，朝廷設在哪里、皇帝講哪種方言，那種方言就成了官話。
中國古代的都城，周秦漢唐主要是在長安(西安)，東漢魏晉遷到洛陽，所以，長期以來黃河流域的方言便成了通行全國的語言(注:由于歷史原因,當代北方話與古代北方的有很大差別.或者可以說，古代北方話與當代南方話更接近如粵語，吳語等)。
東晉南朝遷都建康(南京)，大量北方人移居江南，不僅把寧鎮一帶的方言改造成為屬于北方話系統的下江官話，而且洛陽方言也成為當時朝廷上的工作語言，南方士人入朝為官無不爭相學之。
河南方言對官話的影響極其深刻，直至后來徽班進京形成京劇后，京劇的道白仍用中州韻而不用北京話，只有丑角才講京片子，即北京方言。
南宋遷都臨安(杭州)，大批官員和士兵涌入杭州，把杭州話改造成為一種以吳語腔說北方話的特殊的方言，使杭州成為吳語區中的一個官話島。
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為都城，于是北京話又成為當官必須通曉的語言，以至于現在我們的普通話也成為既不同于河南話、又不同于北京話，而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語音的一種語言。
普通話的歷史
“普通話”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系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焙髞眦那锇椎纫苍岢觥捌胀ㄔ挕钡恼f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任務，決不止于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話的文腔。”“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應當是習慣上中國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現代‘人話’的，多音節的，有結尾的……”并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并鞏固下來。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呼，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官方用語、首都官話）——無論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都是語言方言眾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于人們廣泛交流。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歷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區別于首都胡同音）。要區別三個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前后歷時八百多年。由于經濟政治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話作為官方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為“官話”，“官話”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共同語”；另一方面，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這樣，北京話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方話語音為基礎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清晰、明確）。以灤平話為主要標準——灤平是北方話的推行區、記錄區。
普通話是規范化的，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普通話的推行與方言的使用是和諧共存的關系。推廣普通話并不意味著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既不以消滅方言為目標，也不以消滅方言為手段。我們不能把普通話和方言簡單地對立起來，兩者的功能和地位不同，處在不完全相同的時空之中。任何一種方言都有它的穩固性和不可替代的實用性。在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時期，方言之間過去所有的那種明顯的界限會逐漸淡化，方言的力量必然會削弱。
新時代，新形勢，推普工作也要邁向新高度。我國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是提高全國人民科學文化水平的一項基本語言國策，也是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舉措之一。黨的十八大以后，建設文化強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
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中國的鄉村振興進入新征程。語言文字在教育脫貧攻堅中已經發揮基礎性作用，到2020年，在全國范圍內已經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平均達到80%。
接下來，普通話作為我國的國家通用語言，依然是語言助力鄉村振興的主體與核心，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途徑，是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基礎支撐，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舉措，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歷程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了《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82年，“推廣普通話”更是被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98年，經過國務院批準，每年9月的第三周，被確定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2000年，我國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確定普通話為國家的通用語言。
從推普”工作的歷史脈絡可以清楚地看出，推行國家通用的語言文字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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