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精選9篇）

　　在學習和工作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論文吧，論文是描述學術研究成果進行學術交流的一種工具。你所見過的論文是什么樣的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1

　　【摘要】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唯物史觀是一般形態的歷史哲學，剩余價值理論是資本主義這一特殊歷史形態的歷史哲學，它們相伴而生，唯物史觀對剩余價值理論的發現有指導作用，剩余價值理論又證明了一般形態的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又從各自的角度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

　　【關鍵詞】

　　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社會主義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部分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

　　可是，我們也同樣知道，馬克思的偉大成果不是他一個人的貢獻，他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繼承;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對費爾巴哈的批判繼承。

　　真正屬于馬克思的偉大發現則是他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這兩者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現實。

　　我們不能機械地把兩者截然分開，實際上，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創立，是一個歷史過程，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兩者是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互相促進、互相補充和互相滲透的。

　　具體來看，歷史唯物主義屬于一般形態的歷史哲學，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的一種假設。

　　然而剩余價值理論卻把一般形態的唯物史觀作為自己的哲學方法論，在這種哲學方法論指導下的經濟學研究最終得出的結論則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固有矛盾性和它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也就是說這個結論是對唯物史觀的證明。

　　一、唯物史觀是對人類社會歷史一般規律的揭示

　　是假設唯物史觀的形成，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第一，1843年馬克思寫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的階段，在這篇手稿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觀點;第二，1844年馬克思寫作《經濟學哲學手稿》，在這篇手稿中提出了社會生產方式決定政治上層建筑諸因素和社會意識各種形式的觀點;第三，1845年到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合寫《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階段，第一次闡明了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另外，在后來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之中，馬克思又對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內容及其體系作了最全面、最系統、最經典概述。

　　至此，歷史唯物主義徹底形成。

　　歷史唯物主義雖然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和基本的發展方向，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基本上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

　　同時也指出了社會發展的各階段的動力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內在矛盾。

　　這里當然也包括了資本主義社會，并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存在而必定會被社會主義取代的命運。

　　然而，單純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卻不能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根源，也就是說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發生。

　　所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只是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只是一個假設，并沒有對各階段的，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提供一個根源性的解釋。

　　二、剩余價值學說是對唯物史觀的具體證明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不了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的根源。

　　而馬克思的另外一個偉大發明――剩余價值學說做到了這一點。

　　剩余價值學說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和勞動的二重性基礎上的，馬克思把人的勞動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兩個部分，必要勞動生產的是維持工人自己及其家人基本生活的價值，剩余勞動生產的則是剩余價值，這部分剩余價值是超出工人的正常工作時間外所生產的價值，這些剩余價值雖然由工人生產，卻完全被資本家無償占有。

　　由于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動力和迫于競爭的外在壓力，資本家開始進行資本積累，也就是就是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進行社會在生產，或者說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

　　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越來越有社會性.另一方面，資本愈來愈集中于少數資本家手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完全服從于資本家追逐剩余價值的目的。

　　這樣，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并且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直接表現為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有計劃性和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有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即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

　　這兩個矛盾激化，必然引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爆發。

　　這成為了資本主義為自己所挖掘的墳墓，即由于經濟危機的存在，資本主義必將滅亡。

　　這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不謀而合，也就從邏輯上證明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三、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

　　空想社會主義者由于其歷史唯心觀，看不到無產階級及其他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把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寄托在個別“天才人物”身上，甚至乞求統治者發善心來幫助其實現社會主義。

　　這種‘社會主義”只陷入純粹的空想中。

　　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而不是人們或某個“天才”“理性”活動的結果，從而使社會主義建立在現實的基拙上，揭示了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從而找到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途徑。

　　唯物史觀同時揭示了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

　　社會主義事業是千百萬群眾的事業，如果沒有無產階級這一先進生產力代表的領導，不宣傳群眾、組織群眾，不發揮、不依靠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

　　因此，由于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是人民群眾，而不是所謂的“天才人物”，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

　　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隱藏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由、民主、平等偽善面具下的真正面目，即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只是工人付出的勞動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工人在工廠的絕大部分勞動是沒有任何報酬的，所生產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

　　剩余價值的發現讓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平等”面具下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其剝削實質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沒有什么兩樣，只是形式更加隱蔽。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資本主義社會里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勢必會引起無產階級的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終究也逃不過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一樣的被推翻和取代的命運。

　　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表明，只要還存在剝削的社會，就必定會滅亡。

　　當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一旦強大起來，終究會消滅資產階級，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建立一個真正能實現人人平等的，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

　　所以說，剩余價值學說的創立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

　　綜上可以看出，在馬克思理論自身的發展完善過程中，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是相伴而生的。

　　唯物史觀揭示一般規律，是假設;剩余價值學說則是對唯物史觀的具體證明，兩者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2

　　摘要：

　　唯物史觀是一般形態的歷史哲學，剩余價值理論是資本主義這一特殊社會形態的特殊規律。唯物史觀對剩余價值理論的發現有指導作用，剩余價值理論又確證了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從各自的角度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

　　關鍵詞：

　　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理論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大發現，由于這兩大發現使得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整體中，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

　　一、唯物史觀指導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發展、豐富、證明了唯物史觀

　　剩余價值理論是對特殊的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經濟分析和批判，剩余價值理論把一般形態的唯物史觀作為自己的哲學方法論。

　　通過剩余價值理論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它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證明了唯物史觀的科學性、正確性。

　　首先，唯物史觀指導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

　　唯物史觀的發現、發展是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分不開的。

　　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遇到了要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

　　為了解決這個“苦惱的疑問”，在克羅茨納赫，馬克思對歐洲國家真實的社會歷史進行了研究考察。

　　在這一研究過程中，馬克思發現物質利益、財產關系是整個社會歷史的真正基礎這個事實。

　　最后，馬克思接受了一般唯物主義原則，并開始否定和解構他原來的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

　　從1845年開始，馬克思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第二次經濟學研究。

　　這次研究的成果，就是馬克思說的：“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⑴的唯物史觀，也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的誕生。

　　我國學者張一兵教授對這一發現進行了界定，他說：“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第二次轉變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革命，即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⑵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并論證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并指出生產方式在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

　　新世界觀的創立，不僅完成了哲學和歷史觀的根本變革，而且用真正科學的研究方法武裝了政治經濟學，給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成為進一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把作為“總的結果”的歷史哲學進一步應用于后來的經濟學研究，將其作為哲學方法論，完成了對傳統經濟學的批判和《資本論》的著述。

　　即馬克思說的“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

　　這個指導研究工作的過程就是唯物史觀的運用和具體化，這一運用和具體化是一個逐漸深入發展的過程。

　　在《l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已經開始克服傳統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表面描述，開始通過現象揭露資本主義的經濟本質，這種經濟本質就是通過經濟范疇所揭示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

　　不足的是這時馬克思還沒有為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建立起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中發展出剩余價值理論。

　　直至《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徹底地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方法論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認為政治經濟學不僅要研究經濟學的范疇和原理，還要研究經濟學的哲學方法論.為此必須把研究領域擴展到哲學。

　　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就以蒲魯東為代表，批判了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方法論，從而為政治經濟學注入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

　　這一科學研究的過程，我國學者張一兵教授認為是“馬克思哲學思想的第三次轉變”，它“不是異質性”的，“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本身的進一步深入”。

　　“這種轉變基于馬克思的第三次經濟學研究，它從《哲學的貧困》開始發生，經過《1850—1853年倫敦筆記》的中途跋涉，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基本完成。”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的第二個偉大發現——剩余價值理論的創立就是這次轉變的成果。

　　⑶就是說，馬克思把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研究方法運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同時把唯物史觀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狹義歷史唯物主義階段。

　　從此，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就密不可分了，共同成為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武器。

　　其次，剩余價值理論發展、豐富、證明了唯物史觀。

　　馬克思在闡述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時說：“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后必須在國家生活的范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⑷

　　但是，把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社會生活的一般過程歸結為它們的共同的基礎——社會物質生產過程，這只是提供了一種正確的解釋方式，還不是科學的證明。

　　科學的證明則應當是把次序倒過來，從各該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引出全部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一般社會生活的內容和形式。

　　所以，馬克思并沒有停留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上，而是在繼續進行深入地經濟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它進行了運用、發展、檢驗和證明。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首次提出了剩余價值學說的基本原理。

　　也使歷史唯物主義更加豐富、具體，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即狹義歷史唯物主義階段。

　　一直到《資本論》，馬克思運用剩余價值理論對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生產方式進行了深入、系統、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發展規律。

　　同時，這也是以剩余價值理論為基礎運用唯物史觀的過程，而唯物史觀在運用中得到了檢驗、證明。

　　《資本論》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不是僅僅通過分析來揭示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而是從最簡單的經濟關系出發，一步一步地引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生活內容，直到它的最抽象的思想形式。

　　因此，列寧說：“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⑸

　　唯物史觀的發現離不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

　　而馬克思一經發現唯物史觀，就將它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用于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從而發現了剩余價值規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解剖。

　　同時，唯物史觀本身也在政治經濟學的深入研究、剩余價值規律的發現及其對資本主義生產的解剖中得到了發展、檢驗、證明。

　　二、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

　　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才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

　　(一)唯物史觀對共產主義必然性的論證

　　馬克思認為，人的需要推動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是社會發展中最活躍最能動的因素，而生產關系卻是相對穩定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種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⑹社會的歷史本質上是人的歷史。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必然表現為人的歷史活動。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

