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蟻族的社會認同思考與調查報告

　　【摘 要】“蟻族”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筆者以蘇州市為例，通過問卷調查方法與深入訪談方法，從群體認同、文化認同、地域認同、職業認同、地位認同五個維度，調查城市“蟻族”社會認同狀況并探究“蟻族”社會認同的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提出建議與對策，試圖促進“蟻族”這個隱形龐大的群體融入城市，以促進社會均衡發展。

　　【關鍵詞】蟻族；社會認同；蘇州

　　“蟻族”一詞由學者廉思2009年最先提出，特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具有三個顯著特點：大學畢業，年齡主要集中在22-29歲之間，以畢業5年內的大學生為主；平均月收入在2000-3000元左右，大多數從事簡單的技術類和服務類工作，以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營銷、餐飲服務、教育培訓等行業為主；呈現出聚居的生活狀態，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在現實居住空間中逐漸趨于分散，在虛擬空間中呈現出集聚的態勢。

　　近年來，蘇州經濟快速發展，作為一個有著良好發展前景且適宜居住的城市，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地人流入。“蟻族”大量涌入新城市，不可避免的遭遇社會適應和社會融入問題，其利益得不到足夠的表達，自身的認同也更易產生焦慮感和危機感，“蟻族”面臨重新找回“自我”的社會位置問題。促進“蟻族”提高社會認同、有序地融入城市，既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保障社會穩定的必由之路。

　　一、社會認同的界定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社會群體的成員身份和群體類別是一個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理論是20 世紀70 年代英國社會心理學家Tajfel首先提出，為解釋群體行為開辟了新的路徑。他認為，社會認同是“個體自我概念的一部分”，這種自我概念來自于他/她對某類社會群體（或多個社會群體）的成員資格的知識，以及基于這個成員資格的價值和情感意義（Tajfel，1978：63）。

　　近十年來，中國各界學者均對社會認同提出理論性與操作性定義。李友梅教授從以階級認同為軸心的社會認同體系的角度出發，將社會認同定義為“社會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觀念。與利益聯系相比，注重歸屬感的社會認同更加具有穩定性”。鄭杭生教授從社會學中的社會互構論視角界定社會認同，即個人和群體對其身份和社會角色的自我認定和他者認可。方文教授凸顯群體資格在社會認同中的核心地位：社會認同是“行動者對其群體資格或范疇資格（membership）積極的認知評價、情感體驗和價值承諾”。此外，在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中，一些學者根據研究需要對社會認同作出了操作性界定。比如，王春光是最早對農民工的身份問題進行實證研究的學者，按照他的定義，社會認同是對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認可，對周圍社會的信任和歸屬，對有關權威和權力的遵從等等。

　　本文按照亨廷頓的分類方式，認為社會認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或單一的維度，“蟻族”可能面臨的主要社會認同問題表現為文化認同、群體認同、地域認同、地位認同和職業認同。

　　二、“蟻族”社會認同的現狀

　　（一）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即“我該采用哪一種文化模式的”的回答，文化認同體現在語言學習、穿戴的服裝 、吃的食物、采納節日、交往的人群等方面。調查顯示，“蟻族”對遷入地的文化認同呈現出滯后性。大部分“蟻族”沒有學習過蘇州方言，在生活與工作中均使用普通話。他們很少邀請本地人到自己家里做客，即使對本地風俗較為熟悉，也很少會過本地人的節日。例如，受訪者E表示，“旁邊住了什么人我都不太清楚的，平時也不串門。一般都是自己待著。”“剛來的時候特別不適應，吃東西口味都不一樣。只能自己買點菜去做……過的節日都差不多，也有不一樣的風俗，像是端午節我們那邊都會系五彩繩。”

　　（二）地域認同

　　地域認同包括原住地地域認同與遷入地認同兩個方面，其中又以社區歸屬感、定居意愿、未來認同等具體為主。“蟻族”在城市接受高等教育、受到現代城市文明的熏陶，因而對家鄉的鄉土認同較弱，他們對遷入地的地域認同的程度相對較高。留在城市是他們對城市生活境遇的社會理性的選擇，相信大城市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高的經濟效益。“我記得曾有個老師給對我們說：未來你們就會知道，一個人出生在什么地方太重要了。我現在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了。……我想我們出來是為了什么，難道就是想自己在大城市嗎？不也是想給未來的孩子一個好的環境。”X在訪談中說道。當大城市的優勢成為眾所周知的社會共識，這也增添了“蟻族”對遷入地的地域認同。但與此同時，與希望在此定居、未來子女能在此發展的意愿相矛盾的是，大多數“蟻族”卻并沒有城市歸屬感。Z表示，“蘇州真的很好，民風好，風景好，我很喜歡。但是因為各種原因我不能在這里定居，算是一種遺憾，可能很快就會離開，很不舍。” （三）群體認同

