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差異原則與貧富差距

　　大學是學生時代最美好而自由的時光。然而，每個大學生要畢業就必須得面對畢業論文這個坎兒，許多大四學生對如何寫論文是一頭霧水。下面文書幫小編給大家帶來一篇論文范文，歡迎閱讀！

　　論文摘要 作為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之一，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集中體現在《正義論》一書中所確立的兩個原則之中。自由原則和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及差異原則。差異原則是羅爾斯思想中最閃光的地方，同時也是遭致爭議和批判最多的地方。運用差異原則能有效解決當下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論文關鍵詞 羅爾斯 《正義論》 差異原則

　　一、引言

　　哈佛大學法學院昂格爾教授在《現代社會中的法律》一書中對社會理論的“歷史包袱”有過一段極為精彩的論述，他寫道：偉大人物讓后繼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每當政治、藝術或思想領域取得顯著的成就時，隨之而來并從中受益的一代人，可能會有一種沒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值得再去做的無所作為的感覺。

　　羅爾斯就是這樣一位讓后繼者背上包袱的偉大人物。“他促生了政治哲學的復興，把政治哲學在英語國家的地位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即使是他的學說的反對者也同樣認可他的貢獻。同為二十世紀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家的哈貝馬斯這樣評價羅爾斯的思想，“在后形而上學思想時代，羅爾斯的方案可能是恰當的，而且其方式也并非錯誤”。

　　羅爾斯終其一生一直“為一個合理的信仰所指導——正義的社會從其現實性來看是可能的(Ajustsocietyisrealisticallypossible)”。 他的所有著作都關切正義這一永恒話題。但羅爾斯的思想又并非一成不變，以《正義論》(1971年)和《政治自由主義》(1993年)兩部專著的出版為時間節點，羅爾斯的思想前后共分為三個階段。《正義論》出版以前，羅爾斯偏重于對社會倫理哲學的探究，中期則側重于政治哲學的研究，晚期的思想集中體現在《萬民法》(thelawofpeople)一文中，他改造了改造傳統的國家觀，提出一種新的弱勢國家觀繼而建構為世界各國人民所認同和接受的人民法。

　　國內學界關于羅爾斯的討論方興未艾，且研究的視角在不斷地更新，研究的深度也在不斷推進，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見的研究成果。盡管如此，對于中國的學者而言，準確地理解羅爾斯的思想仍是一件困難的事。這不僅是由于羅爾斯《正義論》一書的行文風格所致，更是由于作者是立足于西方的社會語境進行理論構建的，盡管羅爾斯申明他的理論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同樣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任何社會理論的產生都有一定的時代性，羅爾斯的研究同樣也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進行的。

　　由于筆者能力所限，本文不打算對羅爾斯的思想進行系統的解讀和批判性的評述，筆者深知，以目前的知識積累，勢必無法超越現有學者的研究成果，與其炮制低劣的文章，不如采用一種實用主義的方法，直接用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尤其是第二項差異原則來研究中國當下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即貧富差距擴大化及其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后果。

　　二、正義的兩個原則

　　關于(制度的)正義原則，羅爾斯在《正義論》一書中給出了完整全面的陳述。“第一個原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使它們：?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稀于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 第一個原則可以概括為平等的自由原則;第二個原則包括兩個具體的原則，即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和差異原則(或稱差別原則)。羅爾斯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他多次重申，正義總是意味著平等。在收入和財富的問題上，羅爾斯關注的與其說是自由問題，不如說是平等問題。 但是，有些社會價值是可以平等分配的，如自由和權利，有些則是無法平等分配的，如機會和權力、收入和財富。這樣問題就變成了：不平等的分配在什么情況下能夠是正義的?羅爾斯的第二個正義原則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這是羅爾斯正義理論中最閃光的地方，同時也是引發爭論和批判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對于激進自由主義者而言，差異原則不僅會冒著致使公權力過分強大以至于侵犯私權利的風險，同時，這樣一種劫富濟貧的思想是違背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所形成了財產權神圣不可侵犯這一信條的。其中，羅爾斯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同事，激進自由主義的代表諾奇克教授對差異原則的批判最具代表性。諾奇克認為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很容易助長強勢國家和強勢政府，為政府或國家以兼顧社會少數(處于最不利地位者)利益和要求的名義，來干涉和剝奪另一些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提供道德借口，這同古典功利主義以社會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名義，來干預和剝奪少數人的權利可謂異曲同工”。

　　三、貧富差距擴大：中國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是建立在對西方一直以來信奉的功利主義學說的批判之上的。羅爾斯認為，在制造蛋糕的問題基本解決之后，問題的關鍵已不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是如何公平正義地分配好社會的蛋糕。 這也是當今中國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從昔日的積貧積弱、一窮二白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得益于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各種公用設施有了明顯改善，越來越多的人受益于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一些社會問題也隨之出現并逐漸成為威脅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其中，尤其突出的就是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和貧富分化的問題。

　　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貧富差距會逐漸拉大，而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貧富差距就會逐漸縮小，這已經是被經濟學理論證成的規律。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它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數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所以是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來說，基尼系數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間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間表示相對平均，在0.3-0.4之間為比較合理，同時，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認為0.4-0.6為差距偏大，0.6以上為高度不平均。2012年12月初，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在京發布的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的基尼系數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這意味著中國的貧富差距現狀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具體而言，中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主要表現在城鄉差距懸殊、地區差距明顯和部門行業、階層之間差距加大等方面。造成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歷史的因素，如“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自然資源的相對不足和地域相差懸殊;人口眾多所導致的勞動力供給壓力;“門當戶對”的婚姻習俗;基礎教育水準低下和人力資本投資不均衡等，又有體制和政策的因素主要是改革以來反對平均主義的政策導向、非公有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外開放和特區政策、稅制改革滯后、尋租和其他腐bai行為、灰色收入、壟斷行業的存在、職工退休年齡偏低、“內退”現象、失業和“下崗”;住房體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等。

　　四、差異原則對解決中國貧富差距問題的啟示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理想的體現，是一種按照理性改進社會的積極自由主義思想。當今中國正在經歷經濟體制轉軌所帶來的政治法律制度、社會結構、意識觀念等一系列變革，社會正義是小康社會制度文明的核心內容。在此時代背景下，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尤其是差別原則，對解決當今中國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提供了一套整體的制度坐標。”

　　首先，差別原則可以達到補救原則的某些目標。一方面，差別原則并不要求社會去努力拉平不利條件;另一方面，差別原則確實“它改變了基本結構的目標使體制的總體安排不再突出社會效益和專家政治的價值”。

　　其次，差別原則體現為一種互惠觀。羅爾斯通過對道德上“應得”這個觀念加以澄清，說明只有實行差別原則，社會合作所體現的互惠互利原則才能實現社會合作本身才有可能。

　　最后，差別原則又體現博愛的觀念。博愛思想既體現著一種心理態度，又與一種思想感情相聯系。如果在差距較大、兩極分化的社會中，指望社會成員之間會有很好的思想感情的聯系，那是很不現實的，因而要實現資本主義的博愛理想就必須縮小社會中的分配差距，實現社會的平等。差別原則中對最少受惠者的偏愛，正好“符合博愛的天然含義”。

　　對于解決中國當下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差異原則更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差異原則在承認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存在客觀性和必然性的前提下，關心的是如何縮小差異而不是追求絕對的平均主義。差異原則提供給我們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思路是在分配上采取措施。具體而言，根據差異原則的思想，我們可以通過以下措施來縮小貧富差距：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再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二是鼓勵發展慈善事業，形成三次分配格局。三是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健全社會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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