　　那些處在社會下層占人口多數的被壓迫被奴役的革命階級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他們追求自身利益的革命實踐直接推動了社會的發展。

　　在馬克思那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與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統一的，因為一定的生產力總是與一定的勞動階級相聯系，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就是階級之間的社會關系的矛盾，必然表現為階級斗爭。

　　馬克思認為，階級斗爭不只表現在經濟上，也表現在思想和政治領域。

　　階級斗爭將發展為全面的社會革命，推動歷史前進。

　　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矛盾。

　　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關系越來越不能容納生產力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生存現狀要求必須變革現存社會關系，徹底廢除私有制，才能使全人類獲得解放，從而使自己獲得解放。

　　由于歷史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資本主義必然會被共產主義代替。

　　這樣，馬克思就用他的唯物史觀論證了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二)剩余價值理論從現實性方面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

　　唯物史觀的確立為馬克思進一步考察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種對資本主義的考察、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結果就是剩余價值理論的發現。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理論，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了深入、具體的分析批判，指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和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這個實現條件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無產階級的解放;二是社會化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這樣，對共產主義的論證就與社會現實結合起來，使共產主義成為現實社會向前發展的必然產物。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分析了無產階級非人的生活狀況，并據此把無產階級看作實現人類解放的現實的物質力量。

　　在這時期其它文本中，馬克思多次分析了無產階級非人的生存狀況，指出無產階級解放自己從而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

　　唯物史觀創立以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全面分析了無產階級受剝削、奴役的經濟地位。

　　在以后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他花費大量的精力尋求和論證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主要成果體現在《資本論》中。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一切財富都是工人階級的勞動創造的。

　　資本的本質就是榨取工人階級的剩余價值，資本積累不過是用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再去工人那里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積累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工人階級貧困的積累。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本質到現象把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對立赤裸裸揭示出來，得出無產階級將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結論，不僅指出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也預見了共產主義的實現道路。

　　馬克思指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因此共產主義的實現除了無產階級革命，還決定于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

　　馬克思認為，歷史上一切革命力量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社會的基礎，一要看生產力，二要看革命的群眾，這是導致社會變革的兩方面的物質因素。

　　自從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以后，馬克思正是從生產力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以及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歷史使命這兩個方面探討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的。

　　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與這種社會性的生產力相適應，生產資料也必須是社會性的，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卻被資產階級私人占有，因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可避免地發生矛盾。

　　生產力越發展，社會化程度越高，就越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就越激烈。

　　隨著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必然要求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廢除私有制。

　　另外，現代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提供了條件，但資本主義私有制卻限制了人的這種發展。

　　資產主義把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發展以及一切社會領域的發展都局限于資產階級自私的眼界、要求和自己階級的限度內。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也加強了，就形成了壟斷。

　　資本的壟斷、生產資料的集中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生產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

　　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必將使資本主義走向滅亡，代之以共產主義。

　　可見，資本主義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為共產主義準備了物質基礎;無產階級受剝削的經濟地位必然使其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綜上所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馬克思理論發展完善的原初背景。

　　馬克思在發現了初步的唯物史觀之后，又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一步探索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律，發現了剩余價值理論。

　　資本主義這一特殊歷史形態的規律是對一般唯物史觀的證明。

　　通過一般形態的唯物史觀，馬克思證明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而從現實性上說，資本主義這一特殊歷史形態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即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也必將使資本主義走向滅亡，代之以共產主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頁

　　[2]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

　　[3]參見張一兵.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頁

　　[4]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頁

　　[5]《列寧選集》第1卷第10頁[M].

　　[6]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M].《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頁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3

　　20xx年4月2326日，由《哲學研究》、《哲學動態》編輯部和南開大學哲學系共同舉辦的“第七屆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論壇”在天津舉行，以下就是由為您提供的淺析唯物史觀。

　　與會學者六十余人圍繞“唯物史觀與政治哲學”這一中心議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現將會議中呈現的各種新觀點、新見解評述如下。

　　以“唯物史觀”為焦點的論爭是歷史的延續

　　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以“唯物史觀”為焦點的一系列論爭是歷史的延續，圍繞對“唯物史觀”的闡釋和理解、逐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深入研究始終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傳播和發展的整個過程。

　　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景源研究員指出“唯物史觀”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重點，更是難點。他認為，回顧學術史，以信仰唯物史觀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徹底把握了唯物史觀的理論本質;認定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也不等于會用它來正確分析事物和問題;口頭上宣傳唯物史觀，實際上可能還固守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釋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認歷史唯物主義，但不了解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合理形態的辯證法。揭示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關唯物史觀的認識，對我們今天準確理解“唯物史觀”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參考價值。

　　回到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早期，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波副教授指出，當時恰逢思想自由時期，因而招來方方面面的批評。一開始唯物史觀就沿著兩個向度展開：一是對唯物史觀本身的批評;二是對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適用性的批評。但是，針對各種批評，信奉唯物史觀的人們也做出了種種辯護。可貴的是，此時圍繞唯物史觀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評與辯護，已經蘊含著唯物史觀偏重物質因素、凸顯經濟的決定性、忽視倫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觀的時代局限等學理性問題。對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早期歷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紹，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也有助于對唯物史觀的'進一步研究。今天我們意欲對唯物史觀做出新的更為深入的闡釋，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源頭，盡可能地了解當時的總體情況和細枝末節，從而幫助我們對唯物史觀研究在當今中國的走勢做出審慎而清醒的判斷。

　　近些年來，“唯物史觀”已經在學界的爭論中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求是》雜志社李文閣對這一爭論的過程予以綜合考察，并進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歷史唯物主義在今天引起廣泛爭論的原因。他認為，對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而言，歷史唯物主義從來就不是什么“學問”，而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理論武器。這樣一種理論定位使得歷史唯物主義與現實和革命實踐緊密聯系起來，因而那些致力于無產階級解放的后來者就不能無視、越過這樣一種理論，必須根據時代進步“發展”之，根據形勢的變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見”、“偏見”，必然會有不同的認識和爭論。既然爭論在所難免，那么我們如何看待今天這場有關“唯物史觀”的爭論呢?李文閣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們有關唯物史觀的討論置于唯物史觀產生以來的歷史長河中、置于時代的巨大變遷中來考量。從19世紀末到今天，關于歷史唯物主義主要發生了四次大的爭論：第一次是列寧和葛蘭西、盧卡奇、科爾施等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與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之間的爭論;第二次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第二、三代代表人物與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教科書派的爭論;第三次是以法蘭克福學派和薩特為代表的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科學馬克思主義和以科亨為代表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爭論;第四次是在中國發生的在主張改革的反教條主義者與反對改革的教條主義者之間的爭論。前三次爭論是圍繞著“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這個問題展開的，在中國發生的第四次爭論則是圍繞著“中國的發展道路”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展開的。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4

　　編者按：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所在，列寧把它稱之為“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由此，過去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種混亂性和隨意性，被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無疑，隨著時代的前進，唯物史觀也要豐富和發展。發展首先要在堅持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則的前提下進行，不能重新回到被馬克思所消除了的以往歷史理論的主要缺點上去。倒退不是“創新”。唯物史觀又只能在將其基本原則運用到社會歷史實踐中去、運用它們來分析和解決人類所面對的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的過程中才能豐富和發展，而不能對它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當前，世界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正確地理解、闡釋和發展唯物史觀，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科學地分析現時代的本質和特征，揭示當今社會深刻的矛盾沖突及其根源，把握其發展規律和變化趨勢，認清我們的歷史地位和責任，已成為哲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這里發表王銳生同志的文章，希望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蔣大椿先生的論文《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2001年，以下簡稱“蔣文”)從關心馬克思主義史學未來命運的角度出發，評論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現狀，提出超越唯物史觀，另創新的歷史觀的任務。

　　蔣文在概述新時期史學思潮的現狀時說：“就史學思潮而言，唯物史觀的影響在下降，多種思潮競爭，史學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形成。這應當是我國史學發展并促成它繼續發展的征象。”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遇到了新的情況，面對著新的問題，這是人們熟知的，不只是發生在史學領域。究其原因，除了客觀環境的改變，當代唯物史觀研究不能說一點缺陷也沒有。哲學也應當在自己批判中發展。但是，我懷疑，唯物史觀真的到了“應當超越，必須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地步了嗎?拋棄唯物史觀，代之以蔣文的“唯物辯證的以實踐為基礎的系統史觀”就一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出路嗎?

　　本文作者并非以史學為專業，所以對于蔣文中關于史學思潮的評述不擬置喙。但對蔣文有關唯物史觀評價部分有若干困惑，擬求教于蔣先生。

　　一、代替唯物史觀的歷史觀“新”在哪里?

