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花》西部電影的文化生態建構論文

　　一

　　在新時期社會轉型的復雜語境中，如何以一個觀察者的客觀角度審視并認同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成為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

　　哈薩克族電影《鮮花》或許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有深刻的本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敘述文本。影片通過哈薩克族女阿肯(意為歌手)鮮花的視角，以唯美詩化、純真鮮活的鏡頭語言，傾情述說了哈薩克游牧民族質樸的愛情與親情 ：伴隨著悠揚動人的哈薩克民謠《藍色的河》，主人公鮮花誕生于盛大的哈薩克草原上舉行的阿依特斯大會(“睡搖籃”段落)。爺爺罹世，失聲五年的鮮花第一次唱出阿依特斯主調(“挽歌”段落)。與卡德爾汗的兩次謊言歌交鋒，無疑是主人公生命之花的激情綻放(“謊言歌”段落)。離開要帶她走出草原的初戀男友卡德爾汗，嫁給老實本分的蘇力坦，只為眷戀深愛的阿依特斯和大草原(“哭嫁歌”段落)。丈夫蘇力坦遇難，卻為鮮花留下了遺腹子，這給鮮花帶來了新的希望，鮮花也成為阿依特斯文化遺產的傳承者(“無聲”段落)……

　　影片既非奇異愛情加上異域色彩的驚險片樣式，也不是民族記憶裹挾入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更非庸俗的時尚民族敘事思維，而是以邊疆少數民族的原生態文化風俗禮儀為景觀，娓娓道出一個邊緣少數民族的自我心聲。全片大量采用哈薩克語唱段，所有演員也均為哈薩克本民族演員，而且女主人公鮮花的扮演者茹扎為非職業演員。在資本博弈與文化競爭的后現代社會中，如此做法無疑大膽而冒險。這樣的文化自覺與敘事意圖摒棄了“概念化主旋律”的傳統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模式，在抒情悠揚的歌聲中傾訴著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意識。

　　影片中，主人公鮮花原本執意要嫁給一個像自己一樣的阿肯卡德爾汗。卡德爾汗在對唱中贏得了鮮花的芳心，卻因為身上流露出過多的“現代意識”而無法迎娶堅守民族傳統的鮮花，深刻揭橥了哈薩克原生態文化與現代文化沖突的內在困頓。阿依特斯傳人卡德爾汗和伙伴們平時模仿收聽的歌曲，是美國巨星邁克爾約翰遜的搖滾歌曲。“與一群哈薩克小伙在春天的林地里策馬嬉戲、優美的慢動作鏡頭中，小伙子們如同古爾邦節上玩弄叼羊一樣，瀟灑地拋擲著收錄機，而機子里放著的正是杰克遜的《真棒》。因為在城市參加演出和錄制歌帶，卡德爾汗錯過了與鮮花在古爾邦節上對歌定情。他身上穿著時裝，頭上卻戴著哈薩克民族的帽子。”《鮮花》的電影敘事意圖冷靜清晰，一方面克制地保持與現代生活的“時代之籬”，一方面充分調取大量哈薩克民族文化符號 ：哈薩克草原的旖旎風光、阿依特斯大會、哈薩克民族的婚喪嫁娶。影片試圖成功融匯時空觀念與生存哲學等諸多抽象命題，“既是作為‘消費性’的視覺元素吸引觀者進入文本內部，也是引導、開啟觀者去解碼故事內蘊的某些普遍性價值觀與生存哲學的‘生產性’策略”。

　　由是觀之，造就一部優秀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需要有尊重他者的適當攝影間距，而認同一部少數民族題材電影，更需要有效融入其宗教人文情懷。《鮮花》值得借鑒之處，正在于其秉持本民族文化主體性敘述的文化生態建構，成功書寫哈薩克族裔信仰、氏族、家庭混雜結構的普世價值。

