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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刑訴法修正案對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影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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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并側重于保障人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權利，因為畢竟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他們屬于弱勢群體，無力對抗公權力，所以需要法律重點保護。
論文關鍵詞 刑訴法修正案 職務犯罪 偵查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表決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并將于2013年1月1日起實施。時隔16年后，終于迎來了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第二次大修，這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自1979年立法以來，修改范圍最大的一次。
一、刑訴法修改是大勢所趨，是保障人權的迫切需要
刑事訴訟法是由國家制定并認可的，關于刑事訴訟程序的法律規范，是公安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各種刑事訴訟參與人進行刑事訴訟所要遵守的行為規范。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實施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飛速發展，現行刑事訴訟法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司法實踐的需求。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刑事訴訟法是程序法，其根本目的在于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并側重于保障人權，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權利，因為畢竟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他們屬于弱勢群體，無力對抗公權力，所以需要法律重點保護。此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目標除力求將刑事訴訟法修改成為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要求、與國際刑事司法準則相銜接、形式完備的法典外，另一方面也兼顧到如何將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兩者盡可能地統一起來的問題。近年來，佘祥林、李莊等案件的發生，暴露出人權得不到保障、司法公正就會遭到質疑的嚴肅問題。堅持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堅持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并重，進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樹立司法權威，也是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的宗旨。
二、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對職務犯罪案件偵查工作的影響
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共計99條，法律條文增加了33條，修改涉及的內容包括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制度、證據制度及偵查、起訴、審判、執行各個程序，還增加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序。其中偵查程序中涉及的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制度、證據制度內容的修改對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案件查辦工作的開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響：
(一)辯護制度的修改，明確了辯護律師開始參與刑事訴訟的時間點和權利，對職務犯罪案件查辦工作的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
修正案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修正案解決了原刑事訴訟法條文與新律師法在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問題上的矛盾，明確了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后，即可委托辯護律師，受委托律師亦即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同時，修正案亦明確了，此時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是作為辯護人的角色來參與到刑事訴訟程序中來，而不只是單純地提供法律咨詢。而且，理論上而言，只要律師接受了委托，即可隨時要求與犯罪嫌疑人會見并了解案件情況，以及參與刑事訴訟的偵查程序，包括搜集證據和對偵查機關的偵查工作提出意見。長期以來，由于信息的嚴重不對稱，偵查機關往往掌握著案件的主動權。刑事訴訟法修正后，因為律師作為辯護人而參與到刑事訴訟的時間前移，而且執業權利得到進一步保障，將對偵查機關的偵查工作在效率上和策略上提出新的要求。如何提高證據搜集的效率和質量、如何對職務犯罪案件擴線線索進行保密，是檢察機關職務犯罪偵查部門面臨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即將實施所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二)強制措施制度的修改，一方面進一步強化了偵查機關采取強制措施后的告知義務，有利于保障人權、防止“秘密拘捕”;另一方面也賦予了偵查機關更豐富的偵查手段，有利于適應當前進一步加大查辦職務犯罪案件力度的要求