　　蔣文宣稱，“馬克思的歷史視域及其歷史洞察力，在我們時代是無法超越的，但唯物史觀卻是應當超越，必須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的。”對前一句話，我同意；對后一句話，我有異議。

　　在蔣文中，唯物史觀與傳統唯物史觀兩個提法并用，具有同一含義。眾所周知，馬克思所創立的歷史觀歷來被稱為唯物史觀(有時也稱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一詞來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序言中所說的：“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惟一的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49頁)

　　目前，世界上有人批評唯物史觀，但他們是把唯物史觀當作馬克思的歷史觀來批評的。他們不會在否定唯物史觀之后，再宣布確立一個與唯物史觀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因為他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除了唯物史觀外，不可能是別的東西。

　　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也有人批評唯物史觀中的這個或那個論點，并主張用某些新的內容來豐富、補充或發展它。但豐富和發展了的這個歷史觀仍然是唯物史觀――當然，可以稱之為當代的唯物史觀。

　　總之，蔣文把用來否定唯物史觀的那個歷史觀叫作“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這對我來說是很難理解的。

　　蔣文宣布：用來代替唯物史觀的那個歷史觀是具有如下特征的：(1)唯物辯證的；(2)以實踐為基礎的；(3)系統的。那么，讓我們來看一看，在原來被人們公認的唯物史觀諸特征中，是否有蔣文所列舉的這些新東西。

　　首先，在哲學史上，唯物主義是因唯物史觀的出現而第一次在社會歷史領域獲得了“唯物辯證”的特征的。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義是機械的、直觀的唯物主義。舊唯物主義恰恰因為不懂得辯證法而在社會歷史領域陷入唯心主義，因而完全沒有“唯物辯證”可言。只有在自然領域，它才堅持了世界的物質性。但舊唯物主義離開自然辯證法依然很遠。唯物史觀的出現首先是因為這種新唯物主義是辯證的，所以它才能夠把社會歷史領域中的唯心主義驅逐出去，實現了對社會生活的唯物主義解釋。正如恩格斯所說的，由于把“自覺的辯證法”“用于……歷史觀”的結果，就有了唯物史觀，即第一次有了對社會生活作出唯物辯證的解釋的哲學。

　　其次，只有真正的唯物史觀才是“以實踐為基礎的”。

　　說用來代替唯物史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新特點是“以實踐為基礎”，這等于說，原來的唯物史觀是排斥實踐的。這樣的“唯物史觀”當然是冒牌的。唯物史觀之所以能夠在社會歷史領域做到對事物作唯物辯證的分析，就是因為馬克思把實踐的觀點引入了社會歷史的研究。哲學家吳江認為：馬克思不是先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顛倒成為唯物辯證法，然后才把它運用于解釋社會生活。恰恰相反，“辯證法真正變成唯物主義的辯證法，是在唯物地闡發歷史發展的'原因和歷史本身的辯證法之后，是在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上確立科學的實踐觀之后”。“單純的邏輯改造不能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倒過來”。(吳江，第19頁)可見，這里的關鍵是有無實踐觀。舊唯物主義者依靠感性直觀去觀察人，所看到的只能是生物學的人、受本能支配的人。用這樣的抽象人和他的抽象人性解釋社會生活，當然只能陷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泥淖。社會是人的社會，而實踐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社會生活本來就是社會人的物質實踐活動所創造的。而人的社會本性也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才能形成、并不斷獲得新的素質。這就是人創造環境與環境創造人的辯證法。所以馬克思說，一切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離開實踐的觀點就不可能對社會生活做唯物的和辯證的解釋。以實踐為基礎的歷史觀只能是唯物史觀。

　　再次，唯物史觀并不排斥所謂系統論思想。唯物史觀歷來就把社會看作“社會有機體”，就是說，把社會看作一個系統。當馬克思應用唯物史觀去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系統的思想是十分明顯的。甚至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也承認，在《資本論》里可以找到系統論的思想萌芽。

　　既然如此，把“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建立在否定或超越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實在是很費解的。

　　二、到底是誰的缺陷?

　　同唯物史觀研究中的缺陷作斗爭是對的，在這一點上，我與蔣文有共識。問題在于，這些缺陷絕大部分是唯物史觀自身固有的，還是被人為地附加到唯物史觀上去的，是唯物史觀的被扭曲?換言之，缺陷的“賬”應當算到誰的身上?這是我的另一個困惑。

　　如果歸罪于唯物史觀，那就要像蔣文所主張的那樣否定它，如果不能歸罪于它，那就是另一種做法――恢復真正唯物史觀的本來面目。或者說，回到馬克思，并加以發展。

　　在人類思想史上，一種影響深遠的學說在后人傳承過程中，除了學說本身獲得新發展外，也會在特定情況下被人為地附加上背離學說本質的某些消極東西。這種情況在馬克思在世時就已經出現過。19世紀70年代末，法國的“馬克思派”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存在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對此馬克思說：“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8頁)在馬克思離開人世后，類似情況再次在前蘇聯的30年代出現。蔣文列舉的所謂“傳統唯物史觀”的缺陷，絕大部分都是來自前蘇聯占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前蘇聯也有一些有真知灼見的哲學家，但不為官方所重視)。該類文本是這樣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先于它出現的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歷史領域的推廣、運用。這種辯證唯物主義以物質本體論貫徹始終。所以作為它所推廣、運用的“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可避免地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有了距離。差異集中反映在如何對待實踐觀上。我們知道，在哲學中引入實踐觀是馬克思使以往哲學得到革命變革的關鍵所在。然而在蘇式哲學讀本(唯物史觀部分)中，實踐的觀點長期得不到充分體現。實踐的觀點只是被安排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中，作為認識的來源與檢驗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歷史是人們創造的，是人們的實踐創造的。然而在“歷史唯物論”中，實踐觀卻基本上消失了。其結果是：與實踐相聯系的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歷史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關系、人在歷史活動中的主體性的發揮等等問題都從哲學讀本中消失。難怪歷史學家對這種“傳統唯物史觀”感到失望了。眾所周知，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最初是來自前蘇聯的。加上長期革命與戰爭環境以及建國后多年的哲學對政治的緊密依附關系，哲學工作者的獨立思考空間極其狹小。這就使得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名義被附加到唯物史觀中去的消極的因素長期得不到清理。如果馬克思在九泉之下得知這種情況，他會像當年那樣憤然說：“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這就是導致人們把背離唯物史觀本質的缺陷歸罪于真正唯物史觀的主要原因。

　　不過，在20多年前，情況已經起了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新時期思想解放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環境有所寬松。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蔣文所說的“傳統唯物史觀”的內容，展開了一場清理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本質相背離的消極成分的論爭。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爭論開始，經歷80、90年代的無數次有關各種唯物史觀問題的激烈辨論，在一定意義上都可以看作是清理附加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種種缺陷的努力。比如說：

　　歷史唯物論是先于它出現的辯證唯物論在社會歷史領域推廣和運用的直接產物嗎?實踐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中處于什么地位?一般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物質與意識關系問題，是如何在社會歷史領域轉變成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問題――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關系問題的?對唯物史觀來說，實踐是它的本體嗎?實踐本體論、實踐唯物主義的提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接受的提法?當馬克思說：“……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

　　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時，他是否肯定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命題，并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承認實踐，就不能不承認歷史主體與客體、人的主體性發揮等主客體關系問題。而主體性問題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80―90年代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人的問題在唯物史觀中同樣是新時期的熱門問題：人性、人道主義、異化、人權等，還有熱衷于企業文化的企業家們也深感興趣的“以人為本或中心”的問題。與五種社會經濟形態模式爭論相關聯的歷史決定論與選擇的關系問題也是新時期的熱點。新時期不但重新提起人生哲學、思考人的價值，而且把價值論移植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提出歷史觀與價值觀的統一、一致的問題。此外，人們在改革開放的啟示下，重新發掘出馬克思的歷史觀中長期被埋沒的許多珍貴思想，如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都不能是地域性的，而必須是“世界歷史性的存在”。這難道不是今天人們不斷談論的全球化、全球意識的先聲嗎?而且，在新時期思想解放的鼓舞下，人們還大力拓寬唯物史觀的研究視域，把對生活方式、社會哲學、文化哲學、生存哲學等新問題的研究都納入唯物史觀研究課題之內。

　　以上這些長達20余年的討論不但使“傳統唯物史觀”的缺陷得到清理，同時也使它得到發展。過去20年唯物史觀所取得的進展，我認為大體上可以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實踐、人與價值。這不正是蔣文認為“傳統唯物史觀”缺乏的那些東西嗎?其實，在馬克思的文本中，這些在“傳統唯物史觀”中失去的內容人們都可以找到。所以過去的20年對唯物史觀來說，首先是回到馬克思，同時也有很多發展。如果不首先回到馬克思，發展是無從談起的。在當前，如果一個嚴肅的學者要評述唯物史觀，他就不能無視這20余年人們做過的回到馬克思和發展馬克思的工作。然而蔣文對唯物史觀的評述的出發點卻是停留在20多年前的那種嚴重背離了馬克思文本的所謂“傳統唯物史觀”，并把它當作真正的唯物史觀來批判。蔣文宣布：它從所有唯物史觀著作中所概括出的6條內容當是“涵括了唯物史觀的理論核心及其最基本原理”。我敢斷定，蔣文所說的“所有”，肯定不包括有關最近20年的論爭內容的著作。俗話說，隔行如隔山。要求一位史學家十分熟悉哲學界的論爭，也許是苛求。但在他著手評論另一個領域的學術時，是否應當大體上了解一下那里的基本狀況呢?