　　二

　　《鮮花》的鏡頭語言自然舒展，充溢原生態美學魅力。影片以哈薩克文化遺產“阿依特斯”為敘事背景，娓娓講述哈薩克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活和綿延流逝的生命哲學。作為新疆天山電影制片廠一級導演，西爾扎提拍攝過家喻戶曉的《吐魯番情歌》、《買買提的2008》。此次執導《鮮花》，西爾扎提率領主創團隊深入新疆伊犁州直、阿勒泰、塔城等地選景，廣泛采訪阿依特斯專家學者，最終將冬季拍攝場地選在具有“世界上最美麗村莊”美譽的布爾津縣禾木喀納斯蒙古族鄉。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冰雪世界、迤邐草原、壯美山川盡收眼底。哈薩克民謠《藍色的河》在鮮花、爺爺和學生的口中反復詠唱，在推進劇情的同時，有效闡釋了影片情節主旨。這部“中國哈薩克版《音樂之聲》”的旋律動人心弦，讓觀眾仿佛置身“生活如歌、歌即生活”的西域哈薩克草原，“《鮮花》通過自覺的嘗試，以其對哈薩克民俗文化的獨特理解以及對這片草原上生存的哈薩克人生命意識的獨特呈現，超越了此前拍攝的哈薩克族背景和題材的作品，成為一部獨具特色的表現哈薩克族文化生態及其民族文化心理的故事影片”。以往的少數民族題材電影中，歌舞風光往往成為外在的民族文化符號，抑或裹挾入新中國革命敘事的國家話語，抑或屈從于新時期國產電影的商業壓力，難以具備獨立的文化自覺。不言自明，作為一種西部電影的文化生態建構，彰顯本民族文化自覺與生存哲學精神，《鮮花》無疑是值得研究的重要文本。

　　三

　　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與演進路徑與當地生態環境密切相連，當西方物質文明來勢洶洶，伴隨著對自然資源的功利主義掠奪和對生態環境的無情破壞，少數民族文化景觀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鮮花》以原生態的影像譜寫哈薩克游牧民族的“生命之歌”，融自然風情、深邃情感和生存哲學于一體，為我們有效建構西部電影文化生態提供了一種思考路徑。

　　作為“新西部電影”的一種，《鮮花》或可稱為“新民族電影”。這類電影大多“不約而同地采用民族語言、內向視角、風情敘事和詩意策略，并力圖以此進入特定民族的記憶源頭和情感深處，尋找其生存延續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基因，直陳其無以化解的歷史苦難和現實困境，抒發其面向都市文明和不古人心所滋生的懷舊、鄉愁和離緒”。以《鮮花》為代表的“新民族電影”，其敘述洋溢著濃郁的宗教文化氣息，保持著對“本真民族文化心理”的審美敬畏。恰是這種尊重克制的審美距離，消弭了“漢族中心主義”和“東部中心視野”的民族電影觀念，西部不復為漢族視野里的影像奇觀，而是產生出其本身應具有的多義性文本空間。影片所呈現的西部空間(哈薩克氈房、哈薩克民族舞蹈黑走馬、令人如癡如醉的冬不拉琴聲)，一如其他“西部新民族電影”，“在雪域的高原、無邊的草場與蔥蘢的竹海之間，顯隱著獵獵飄揚的經幡、炊煙繚繞的蒙古包與古老寧靜的村寨，回蕩著虔誠的誦經聲、悠揚舒緩的長調與如醉如癡的木鼓舞，再加上沉默如山的信眾、寬厚慈祥的母親與充滿渴望的心靈，仿佛令人觸摸到了特定民族的精神之魂、文化之根”。由是觀之，直視西部民族生存困境、與中國西部多語種的電影受眾建立密切關聯、以豐富的文化景觀為主要表達對象，方為中國西部電影生態系統構建的切實之途。

　　《鮮花》導演西爾扎提自言 ：“拍攝一部電影應該有其價值，中國電影市場需要這種挖掘優秀民族文化的影片，而‘阿依特斯’這種藝術形式，經過幾千年的傳承，很有必要深入挖掘。阿肯知識豐富、感情充沛、文思敏捷，他們憑一只冬不拉和嘹亮的歌喉，以無比的智慧，即興隨口編唱歌曲，這在別的民族非常少見，我希望能通過自己的方式讓其他民族通過電影了解這個民族文化的傳承，增進民族文化間的交流與溝通。五月份正是鮮花盛開的季節，更恰逢‘民族團結月’，我們選擇這個時候讓民族的《鮮花》‘開’遍全國，各族人民共譜‘民族和諧曲’。”《鮮花》一反民族文化景觀的“童話敘述”，正視生存困境，正視個體生命的痛楚掙扎，正視哈薩克族群乃至全人類的生命苦澀，最終抵達“現實彼岸”，建構出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主題呈現，很容易喚起觀者的情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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