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事訴訟法辯護權修正

　　我國刑事訴訟法辯護權修正

　　摘 要 辯護權為刑事被告之重要權利，其保障可為刑事訴訟現代化之指標。

　　雖然我國2012 年刑事訴訟法之修正已朝人權保障目標邁出大步，使辯護權保障制度變得更加完善具體，值得肯定，但惟其保障程度，仍與聯合國人權公約和國際刑事司法準則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本文從擬從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辯護權修正之內容著手，就我國辯護權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完善的建議等角度進行了闡述。

　　期能對我國新修正的辯護權保障，有進一步的認識。

　　關鍵詞 辯護權 刑事訴訟法 辯護權保障 完善

　　一、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之辯護權

　　依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25 條：“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

　　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

　　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

　　等規定，不論犯罪嫌疑人、被告等，在刑事訴訟不同階段，均享有辯護權保障;因辯護權為憲法及法律賦予犯罪嫌疑人與被告專屬之訴訟權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各項訴訟權利中處于重要地位。

　　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辯護權得以充分實現，國家法律規定關于辯護權、辯護種類、辯護人之權利與義務、辯護人之范圍、辯護人之責任、辯護方式等相關規則之法律制度，即為辯護制度。

　　鑒于世界各國均已朝辯護權的擴充與強化的方向前進，我國刑事辯護法制是否符合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條：“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時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發表的有關言論，應當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規定之要求，與其辯護法制是否落實武器平等原則與有效辯護原則，具有重要關聯。

　　二、2012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辯護權修正之內容

　　1、肯定偵查辯護

　　依我國舊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與第 96 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只有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才可以委托辯護人的，而在偵查階段則只能聘請律師提供法律協助。

　　為進一步完善辯護制度，保障律師權利，強化法律援助，2012年乃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33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

　　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

　　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

　　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

　　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訴案件之日起三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托辯護人。

　　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司法機關。”以明確律師在偵查階段擔任辯護人，并解決偵查階段律師身分不明的問題。

　　而依此規定，委托辯護的時間也由審查起訴階段的“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提前到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

　　從而，偵查機關遂依法負有訴訟關照義務。

　　2、強化律師功能

　　為強化律師之辯護功能，現行法第 46 條增訂辯護人守秘特權，賦予辯護人保密義務。

　　所謂在執業活動中知悉有關委托人情況和信息，應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的解釋，不僅是指委托人的個人隱私、商業秘密，還應解釋為包括案件情況本身。

　　雖立法并未明確“保密”的對象，因從比較法觀點來看，律師守秘特權在程序法上派生出律師拒絕證言權，因此，所謂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關情況和信息，有權予以保密，應當解釋為同時向社會和公安司法機關保密，如果司法機關要求其作證，律師也有權不予作證或者拒絕作證。

　　不過，如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時，仍有義務向公安司法機關通報。

　　3、明文通訊接見權關，完善了律師會見和閱卷的程序

　　被告人通過與律師會見和通信，可使律師盡早了解案件的有關情況，使被告人得到法律咨詢，也有利于律師調查取證。

　　為此，新刑事訴訟法完善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

　　如第37條規定，辯護律師可以憑“三證”即可會見犯罪嫌疑人與其通信，無需經許可，辯護律師持“三證”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要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咨詢等。

　　會見時不被監聽。

　　新刑事訴訟法還完善了律師閱卷的相關規定，吸收了律師法的有關內容，如第38條規定：“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摘抄、復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新《刑事訴訟法》將辯護人的閱卷范圍從舊法的“訴訟文書和技術性鑒定材料”拓展到“本案的案卷材料(這其中包括訴訟文書和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視聽資料等其他證據材料)”。

　　4、強制證據開示

　　新增現行法第 40 條賦予辯護人在審前(偵查、審查起訴)程序中的特定證據開示義務，其目的在于及時澄清案情、避免刑事訴訟在不必要的情況下繼續進行，既避免犯罪嫌疑人無謂陷入訟累，又避免國家司法資源的浪費。

　　不過，辯護人應當開示的證據僅限于“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等三類證據。

　　由于該三類證據屬于關系到犯罪嫌疑人有罪與否，以及刑事訴訟有無必要繼續進行的關鍵證據，且辯護方更容易知悉及獲得該三類證據，因此，立法要求辯護人一旦搜集到該三類證據，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開示，以便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核實證據后作出是否終止刑事訴訟的決定。

　　惟如辯護人違反證據開示義務，因本條并未明確規定違反該義務的法律后果，則未將上述三類證據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之法律效果為何?不免有疑。