　　三、可以商榷的問題

　　蔣文要求超越唯物史觀，也并非完全由于對近期哲學界情況的生疏。從他對下面三個唯物史觀基本問題的批評來看，他確實與唯物史觀的基本立場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

　　1.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唯物史觀認為，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而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蔣文卻認為，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是普遍的。文章質疑說：“社會意識也可以超越社會存在，當條件具備時，會經過新的超越意識支配下的社會實踐而創造出新的社會存在。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意識也可以經過人們的社會實踐而決定社會存在。這種情況并非特例，而是相當普遍的。社會歷史進程中不斷創造出新事物，便是社會意識經過人的實踐而決定社會存在的明證。”“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一樣，都是普遍存在的。由上所述，傳統唯物史觀對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及其關系這個被唯物史觀稱為的‘基本問題’、‘根本觀點’，顯然存在著嚴重的理論缺陷。”這個批評是對的嗎?不對。

　　蔣文的論證是把社會本體論上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與認識論關于“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而且創造客觀世界”(列寧語)相混淆了。在社會領域中，行動著的人都是有意識、有目的的。行動的結果往往在人開始行動之時以及整個行動過程中，就以觀念的形式呈現在他的頭腦中，并作為意志支配著他的行動。創新的事物(存在)往往以行為者的創新觀念為前提。但這個觀念的根源仍然是來自實踐、現實。因此反映客觀世界的人的意識又可以創造客觀世界的道理，并不能證明社會意識普遍地決定社會存在。就社會總體來說，作為一個有機體、系統的社會依然是受某種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支配的。承認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就必然否定歷史決定論。但是歷史決定論是不能否定的。因為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

　　社會生活雖然是由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所創造，但是社會生活的結果卻不是取決于哪個人的意志、目的，而是服從于一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統計決定論。正如恩格斯所說的：社會發展的最終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各種意志最后“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至于蔣文所說的單個人的創新意識的作用，恩格斯也沒有忽略：“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7頁)

　　不管蔣文怎樣宣布他的目的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只要他否定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就是從根本上拒絕馬克思在歷史觀上的貢獻。我們知道，馬克思在哲學史方面的偉大功績就是第一個在社會歷史領域使唯物主義獲得勝利。在他之前，唯物主義已經在自然領域確立起來，但是這種唯物主義一旦運用到社會歷史方面，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的陷阱。原因無非是：在這里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所以許多具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人往往在社會生活方面仍然認為：是某種觀念(人生而有之或上帝賦予的)決定社會的發展。馬克思卻認為，對歷史的唯物主義解釋從根本上說，就是承認社會意識的本原在于社會存在，換言之，是人們的社會實踐(社會存在)決定了人們的社會意識。近代社會的平等意識、競爭意識、人格獨立意識、個體和個性解放意識之所以成為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潮的主流，如果不是近代工業社會商品經濟占居統治和支配地位的產物，又是什么呢?有什么樣的社會生活實踐(社會存在)便會有什么樣的社會意識。誰能在沒有多少商品貨幣關系的古代社會里找出像近當代那樣的在社會生活中占居支配地位的市場經濟意識來?

　　2.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蔣文說：“以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個‘規律’來說，在人類歷史實際進程中就不存在，找不出任何一條歷史事實來支持這個規律的存在，因此它純粹是一種思辨的思維運動。”蔣文論證其觀點的方法是：把生產力歸結為經濟學意義上的生產要素，認為作為要素的勞動資料也好，勞動者也好，都不可能決定生產關系。蔣文的結論是：“沒有生產力要素以外的社會支配力量的實踐活動，生產力自身并不能決定出新的生產關系。”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可以從經濟學角度或哲學的角度來探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規律首先是歷史規律，屬于哲學范疇，蔣文卻偏要把生產力當作經濟過程的生產要素來分解開，然后分別論證作為“物”的勞動資料和作為“勞動力”的勞動者都不能決定生產關系。這哪里是在討論作為人的活動規律的歷史規律呢?

　　在唯物史觀看來，生產力并非單純是什么“物”的因素。生產力同生產關系一起，都是人的活動的不同方面(生產力表征人駕馭、支配自然的活動方面，而生產關系則表征在人駕馭自然的活動中所必須結成的人與人的關系即這種活動的實現所需要的社會形式)。與蔣文把生產力同人的實踐活動割裂開相反，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就是人的實踐活動的既得力量、以往活動的產物和實踐能力的結果。這種生產力的存在和進一步發展都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形式(生產關系)。而二者的相互作用則要通過人的利益這個環節來實現。舉例來說，在近代工業社會中，工業革命所創造的生產力體現在工業資本家階級運用與配置工業生產過程的種種資源的能力及其活動成果上。當然也體現在工業無產階級所掌握的生產技術和操作能力上。而這種性質和水平的生產力要求的社會形式，只能是近現代的、受市場機制所支配的、通過契約形式實現的雇傭勞動關系，而絕不可能是封建性的等級關系。后者不能滿足大工業生產的要求，從而使工業資產者得不到應有的最大限度利潤。它同樣不能滿足剛剛從封建領主莊園解放出來的農民獲得人身自由和法律上與雇主平等關系的需要。正是“利益之神”幫助生產力獲得了與它相適應的社會形式(生產關系)。在這里，資產者與無產者作為經濟范疇的人格化，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動著的個人，但是支配這些范疇的規律仍然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的客觀歷史規律”。

　　3.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問題。蔣文認為，這“是一種關于社會構成的帶有藝術性的形象說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發展的一個階段，現在應當結束其使命。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發展的新階段，我們應該代之以經得起推敲的嚴格的歷史概念和術語，對人類社會及其歷史包括其中的社會歷史環境，做出更加嚴密的科學的歷史的分析”。不錯，新階段的史學理論應當有更加嚴密的歷史概念和術語――我完全贊成這個意見。但是蔣文批評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概念不屬于“嚴格的歷史概念”、不能有助于“嚴密的科學的歷史分析”卻未免過于苛求了。因為在馬克思那里，這對概念的用處其實僅僅限于在經濟與非經濟領域(主要指政治與精神領域)之間貫徹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原則。而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藝術形象類比，也正是為了達到這個很簡單的目的――沒有經濟做基礎來支撐，觀念形態之類東西是難以為繼的。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極其簡單的道理：“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76頁)既然馬克思當初并沒有賦予它們以幫助歷史學家對具體歷史問題“做出更加嚴密的科學的歷史分析”的功能(如果有歷史學家拿它們來代替艱苦的嚴密的歷史分析，那是他本人的誤解)，所以現在也無須“結束其使命”。除非上述恩格斯所說的那個極其簡單的道理不再起作用了，那么我們就確實應當拋棄它們。但我認為不會如此。蔣文之所以主張廢除這對概念，其實是與他否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根本立場相關的。

　　蔣文說，“我當然不是否定歷史規律的存在，而是指出探求歷史規律應當改換思路亦即改變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方式。”如上所述，在對三個最基本的唯物史觀的規律作了徹底否定之后，蔣文的新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還能剩下什么歷史規律?

　　至于在探求歷史規律方面改換思路(改變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方式)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蔣文反對離開人的實踐活動來談論歷史規律是對的。但他不應該為此而把上述三個歷史規律同人的實踐活動看作是相互排斥的。

　　綜觀全文，我認為，蔣文的動機和出發點是想擺脫那種被教條主義的、極左思潮所扭曲的唯物史觀，扭轉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中影響日益下降的局面。這是應當肯定的。但是他在潑“洗澡水”的同時把“嬰兒”(真正的唯物史觀)也潑掉，就不對了。新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仍然只能是唯物史觀――與當代實踐緊密結合、根據當代的情況加以發展了的唯物史觀。

　　【參考文獻】

　　蔣大椿，2001年：《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載《歷史研究》第4期。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吳江，2001年：《社會主義前途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5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從分類上看，屬于思辨的歷史哲學，學界普遍認為在20世紀中葉思辨的歷史哲學在湯因比等人那里又得到了復興，但由于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理論背景的不同，它在許多方而己經超越了思辨的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在批判地繼承以往歷史哲學尤其是思辨的歷史哲學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主要內容包括:社會系統結構及其各部分之間的關系，社會發展動力，社會發展主體，社會進步與人的發展這四方而邏輯關系密切的問題形成其理論體系。那么，湯因比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之間的關系如何?本文將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批判湯因比思辨的歷史哲學基礎上，得出湯因比思辨的歷史哲學對唯物史觀的啟示。

　　一、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唯物史觀

　　馬克思、恩格斯的所創立的唯物史觀是在批判、吸收以往歷史哲學特別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思辨的歷史哲學和以蘭克為代表的實證主義的傳統史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唯物史觀誕生后便以其科學性和革命性征服了思想界。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社會是有機整體，經濟結構決定政治和文化結構。

　　構成社會有機體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即社會結構是探討人類社會的基礎和出發點，對社會結構的科學分析是馬克思、恩格斯形成唯物史觀的基礎和關鍵。眾所周知，馬克思曾對社會結構的各部分及其相互關系進行了明確的論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著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意識。

　　顯而易見，馬克思認為:從靜態社會之間關系的狀況來研究人類歷史。由此可見，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評價尺度經歷了從經濟標準轉換為以人的發展為標準，也正是由于研究視角的轉換，馬克思在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中提出了東方國家可以不經過使人痛苦、屈辱的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在借鑒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的基礎上，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其口的在于人的人格、價值和尊嚴不為資本主義貶損。由此可以推斷出: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從總體上看，體現出一幅向上發展的圖景，而人的發展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準。