刑事訴訟法修正后的第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九十一條第二款、第七十三條第二款分別對拘留后、逮捕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后通知被執行人家屬作了具體規定，從保障人權角度出發，加重了偵查機關的通知義務，亦為防止“秘密拘捕”情況的泛濫。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嚴格遵守程序法是既有的義務，履行好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規定的通知義務，既有利于提高檢察機關的司法公信力，亦有利于減少檢察機關辦案、犯罪嫌疑人家屬到公安機關報案失蹤的情況發生。《刑事訴訟法》新增加的第七十三條，是最具爭議的一條。表面上看，“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成為了新創設的一種強制措施。但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如此修改，實質上是對長期以來司法實踐中的一些“灰色做法”進行規范，而且有著嚴格的條件限制。首先，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部門而言，只有是重大賄賂犯罪案件，而且在住所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情況下，還要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準才能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另外，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執行的地點和期限也有規定：即除羈押場所和專門辦案場所以外的指定居處，以及監視居住適用的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的限期。盡管如此，“第七十三條”的增加，在當前要求大力打擊貪腐賄賂犯罪的大形勢下，對于檢察機關拓展辦案模式、轉變辦案思路還是較為有利的。
(三)證據制度的修改，對轉變偵查機關偵查思路和偵查方式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關于證據制度的修改，刑事訴訟法修正后的第五十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同時，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增加了第五十四條至第五十八條，對非法證據排除原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嚴禁刑訊逼供、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是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于證據制度的重大修改，是為完善刑事訴訟活動自身糾正機制、最大限度防止公民受到錯誤刑事處理而作出的修正。中國司法傳統，歷來都有重實體、輕程序的傾向，司法實踐中對確實存在的錯誤缺少一個比較完善的發現和糾正機制。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進一步強調嚴禁刑訊逼供的基礎上，明確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和非法證據排除的原則，是刑事司法規范的一大進步，同時對檢察機關職務犯罪案件偵查部門轉變工作思路、改變“由供到證”、“口供為王”的舊有工作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轉變思路迎接刑訴法修正案的實施
(一)正確處理辯護律師參與刑事訴訟偵查與偵查工作有序開展的辯證關系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明確律師以辯護人身份參與刑事訴訟偵查程序，是刑事訴訟法尊重和保障人權宗旨的具體體現。可以說，新律師法實施后，律師辯護權的充分、合法行使是勢在必行的大趨勢，現在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只是從制度上完成“最后一塊拼圖”而已。作為偵查人員應該認識到，律師行使辯護權實際上是對刑事訴訟偵查的制約和監督，是維護司法公正、保證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的一項重要糾錯制度。而且，律師辯護權的行使同樣會受到律師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約束。可見，律師行使辯護權與偵查機關行使偵查權在實質上并不對立，而恰恰是依法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維護司法公正的兩股重要力量。因此，在查辦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偵查機關既要保障律師的合法執業，又要注重從提高自身偵查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辦案能力著力，才能擔得起反腐朽工作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任。
(二)正確處理“應當如實回答偵查人員提問”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辯證關系
“應當如實回答偵查人員提問”和“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實質并不矛盾。筆者理解，“如實回答”是刑事訴訟法對犯罪嫌疑人所規定的一項義務，如果犯罪嫌疑人沒有履行“如實回答”這項義務，那么犯罪嫌疑人有可能在有其他證據能證明其犯罪行為的情況要承擔不利的后果。“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國際通行的法治原則，是嚴禁刑訊逼供的其中一項具體規定，也體現了“疑罪從無”原則的必然要求和保障人權的宗旨。“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實際上是從無罪推定原則的角度考慮，如果沒有其他證據能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行為的情況下，不能以刑訊逼供等方式強迫犯罪嫌疑人證實自己有罪。正確理解兩者的辨認關系，要求偵查人員樹立實事求是、“物證為王”的偵查意識，既要收集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又要注意收集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的證據，才不會陷入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有罪推定的泥沼。
(三)正確處理靈活運用審訊策略、偵查謀略與嚴禁刑訊逼供的辯證關系
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是一個揭開謊言發現真相的過程。犯罪嫌疑人往往都是抱著前途盡毀、人財兩空的殊死心態，除了心理防線極度脆弱的人之外，一般人在沒有受到壓力的情況都不會輕易供述自己的犯罪行為。嚴禁刑訊逼供并不意味著審訊犯罪嫌疑人只能像聊天、談心般地進行，而是要求在不使用暴力威脅和不采取欺騙方式的情況下，通過周全的審訊策略與高度的審訊技巧來獲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這就要求職務犯罪案件偵查人員一方面要對案件情況非常熟悉，另一方面要求平時加強對犯罪心理學和犯罪行為學等相關學科的學習，方能應對職務犯罪日趨職能化、隱蔽化、復雜化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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