　　群體認同，即群體身份認同，認為自己歸屬于外地人還是本地人。調查結果顯示，“蟻族”有較強的“外地人”身份認同傾向。“蟻族”滿懷對城市資源與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來到城市，卻因各種問題無法融入到城市的制度和生活體系，他們又不愿意回歸資源緊張的小城市，便會在兩難和困惑中形成“雙重邊緣人”的社會認同。在接受訪談中，Y曾談到，“我畢業4年了，和老公結婚三年了，我們都是外地人，在蘇州工作兩年。年初時我下了下狠心，有這幾年的積蓄加上親戚借的在我們老家的5線以下的城市買了套期房，打算生孩子時好歹有個窩，現在我倆的工作都在蘇州這邊，回家意味著放棄這邊的一切重新來過，老公的專業比較窄，老家就業形勢又不好，不知道到底該怎么辦。”

　　（四）地位認同

　　地位認同即社會經濟地位身份認同，個人對自己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據的位置的感知。結果顯示，大多數“蟻族”傾向于認同為中層和中下層，也有部分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處于模糊狀態。在社會經濟地位評價中，原住地居民以及遷入地的新蘇州人都會成為“蟻族”評估的參照群體。“蟻族”還會根據未來經濟成功的想象以及遷移前后的經濟狀況變化來評估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如W所說，“我好歹也是大學畢業，我可以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大城市工資要比家里那邊高，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現在的生存狀態。”

　　（五）職業認同

　　職業認同具體操作化為“福利待遇”、“薪水”、“升遷機會”、“工作量”、“勞動設施與條件”、“與老板、同事的關系”等指標。調查顯示，“蟻族”職業認同的總體水平處于中間水平，由于急切希望通過職業成功來證明自己的決定和所付出的高教育成本，再加上生活成本所造成的壓力直接影響到他們對于職業的滿意度。在日企工作的W提到，“房子真的是買不起，我現在租住在蘇州工業園區優租房，但只能申請住兩年。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有自己的家。”雖然已有一份穩定不錯的工作，但是W依然覺得生活壓力大。在蘇州一家旅游公司工作的M表示，“在小地方，找個工作都要靠關系。這邊比較好找工作，相對公平，工作環境也好很多，公司還會組織一些活動……但是城市里到處都是大學生。畢業一年多已經換了兩個工作了。大專文憑，學的是工商管理，卻只能做做銷售、客服和文員之類的工作。”大學畢業生

　　三、“蟻族”社會認同的影響因素

　　（一）制度性因素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社會身份是主體與社會環境互動的結果。如果“蟻族”感受到的社會接納越多，他們就會傾向于主動向本地社會認同進行轉換。戶籍制度不但直接關系到“蟻族”的基本生活保障，如住房、教育、醫療等重要方面，而且體現了當地政府的社會態度：制度性社會排斥-接納的程度。無法獲得本地戶口、與用工單位的勞動合同簽訂率相對較低、勞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等讓“蟻族”感受到制度性社會排斥。同時，城市居住證的使用可以促進“蟻族”將遷入地社會納入社會身份的建構當中。

　　蘇州作為江蘇省居住證制度試點城市，自2011年來，流動人口居住證累計發放超過1000萬張。這為“蟻族”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享有與本地居民一樣的“同城待遇”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

　　（二）社會經濟地位

　　追求更大的經濟成功幾乎是每個“蟻族”遷移的動力之一。然而在所有社會中，人們掌握的社會資源不等，存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分化。如果說制度合法性使“蟻族”在基本社會保障方面有所差異，那么，對個體而言，社會經濟地位則直接關系到“蟻族”的直接現實利益。

　　根據社會認同理論，若是城市“蟻族”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積極的自我體驗就越多，自尊感越強，這種自尊感可以通過社會比較來實現，如與較低社會經濟地位的本地居民比較以及獲得家鄉人的社會羨慕等。因此，提高“蟻族”的社會經濟地，更有利于他們進行積極的社會認同建構。

　　（三）社會記憶

　　社會記憶是“蟻族”建構社會認同的基礎。根據原生論觀點，人們在一個社會中生活的時間越久，他們越可能形成自然依戀性情感。當“蟻族”自依戀情感越深，他們越可能形社會認同。此外，歧視性記憶和支持性記憶反映出“蟻族”與本地居民的互動結果。然而事實上一些“蟻族”在融入遷入地過程中，與城市市民之間缺乏情感溝通和互動交往，無法建立起與城市居民相融合的生活圈子，甚至會面臨一些偏見和歧視，主要表現為地域偏見、語言輕蔑、有意回避、職業排斥和人格侮辱等。例如，在一家快遞公司工作的R所說，“同事知道我是蘇北來的，第一反應就是蘇北的人是不是都很窮啊，這讓我很尷尬……有些矛盾，可能這個地方真的不屬于我吧。”