　　二、湯因比思辨歷史哲學觀的批判

　　學界認為，思辨的歷史哲學始于維柯《1725年發表的餾了科學》，經伏爾泰、孔多塞、康德、赫爾德、黑格爾，直至斯賓格勒和湯因比。他們都力求探討歷史本體和本性問題，尋求歷史發展的規律、動力，歷史口的和意義、歷史統一性等問題，具有濃厚的形而上學的特性，被稱為歷史學的形而上學。在20世紀湯因比以《石史研究》為代表復興了思辨的歷史哲學，其思想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而:第一，社會文化結構(尤其是宗教)決定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在《瀝史研究》中湯因比通過對英國從古至今的大量歷史資料的研究得出如下結論:現在英國的政治文明、經濟文明己經擴展到了全世界，但是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文化所使用的區域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與英國最初形成的歷史時期所覆蓋的區域大體相當。因此，可以說基督教文化為經濟與政治的成長提供了文化沃土。據此，湯因比認為文明社會是由政治、經濟、文化三方而構成，文化是貫穿整個文明的主旋律，是文明中變化緩慢部分，它制約著政治和經濟。

　　而宗教是文化的本質和靈魂，是區分各種不同文明的基礎。顯而易見，湯因比的社會結構理論的得出方法是主觀的，即從整個文明社會中找出某一相對穩定的領域，然后以支配這一領域的某種精神為前提解釋整個社會結構，并確立彼此間的內在聯系，不僅如此湯因比的內容是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因為湯因比認為文化、宗教決定著文明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即社會意識、社會精神決定社會存在，這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以此為邏輯出發點，在解答社會發展動力問題時自然會得出文化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第二，文化是社會發展根本動力的文化決定論。

　　湯因比是運用挑戰與應戰理論來探討文明社會發展動力問題的.。當某種文明成功地對外在自然或人為的挑戰進行應戰后，這種文明就起源、生長和發展了，反之則走向衰落和解體。但綜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其他著作就會發現，如果把湯因比文明社會發展的動力只是歸結于挑戰和應戰理論，那只是理解了湯因比的文明形態史觀理論的表層，還沒有深刻地認識其理論本質。“我在深入了解神話和宗教的過程中發現了這一點，神話和宗教表明了創造，而創造則是我稱之為挑戰和迎戰之間發生的一場遭遇戰的結果”。

　　事實上，湯因比認為，只是那些具有普羅米修斯秉性的少數人才具有創新能力，這些有創造力的精英帶領沒有創造能力的群眾對文明社會所而臨各種挑戰進行成功的應戰，于是文明社會便成長發展起來了。當精英們創造力衰竭的時候，文明社會便走向衰落和解體“持續成長所依托的進程原本是充滿風險的。一個社會所擁有的那些創造性的領袖人才，為了帶動沒有創造性的群眾，就必須求助于社會`iJl}練’。當領袖們的創造靈感消失的時侯，這個‘機械設備’會轉過來反對它的操縱者。然后，我不得不解釋這種創造性消失的原因，我把它歸結為精神道德的敗壞”。從上述可知，湯因比所說的少數精英們的創造力是指他們能夠創造性地闡述時代發展需求的精神、思想觀念、道德倫理等文化體系;并且運用這些文化理論去引導和教育普通群眾，進而改變他們的文化心理和提高他們的思想境界，以促進文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當精英們創造力衰竭時，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夠運用新的思想與精神來解決時代所而臨的問題時，文明社會只是在重復以前社會的管理模式，那么，這種文明就必將走向衰落和解體。

　　綜上所述，湯因比認為推動文明社會發展的動力是文化精神:人們的文化心理、思想觀念、潛意識，否認了生產力對人類社會發展起最終決定作用的唯物史觀的觀點;與此同時他還提出了衡量文明社會發展的標準不是其經濟、技術等物質力量水平的提高，而是其自決，即整體的文化精神水平的提升。湯因比從文化精神的視角來探討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具有唯心史觀和文化決定論的傾向。

　　第三，杰出人物是歷史創造者的英雄史觀。

　　湯因比在探討文明的起源、成長、衰落時，完全從少數個人的創造力出發去分析、解釋，是地道的英雄史觀的推崇者。湯因比認為，第一代文明的產生是對外部自然環境挑戰的成功應戰，也就是人對自然界的合理改造利用，這己經接觸到了生產力的內容。但這里湯因比把應戰變為少數精英人物的應戰，實際上變成少數人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這樣，文明的起源是少數個人的創造。

　　三、湯因比思辨歷史哲學對唯物史觀的幾點啟示

　　盡管湯因比思辨的歷史哲學屬于唯心史觀，認為精神、文化、宗教等社會意識在社會存在、變化和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總體上是錯誤的。但我們要拋開他的學理背景，應該注意到湯因比思辨的歷史哲學誕生于20世紀這一特殊的歷史時代，而對著國際、國內復雜的矛盾和沖突，尤其是對西方文明危機的擔憂，常使他彈精竭慮。因此，對他所提出的觀點和理論我們應深思和關注，不應將其思想的火花和其總體思想一起否定。事實上仔細分析便會發現，他的一些觀點初看表而文字有些偏頗甚至是錯誤的，但將其放到時代背景之下去思考便會理解湯因比的睿智和博學。或者也可以這樣認為，作為思辨的歷史哲學，其某些觀點和理論可以看作是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有益的啟示。

　　唯物史觀認為經濟結構決定政治和文化結構;湯因比則認為文化對政治和經濟具有決定作用。湯因比雖然對文明社會結構各組成部分間的關系的解答與唯物史觀的觀點大相徑庭，有他的局限性和欠缺之處，但我們不能只是停留在批判的視角上，而是從中發現出合理的思想:文化具有深沉性、穩定性的特點，它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起著隱性的、決定性的作用，以此暗示出文化是社會發展的實質動力，社會的變革應是文化變革的觀點。比較而言，唯物史觀強調經濟結構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把文化看做是第二位的、具有反作用的因素。在當代高新技術的條件下，可以認為湯因比的文化具有決定地位的觀點是對唯物史觀的經濟結構具有決定性的理論的啟示，因為無論是科技水平的提高、還是政治制度的變革都植根于文化基礎之上的，文化作為人們內在的觀念，左右著文明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方向，對于文明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意義日益突出。

　　顯然湯因比用道德評價代替了歷史評價，但從另一方而來看，湯因比的道德評價論是基于人類的自私、貪婪從而導致對自然界的掠奪和人類自相殘殺的兩次世界大戰的基礎上提出的，其中蘊涵著人的發展與完善不僅僅體現在自身本質力量的增強，更主要的是體現在產生出能夠引導這種力量健康發揮作用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

　　湯因比給予唯物史觀的啟示是: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道德的發展就會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沒有人類道德的相應發展，人類社會只能是走向自己毀滅。從兩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雖然世界進入了和平與發展時期，但是局部武裝沖突不斷，殘忍的暴力事件經常見之于新聞媒體，如何平息一些人心中的怒火，使不同種族和平共處，這并不能只依賴于人發展人自身的潛能和力量，更應該關注于人的精神道德水平，培養人的寬容、對他人生命的尊重、對他人的愛這種道德情操，這也許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之一。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6

　　一、公共性是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相互揚棄

　　在唯物史觀看來，公共性首先揭示的是人的這樣一種生活狀態，它能夠使眾多個人在共同活動中展示自己屬性、實現自己價值，并產生出超越個人生存需要和生存界限的共同財富。同時，公共性也是人的這樣一種自己理解，它能夠使人們在公開的社會交往領域特別是在共同行動和話語交流中生成、確證和表達自己同一性，包括自己身份和自己追求，承認他人的自己同一性，從而獲得面劉他人、尊重他人和相互塑造的機會，并因此形成共同意識及其相應的行動方式和表達方式。由此公共性成為個體超越其自然屬性而展現其社會性本質的運作機制和表現方式。沒有公共性，人類就難以超越個體當卜有限的生存狀態和狹隘封閉的本能意識或意識化了的本能，去造共同的文化財富，并使之在歷史上延續卜去，在空間中擴展開來。

　　其次，公共性表達了人類根植于其生存條件和物種潛能基礎上的自己組織和自己超越的強烈傾向，是人們在交往過程中形成和表現出來的個體意志、集體意志及其相互關系，是表現在個體意志中的社會性和在集體意志中的人類特性。它的具體內容取決于人的活動的時空范圍、種類和組織方式，并在人的各種活動中形成和表現出來。所以，公共性不是發生在人類歷史某一個階段上或某一個社會中的偶然事件和突生現象，而是人類社會和人類活動的一個內在品質;不是人的某種社會活動的獨有性質，而是人的一切社會性活動的一個基本性質。它在照亮人的某些活動、某些品質和某些主題的同時，又將人的另一些活動、另一些品質和另一些主題淹沒到黑暗背景中，并在其歷史光點的移動中反復變換其黑暗背景和主題形象。

　　二、公共性歷史生成的根基

　　無淪歷史上人類共同生活的規模、結構和強度如何，人們的社會生活總是具有不可遏制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人的活動的私人性和公共性或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區別，只是人的活動領域的內部劃分和人的主體身份的轉換。即使其間存在著嚴重的劉一立，也不是互不相干、徑渭分明的，而是充滿復雜的糾纏牽連、相互界定和彼此互補，這是我們了解公共性歷史生成的一個重要前提。

　　公共性首先根源于人類生活的存在淪條件，即人的類活動何以可能的基本前提。它表達的是“人們以群體的方式共同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這一基本事實。這里，人、群體和世界是相互塑造的，絕劉一孤立的個人不可能擁有一個世界，只有群體刁能造出一個屬于人的世界。人類基于“社會遺傳”的生活不同于動物基于本能的群居生活。個人只有通過社會的公共生活，刁‘能逐步獲得作為人的能力和品質。哈貝馬斯說，有許多動物也是群居的，但是“把人與動物區分開來的，并不是什么社會生活形式。要想辨認出人的社會屬性的特殊性，就必須把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仔細翻譯一卜:人是一種在公共空間中生存的政治動物。進而言之:人是一種動物，由于他天生就處于一個公共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因此逐漸形成了使他成為人的能力”。人類的相互學習只有在一個充滿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間中刁‘有可能。同時，只有基于這一社會的歷史的“公共空間”，刁‘可能形成個人的私人空間，刁‘能形成和表現與人的活動的私人性相劉一立的人的活動的公共性，公共性與私人性的劃分刁‘衍生出相劉一確定的內容和意義。

　　其次，公共性的生成往往取決于人們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例如，盧梭說:“國家的體制愈良好，則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私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卒于會大大減少的，因為整個的公共幸福就構成了很大一部分個人幸福，所以很少還有什么是再要個人費心去尋求的了。”私人性與公共性誕生的意義即在于此，它們在人的活動具有社會性的認識框架卜，更深刻地突入了人類生活世界的核心和更高追求。人的活動的公共性，作為人類群體共同}!l造世界這一事實的一種表達，它超越了個人的有限能力和生命期限。個人的`私人性活動同樣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而不是一種自己封閉的單一意識和孤立生活。正是人的組織化生活方式奠定了合理劃分公私活動的基礎和界限，人的活動的公共刁‘因此獲得其真實的歷史內容。

　　三、組織體—公共性賴以存在的實體條件和界限

　　公共性是人的類存在的基本屬性和條件。根據日常生活經驗，人的“類存在”總是通過各種各樣的組織體而實現。也就是說，人類是一種}!l造組織并在組織中生活的存在物，各種組織體構成人的活動的公共性的實體條件。霍布豪斯說，人類的生活世界“需要有各種不同的組織來處理人們的不同的關系”，“必須有最大的靈活性，刁‘能使組織的形式適應人類需要的多樣性。”有什么樣的組織體，就會生成相應的公共性以及內部公私劃分。

　　公共性總是通過一定的實體形式來獲得自己的具體內容和規定。這是因為，不管什么樣的組織體都有其自身的整合機制和排斥機制:一方面它將某些個體吸納其中，一方面將另一些個體排除在外;一方面張揚人的某些特性，一方面擠壓人的另一些特性，人的活動的公私界限由此生成，由此可見，具體的公共性并非人人可享，它需要人們優先獲得某種組織體的“成員資格”。所以，當我們具體談淪公共性及其活動領域時，必須優先確定是何種組織體的公共性。就此而言，動輒放大公共性劉一象為“普天卜公眾”，不僅是無的放矢，相反可能誤入歧途，使公共性被架空成為一種沒有法力的咒語，針致“公共性的缺失”。

　　脫離了劉一人類活動的組織形式的考察，就無法辨別公共性問題的真實所在。只要我們具體考察人類組織形式及活動就會發現，一定社會組織一經倉健或形成，作為組織成員的個體與組織整體的劉一立也即出現，公與私的緊張和劉一立就不可避免。盧梭在分析“社會”這個龐大的組織體時就曾說，在行政官個人身上，我們可以區別該組織體內糾纏著的三種本質上不同的意志:首先是個人固有的意志;其次是全體行政官的共同意志;第三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權的意志。個體在這種組織角色沖突和人格沖突中很容易被組織和整體收編，個體與整體、公與私由此產生曠日持久地緊張劉一立和拉鋸。而組織天然具有一種自己擴張趨勢，正如“市場”這一經濟組織形式就具有一種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擴張能力，公共性問題刁‘在近代尤其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的現代刁‘彰顯出來。

　　由于組織內部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與其所屬更大組織內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具有復雜關系，因此，公共性必須從劉一社會組織的特性、類別及其相互聯系的方式和強度進行具體把握中抽象出來。例如存在一個國家內的政府公共性、政黨公共性和市民團體公共性及其相互關系，當然也存在超越國家的區域公共性如歐洲共同體，甚卒關涉整個人類的世界共同體公共性或世界公共性。如康德所說:“從公共權利的全部質料之中(就國家之內人與人的或者還有各個國家相互之間各種不同的由經驗所給定的關系)進行抽象，那么我就只剩卜公共性這一形式。”正義、權利等只有依靠公共性能具體地加以確定，而公共性只有在人們的社會組織生活中能落實到位。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7

　　作為20世紀學術史上一個重要門類的社會經濟史，其產生和發展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重要媒介的，其體系、內容、特征乃至成敗得失皆與唯物史觀相關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域幾乎是唯物史觀派學者的天下。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索中國社會性質的社會史大論戰直接催生了社會經濟史。

　　尤其是1933年《讀書雜志》停刊后，由論戰開啟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發而不可收，煥發出勃勃生機，并呈現如下三方而的特征:其一，開始從政論向學術過渡。不再與某一黨派的政治路線密切配合，而以求真為本位，偏重學理的探討，遵循學術的規則。其二，從理論方法的激辯轉向史料的搜求整理。如何運用唯物史觀把握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確定各階段社會性質是論戰時期各方關注的焦點，論戰退潮后由虛入實，各種經濟史料的搜集、整理被視為當下急務。其三，專題研究取代了通觀泛論。籠統討論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形式缺乏必要的學術基礎，難以產生實效，按部就班的常規性斷代專題研究遂成為社會經濟史領域的主要工作形態。以往學界對193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上述變動有所涉及，但目光多聚集于人多勢眾的陶希圣“食貨”一派，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和作品缺少必要的關切。本文即擬以民國時期著名經濟史學者馬乘風①為個案，從“食貨”派之外的另一視角窺探中國經濟史研究由草創到成型的曲折歷程。

　　馬乘風以運用唯物史觀研治中國經濟史而聞名。至于馬乘風因何而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緣，由于缺乏關于馬氏早年讀書和師承情況的詳細材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斷，馬乘風乃是被當時的新思潮所席卷而傾向唯物史觀。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實驗主義遭到厭棄而馬克思主義風靡一時。馬乘風當是受到這一風氣的熏染。此其一。其二，河南同鄉、左派學者稽文甫大概對馬乘風的思想觀念有所影響。此時，馬乘風信從唯物史觀主要出于學理方而的原因，而與黨派背景、政治信仰無涉。

　　一、關于公式主義的反思

　　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是社會史論戰的直接產物，“帶著論戰時期的戰斗氣氛”②。其論戰色彩集中體現在“諸家批判”一編中，涵括“與李麥麥論春秋時代之階級斗爭”、“與陶希圣論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與葉青李麥麥論墨子所代表的階級問題”、“顧領剛古史辨批判”、“與王宜昌論治史方法及中國之用鐵時代”五個方而。此外還有對于馬札亞爾水利社會說的辯駁等。這些內容都是論戰的延伸。③有書評稱:馬著“在貧弱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今日，總算是一部比較可看的書;單以前三篇而論，大體上沒有很大的錯誤，這一方而由于馬君方法論的握緊，同時得力于過去幾年間的.論戰亦復不少。”①由此可見馬著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密切關聯。

　　以《讀書雜志》為主戰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在思想文化領域激起了巨大波瀾。然而，橫空出世、根基淺薄的社會史論爭學術上的流弊很快顯現出來。論戰參加者大多是理論先行，但在理論方法的運用上又陷入嚴重誤區。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上承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余波，對論戰進行了學風和方法上的反思。馬乘風感慨道:“新近一般研究歷史科學的人，對于新興的歷史科學只知道一點皮毛，到運用時連這一點皮毛也保不住;對于舊有的歷史資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貫的功夫，所以沒有確定的把握，堅決的認識，明白的主張，把史料和理論胡亂一湊敷，便動筆抄呵，寫呵，結果，理論被歪曲得不成樣子，史料被割裂得不像東西，你問他寫的什么，說的什么，一百個回答是有一百個‘莫名其妙’。”③這指明了論戰參加者在理論方法和材料兩方而的失足。

　　社會史論戰的最大弊病在于公式主義。論戰參加者提出五階段論、三階段論、四階段論等各種社會發展的公式⑥，簡單移植套用于中國歷史進程，這五花八門的公式成為論戰時期的一道奇觀。社會史論戰的要角郭沫若日后坦承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無諱言，是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義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⑦馬乘風反對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迷信公式的做法，主張“不以多樣的社會形態遷就簡單的公式才算是最進步的史學家的態度”⑧。他對一些學者墨守五種生產方式學說表示質疑:“‘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構成社會經濟發展之相關的諸階段’。這樣的歷史劃分是否完全正確，到現在成為一個重大的疑問。”⑨在馬乘風眼中，信從唯物史觀并不必然要遵循其生產方式演進的程式和鐵律。

　　二、重視史料真偽和材料擴充

　　從一味強調理論方法到重視材料是社會史論戰高潮過后唯物史觀史學的新動向。社會史論戰時代，參與者多將理論方法上的討論作為頭等大事，而將文獻材料問題視為小節。當時的唯物史觀學者多屬于馮友蘭所謂的“釋古”派:“往往談理論太多”，“是談哲學，而不是講歷史”;“往往對于史料，毫不審查，見有一種材料與其先入之見解相合者，即無條件采用。至于與此相沖突之材料，則置之不理，并不說明何以置之不理”。①時人意識到，撰述一部貫通古今、包羅萬象的經濟通史尚非其時，當下應“多作史料的考證與專題研究”②。當時一般學院派經濟史研究尤重史料整理，主張“對歷代經濟史實，純為客觀的整理敘述，不必急為論斷”③。陶希圣及食貨派的經濟史研究也以史料工作為優先。