　　四、促進“蟻族”社會認同的思考

　　（一）履行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促進和諧

　　政府作為城市管理者，應充分認識到“蟻族”“進程”是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在考慮現實城市容量、承載力和城市發展潛力的前提下，把“蟻族”的城市融入問題放在社會和諧目標框架中，積極探索和科學規劃戶籍管理制度、社會保障體制以及就業創業扶持政策，提高其收入水平，提升其就業質量，提改善其生活狀況。

　　1.健全制度保障，創新社會管理。在享有社會資源和獲得社會機遇等諸多方面，戶籍制附帶的就業、醫療、公共資源等方面的差別待遇成為“蟻族”的阻礙，表征著對“蟻族”的社會排斥，影響其城市融入。因此，改革戶籍制度，推動社會合理流動勢在必行。

　　蘇州市自2010年起便開始推進居住證制度建設工作，以適應社會管理創新的形勢需要，積極保障大量來蘇建設者公平享受蘇州改革發展成果。居住證制度的實施，是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獲得融合共生的制度性保障，政府應以此為基礎，不斷創新社會管理，增強“蟻族”社會認同。

　　2. 加快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居者有其屋。政府要落實中央公共租賃住房政策要求，出臺一系列加快推進公租房和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的政策。條件允許的地方政府可以建造專門供“蟻族”居住的廉價公寓，按照大學宿舍的形式或居民區的方式來建造。除此之外，政府還應著力加強“蟻族”聚居區周圍的公共設施和配套設施建設，如公園、公共交通、娛樂消費場所等。 2007年底，為解決城市新人群的居住難題，蘇州工業園區借鑒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管理經驗，推出優租房制度，為城市新人群解決“蝸居”難題提供了一種解法。但房源有限，僅能解決部分“蟻族”短期住房需求，政府還應進一步加快推進此類保障性住房建設。

　　3. 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蟻族”職業認同。政府可以結合勞動力市場需求，對“蟻族”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提升“蟻族”的就業能力、將失業“蟻族”納入城市社會救助保障范圍，使其在失業、住房、醫療等方面享受基本生活保障。

　　（二）加大社區支持范圍，增強社區歸屬感

　　社區是“蟻族”最為集中的聚居地，是“蟻族”社會支持系統的重要載體，也是落實“蟻族”社會支持工作的主要落腳點。然而更多的“蟻族”具有較強的“過客”心理，只是將租住的社區作為暫時的棲身之所，造成該群體缺乏參與社區建設和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基于此，社區要組織多類符合“蟻族”需求的活動，促進“蟻族”在社區內的溝通和交流，社區要發揮在社會支持系統中的重要作用，充分保障“蟻族”應得的社會支持與服務，增強其社區歸屬感。

　　（三）提高非政府組織支持能力，助力“蟻族”城市融入

　　大部分“蟻族”城市的生活、行動得不到有效支持，挫敗感、焦慮感和被排斥感普遍存在于懷揣“城市夢“的“蟻族”中。一方面，非政府組織要拓寬社會服務的范疇，通過為“蟻族”開展職業安全與健康教育、提供法律援助、組織文化發展與休閑娛樂活動等方式實行各種福利服務和便民生活服務，滿足“蟻族”需求，使其得到生活幫助和心理援助，促進“蟻族”城市認同感。另一方面，非政府組織應充當政府和“蟻族”溝通的橋梁，向政府反饋“蟻族”城市融入困境和訴求的同時，向“蟻族”傳達政府的政策意圖，增進政府和“蟻族”相互理解。

　　（四）發揮輿論引導作用、加強社會的人文關懷

　　德國學者岡瑟?舒爾茨所說：當德國需要大量外勞時，外來勞力被當成“客人”而受到主流社會的歡迎；然而，當德國的失業率上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發生變化之后，“客人”就被描繪成了“從第三世界到發達國家瓜分我們現有社會福利的入侵者”，排斥外來移民的社會輿論隨即占了上風（李明歡，2000）。

　　城市要積極發揮輿論引導作用，對“蟻族”的奮斗精神、親情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給予充分肯定，形成各階層理解、關心、鼓勵“蟻族”的良好氛圍。城市要該以一份寬廣的心胸接納“蟻族”的到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不僅能夠體現

　　城市的襟懷與底蘊，同時關系到城市良性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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