　　在此風氣之下，以理論為中心的唯物史觀學者也作出了適當調整。馬乘風力圖克服社會史論戰時期的弊端，公開承認史料考證的必要性:“漢學家的治史方法，雖然有許多地方，不能令我們同意，但是，他們對于史料的審思明辨的考證，卻是最值得領教的一種方法”①。馬乘風對經濟史研究所用材料的真偽十分留意。在考察西周土地分配時，他首先意識到厘清文獻問題為先決條件，沒有盲目信從《周禮》，而以《詩經》、《國語》依據③。他認為，《周禮》關于井田制度的記載，不過是“在書傳上搜集些關于土地的術語，而以按級進位的數字補綴之”⑥。關于周代的井田問題，馬乘風主張應以《孟子》樸素的記載為準繩，而不能輕信后世不斷發揮引申的井田論:“時經千余年之久，一般篤古守舊之士，對于井田制度，只有迷信，沒有批判，只有高筑，沒有損毀，于是井田制度愈來愈完全，愈修愈美麗，正因為這樣，所以愈加減失其在歷史上之素樸的而目”⑦。

　　馬乘風嚴厲批評王宜昌的治史方法，指出“無批判的引用古書之危險性”。他指責王宜昌迷信古書，對于古人的話無條件的相信，對于古文古字無限制的附會，對于偽書偽事無批判的拿來作證，在治史方法上比漢學家又后退了一步。王宜昌誤信《管子》、《越絕書》、《山海經》的記載，不問史料是否可靠，只跟著莫爾干的指點去附會，把莫爾干所指各時代的特征，一一在中國古書中湊付出來。要確立殷代己經用鐵的結論，需提供強有力的憑證，不能單靠偽書上的一字半語⑧。他稱贊郭沫若在論詩書時代的中國社會時，“先把史料的來源問題弄清楚，郭先生這樣的謹慎小心的去剖析史料，較之王先生無批判的附會瞎鬧，高明萬倍”⑨。

　　在當時主流學風的影響下，一方而，馬乘風注意史料證據的準確性，采取審慎態度;另一方而，他還盡量擴充材料來源，最突出的是利用甲骨文研究上古經濟。馬乘風說:“對于商代社會經濟性質的認識，為兩種困難所限制……第一是史料上的困難，文獻記載缺乏，甲骨文字的出現會予我們以若干便利”，但研究尚不充分⑩。社會經濟史學者對甲骨文的使用自然不拘于文字學。

　　三、從社會形態史到社會經濟史的轉變

　　社會史論戰后期，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史逐漸落地生根為社會經濟史。學者己認識到:“為欲繚解中國社會的本質，而從中國經濟史著手，實為正確的方法。”③時在中山大學的陳嘯江坦言:“近來我國學人，過分重視社會發展形式論，研究者每以公式為前提，而以事實嵌入其中，其結果則成為公式之例證史而非真是之社會經濟史。”⑥另有論者稱:“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史之研究，為一般人認為所迫切需要的一門學科，數年來，曾有不少的學者，企圖以新的史學方法整理中國歷史，但空論多而實際的探討少，零文多而系統的敘著少。"⑦1931年陶希圣編著出版一部《西漢經濟史》，內容簡略，篇幅短小，僅3萬言。1934年12月《食貨》半月刊創刊和稍后成立的食貨學會，催動了社會經濟史的專題研究，關于各時代、各方而的論文紛紛涌現，但貫通性、綜合性的論著尚付諸網如。而1935年馬乘風《中國經濟史》一書的問世，彌補了這一空白。

　　論戰時期，一般所謂社會史基本是社會形態發展史，社會形態問題是討論的中心，也是出發點和歸宿。社會史的主要任務是考察社會形態的演進，進行定性分析，而非描述普通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研究者的注意力幾乎完全圍繞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的確定而展開的，各種理論、模式爭長競短。論戰高潮過后，社會史出現轉向，經濟史成為社會史的基礎，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而系統的考察開始出現。馬乘風《中國經濟史》的出版標志著唯物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體系初步確立。馬著既包括對農業、工業、商業等經濟部門的考察，又涉及生產、交換、分配等各環節，同時兼顧到階級關系、政治結構、戰爭軍事等制約經濟發展的要素。這種結構和內容的布置安排，奠定了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余論

　　1930年代中國社會發展史向社會經濟史的調整轉向，意義重大，最顯著的是推動經濟史學融入民國學術主流，為一般學院派所接納。當社會史論戰硝煙彌漫之際，主流學界和多數學院派學者基本持一種不以為然、冷眼旁觀姿態，“無論是傳統的記誦派，還是新起的科學考證派、疑古派，都不太理會這些爭論”⑥。論戰之后社會經濟史則滲入主流學術界，表現有二:一是經濟史研究成果不斷在主流學術刊物發表。除1931年創刊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后更名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外，《史語所集刊》、《燕京學報》等時或刊載經濟史的專題研究，二是一些學院派學者開始涉足社會史研究且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較突出者如史語所的勞干、全漢升、燕京大學的齊思和、周一良、連士升等。社會經濟史不再是一般知識階層(包括革命理論家)可以天馬行空縱橫馳騁的論域，而變為職業學者的專門之學⑦。社會經濟史研究己經接受通行的學術紀律和規范的約束和馴化，特別是受到科學理念和實證法則的洗禮。陶希圣及“食貨派”即是因克服單一社會科學化路線、接受實證方法影響而風行于史壇的。這表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己逐漸步入學術化的運行軌道。

　　民國年間中國經濟史學的產生發展是體現學術與政治的互動關系的一個典型。經濟史研究由解答政治議題發端，而后駛入學術化之途，最終上升為現代史學的核心門類。政治變局、意識形態角逐為經濟史的發生提供了初始的驅動力。社會經濟史論與政論糾結纏繞在一起，由某種政治理念引申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8

　　一、法是歷史的、具體的社會現象

　　法是對客觀的社會關系的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法是“從人們的物質關系以及人們由此而產生的互相爭斗中產生”。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社會經濟關系的角度來闡述法的本質，這遠遠超越了唯心主義的那種自由意志觀和權利觀。唯心主義的法學觀念只存在于那些抽象的思維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法是對客觀的社會關系的反映。“它們根源于物質生活關系”。法是現實的、具體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的來源只能是物質的社會經濟關系。“法律只是事實的公認”，這個事實就是指這樣的經濟關系。他們認為法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從而把法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法不是憑空產生的，它的產生必須依賴一定的社會生產條件。只有在這種生產條件的前提下，法才能在現實中找到物質的實體，才能找到實際的承擔者，才能找到自己現實的根據。法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來源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法從本質上來說，是對這種社會實踐中結成的經濟關系的一種反映。從社會的客觀經濟關系出發，來闡述法的本質，這是唯物史觀法學體系的一個鮮明特點。法是國家意志的外化和體現。法的內容除了客觀的社會經濟關系以外，還有一個主觀性的方面，這個主觀性的方面就是我們常說的國家意志，法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國家意志作為法的主觀方面，把法同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區別開來。但是，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其本身應該是一個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的整體。我們不能用法的主觀性來否定法的客觀性，也不能用法的客觀性來否定法的主觀性。法的客觀性是法的主觀性的基礎，法律在本質上還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只不過這種反映采用了國家意志這樣一種形式。首先，法是統治階級實現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統治階級在社會生活中占據著優勢地位，為了實現自身的力量，必須要通過一定的手段來使自己的力量得到體現。法作為一種重要的手段，對社會生活具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力，也是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統治階級的階級統治的有力手段，這也正是占據優勢地位的統治階級實現其自身力量的最好的實現形式。其次，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通過國家意志的形式來實現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階級統治，必須要用一定的社會規范來調整社會關系，進而更好地維護自身的階級統治。但是這種規范性必須要取得社會的一致規范性這樣的形式，才能體現其合法性，從而避免那種表面上的片面性。法通過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表明了它的調整的范圍是覆蓋整個社會的，它雖然只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但卻已經外化成了一種能夠調整全體社會成員的國家的意志。最后，法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不是憑空產生的。法在本質上來說是對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人與人的交往形成了復雜的物質社會關系，在此基礎上，為了規范社會的經濟關系，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從社會的經濟關系中抽象出了法的形式，并以此作為對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法是統治階級共同意志的體現，而不是統治階級少數成員的意志體現。法作為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的體現，它所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這也就是說，法律維護的是共同的.利益。如果統治階級內部的少數人觸犯了法律，違背了統治階級整體利益，那么這些少部分人就會受到制裁，或者被舍棄，以此來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法律就是通過犧牲小我來維護大我，犧牲局部利益來維護整體利益。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共同的意志體現，通過國家意志的形式出現，表明了法律必須維護整體的利益，體現整體的意志，而不能是少數人或者個人的意志體現。

　　二、揭示了法的社會歷史運動規律從社會實踐中揭示法的本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必須在考察現實的人的活動中揭示法的本源，僅僅把法律歸結為一種暴力是完全錯誤的。他們同時強調，社會分工是考察法與現實的人的關系的橋梁。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使得人們物質資料的生產不斷擴大，人們的需要也不斷豐富和擴展，為了滿足不同的需要，社會化大分工出現了，這種分工一旦出現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在推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私有財產。私有財產的出現使得社會劃分出了階級，同時還有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私有財產以及私有制的出現，使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愈演愈烈。隨著這種矛盾的不斷擴大，國家這個統治工具以社會共同體的面目出現了。國家為了調整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開始制定一系列共同的規定，這些共同的規定就是法律。由此，法律取得了社會共同意志規定這件虛幻的外衣。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發現，當國家這個階級統治的工具降臨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與它同時產生的還有法律。從歷史發展中闡述法的更替規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人類社會的社會形態演進的過程和規律時，也闡述了相應的法律類型的更替規律。

　　部落所有制是第一種人類社會所有制形式。當時的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分工也僅僅局限于自然狀態下的分工。沒有國家，也沒有法律，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平等的、無階級的關系。第二種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財產的出現，促進了階級的出現和發展。奴隸制得到充分發展，社會公民和奴隸之間的關系日漸成熟。這種狀態下，社會公民是法律關系的主體，而奴隸作為“會說話的工具”只能是法律關系的客體，處在最卑賤的地位。這種所有制下的法律是違背人性的不公正的法律。第三種所有制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農奴的勞動和自身的勞動是封建所有制的兩種主要的表現形式。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力還不發達，生產形式單一，工具也十分簡陋，社會分工非常少。等級觀念十分明顯，但社會階層的劃分十分有限。這個時候的法律由于受等級思想的影響，實質上表現出了濃厚的特權性和等級性，是一種維護封建特權的法律。資產階級社會作為封建社會的替代者，在擺脫封建社會等級制方面還是體現出了一定的進步性。資產階級強調自由、平等、博愛，認為人生而平等。這種思想較之于封建社會確實是前進了一大步。但是，資產階級是一個建立在私有制和雇傭勞動制度之上的階級，它宣揚的思想實際上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它反對國家干預，體現出一種自私和自利性。資產階級制定的法律對自己并沒有大的約束力，為了追求利益，他們可以不擇手段，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他們的自由平等只是針對自己本階級而言，對于非本階級的人卻根本不能真正享受到這種自由平等。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只是針對自己而言的，對其他人來說，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平等只是一個謊言。資產階級的法律具有偽善性和欺騙性。社會主義的法律是較之于資本主義更高級的法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具有歷史必然性。社會主義的法律是為了維護無產階級的社會統治，確立無產階級在社會中的優勢地位。無產階級必須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法律和制度，超越資產階級法律和制度的局限性，并在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的發展中實現這一點。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社會基本矛盾的角度，利用唯物史觀，科學揭示了法的運動規律。

　　三、闡明了法的價值的基本內容

　　第一，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個人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法的價值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許多法哲學家對此做出了回答。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唯物史觀的法學觀的角度，正確解決了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問題，使法的價值的基本問題得到了科學的、徹底地解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自由和國家這兩種主義采取了批判和吸收的做法。一方面，他們認為國家主義有其合理的地方，因為人的本質是他的社會性。單獨的人、孤立的人只能抽象地存在于思維之中，是不能在現實中生存的。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他的本質屬性，并作為社會的存在。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吸收了自由主義的一些觀點，他們強調要尊重人的平等權利，尊重個人的人格尊嚴，反對侵犯個人自由權利的專制主義。他們反對把社會抽象化為個人的對立物，反對社會和國家凌駕于民眾之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將社會的人與人的社會結合起來，徹底解決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第二，法與歷史唯物主義自由觀的關系。這個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自由必須要限定在法律這個社會的共同規范之中。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人們對自由的看法主要受唯心主義的影響，局限于抽象的自由觀中。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批判了傳統的抽象自由觀念，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自由觀。首先，他們認為，自由不是憑空產生的，自由是對客觀事物認識的產物。人們對于客觀事物的必然性認識得越深入，就越能夠擺脫這種必然性的束縛，也就會越自由。個人的自由存在于個人與社會、國家的統一之中，只有堅持這種統一性，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個人的自由不能違背社會的共同規范，不能犧牲他人的自由，每個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個人是社會的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這種自由也應該是社會性的，而不是孤立的和單個的。其次，人們認識客觀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改造客觀世界。自由不僅是為了認識事物的必然性，更重要的是為了改造我們的客觀世界。這里面自然就存在一個實踐的問題，可以說，實踐是從必然走向自由的現實途徑。離開了實踐，自由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思維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唯心主義的一些哲學家、思想家認為的國家和集體只是一種抽象的不真實的集體，這樣一種不真實的集體不可能帶來真正的自由。只有在真實的集體里，人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這個真正的集體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四、唯物史觀的法學觀的重要意義第一，適應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都集中在了無產階級革命上。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無產階級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代之以自己的國家制度和法律。

　　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國家制度和法律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這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是對立的、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也是不適用于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必須用自己的法學觀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學觀，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也必須要依靠自己的法學觀來統治整個社會，這樣，無產階級的法學觀的創立就成為必要的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創立了無產階級自己的法學觀。唯物史觀的法學觀將為無產階級實現自己的統治，用新的制度和法律代替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制度和法律發揮巨大的作用。無產階級的法學觀將給全人類帶來更大的自由，必將突破資產階級那種實質不平等的局限性，讓更多的人實現更加廣泛的自由和平等。第二，是法學歷史上的偉大革命。唯物史觀的法學觀是在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唯物史觀的法學觀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大量吸收了人類的優秀文明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也受到了唯心主義的影響，一度沉浸在唯心主義的抽象的自由法學觀中，甚至也把自由理性看作是決定一切政治和法律的關鍵，曾經誤認為自由理性是法學的本性。這表明唯物史觀的法學觀的發展歷程不是一帆風順的，也是經歷了一番挫折才最終確立的。先是康德的法學思想，接著是黑格爾的法學思想，之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轉到唯物主義的正確的思想觀點上來。可以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和吸收唯心主義法學思想的基礎上，利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創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觀的法學觀。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完全否定唯心主義法學思想的合理成分，并沒有摒棄資產階級的一切法學的優秀成果，而是批判地吸收和借鑒，這正是他們的偉大之處，也是唯物史觀的法學觀的偉大之處。

　　他們向人類表明，自己的學說不是封閉僵化的教條，而是不斷發展著的與時俱進的觀點和學說。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唯物主義的法學觀點是唯物史觀法學觀形成的基石，是唯物史觀法學觀確立的標志，也是人類法學發展史上的偉大革命。

　　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關系論文 篇9

　　化學學科是一門自然科學，但在化學教材中滲透著辯物主義的觀點，教師在化學教學中充分利用教材對學生進行辯證唯物主義教育，能使學生對化學知識的學習領悟得更深刻，掌握得更牢固，更靈活，而且能培養學生用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去進行學習。那么，怎樣利用教材中辯證唯物觀點對學生進行唯物觀教育呢？

　　建議：

　　一、在化學教學中進行世界是物質的，物質世界是運動著的觀點教育。

　　在初中化學中進行原子分子論教學和在高中化學中進行原子結構和核外電子運動狀態的教學時，教師可指出，從客觀方面看，在無邊無際的茫茫宇宙中，有著氣象萬千的無數天體，人類居住的地球只是太陽系的一個成員，太陽系只是銀河系家庭中的一員，銀河系以外還是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構成為總星系，這些都是宇宙空間中客觀存在著的事物，而且都在不斷地運動變化。從微觀講，我們周圍的各種實物都是由分子構成，比分子更小的微粒是原子，一個氧分子由兩個氧原子構成，一個水分子由兩個氫原子和一氧原子構成等等，這些構成微觀世界的各種成分，盡管微乎其微，也都是客觀存在的，而且這些基本粒子，沒有一個是不運動的。

　　二、在化學教學中讓學生樹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絕對運動和相對靜止的辯證統一的觀點。

　　在初中化學中進行溶解平衡等教學，在高中化學中進行平衡、電離平衡等教學時，指出這些平衡都是動態平衡，從表面看，在溶解過程中溶質不再溶解，也不再結晶；在可逆反應中反應混合物中各種成份的`百分含量不再變化，在弱電解質電離過程中，自由離子濃度不再變化,好象各種變化都停止了,但實際上這些變化的兩種相反過程都從未停止過，只是溶解和結晶的速度，正反應和逆反應的速度，弱電解質分子電離成離子和離子重新結俁成分子的速度相等罷了，在這一定條件下保持平衡，若條件改變，平衡破壞，將重新建立新的平衡，這說明任何事物的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有條件的。

　　三、在化學教學中進行矛盾的對立統一觀點的教育。

　　任何矛盾的雙方既是相互對立、又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而且矛盾的雙方又互相滲透，在一定條件下可相互轉化。例如，金屬原子有失電子的還原性和氧化性，是相互對立的矛盾雙方，但它們又互相依存，沒有還原性，何談氧化性。當金屬原子失去電子成為陽離子后,就具有氧化性,非金屬原子得電子成為陰離子后，就具有還原性。這說明氧化、還原這對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化，它們既對立又相互統一在同一個微粒中。

　　四、在化學教學中進行意識的能動作用的教育。

　　例如,人們在認識了元素周期律,元素的性質隨核電荷數的變化而遞變的規律后，可指導科學工作者去預測周期表中未填滿的第七周期中未發現的元素的性質，對發現新元素的指導作用。

　　又如，在合成氨工業生產中，當人們認識了化學反應速度和化學平衡移動的規律后，就可選擇出在我國現有條件下的合成氨的適宜條件，從而可提高合成氨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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