　　鑒于辯護人違反特定證據開示義務，僅導致訴訟無法及時終結，違法后果并不嚴重，因此，似不宜以證據失權作為其程序違法的后果。

　　三、新刑事訴訟法有關辯護權修正后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順應國際刑事訴訟法發展的世界趨勢，于2012年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一次大的修改，使辯護權保障制度變得更加具體完善，但與國際公約和國際司法準則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我國的辯護權保障制度在立法及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法律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權。

　　沉默權是辯護權保障的基礎，表面上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付偵查機關訊問的一種消極的手段，但實際上它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不受侵害卻有著積極意義。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同時又規定了“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對于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要如實回答。

　　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 才有拒絕回答的權利。

　　”但在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在面對偵查人員提問的時候，基本沒有拒絕回答的權利。

　　在審判階段，公訴人、審判人可以訊問被告人，其他的經審判長許可的訴訟參與人也可以對被告人發問，雖然在此階段沒有規定像偵查階段那樣被告人對訊問需如實回答，但也沒有明確規定被告人是否有權不予回答，并且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對于公訴人和審判人員及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訊問和發問往往也都是必須回答的。

　　由此可見，我國刑事訴訟并沒有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權。

　　第二，法官在刑事審判中不夠中立。

　　法官中立是辯護權實現的基礎性保障措施，它能保證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平等對待的基礎上行使辯護權，使他們的主張和意見得到同等的尊重并獲得公正的待遇。

　　根據《世界司法獨立宣言》和《國際律師協會關于司法獨立最低限度標準》所確立的司法獨立最低標準，司法獨立的內容包括四個基本方面：實質獨立、集體獨立、內部獨立和身份獨立。

　　在我國，司法獨立強調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主體是人民法院，而不是某個審判員個人，所以我國司法獨立不包括法官獨立，也不包含法院內部獨立。

　　我國法院中立程度較低，受地方財政和人事的影響大，法官職業化制度也沒有形成，這些問題的存在表明我國司法獨立與國際標準的差距是明顯的。

　　第三，執行階段也存在不少的問題。

　　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規定了罪犯在執行階段有權獲得律師的幫助。

　　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由于受部分執行機關本身的素質及法律意識的淡薄的影響，使得罪犯在刑罰執行中的合法權益收不到保障。

　　如：罪犯的生命健康權受到監管人的虐待，干警對罪犯打罵、體罰或由牢頭獄霸來侵害其他罪犯的權利，結果導致一些罪犯的非正常死亡;罪犯的減刑、假釋權等得不到公平的對待;控告和申訴權得不到保障等。

　　尤其是面臨著生命被剝奪的危險的罪犯，此時他們就更需要律師的協助。

　　而現行法律對律師在此階段所做的法律幫助行為并沒有定位清楚，就更加劇了罪犯在刑罰執行中的辯護權難以得到保障。

　　四、完善我國刑事辯護權保障制度的幾點建議

　　針對我國刑事辯護權保障制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刑事司法準則的規定之間存在的差距，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

　　1、律師辯護方面

　　第一，明確司法機關的告知義務。

　　即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被逮捕、拘留后有關機關應當及時告知其有權獲得律師幫助，并將羈押的事實、原因、地點告知辯護律師及其近親屬，以助其聯絡的便利。

　　法律還應當明確規定給予律師會見充足的合理時間、會見的次數等，充分保證犯罪嫌疑人與律師交流的權利。

　　第二，建議修改新《刑事訴訟法》第41條的規定。

　　取消“兩個同意，一個許可”的規定，修改為：“辯護律師有權向證人或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與案件有關的材料，證人或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有義務予以支持。

　　如果證人享有作證豁免權，證人可以拒絕向辯護律師提供案件材料;涉及國家秘密的，應當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無正當理由拒絕取證申請，可成為辯方主張裁決無效的抗辯理由。”

　　2、偵查措施方面

　　第一，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取消犯罪嫌疑人在面對偵查機關訊問時“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

　　第二，錄音錄像制度的完善。

　　新《刑事訴訟法》第121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

　　錄音、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其完整性。

　　”如果從更好地維護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角度出發，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應當對所有案件的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而不是僅僅是針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不應有區別的對待。

　　針對實現錄音錄像制度的完善，要在兩個階段進行。

　　首先，在偵查訊問階段，要擴大錄音錄像制度的適用范圍，重新界定“全程”的定義，實現偵查與羈押的分離，規范錄音錄像資料的保存工作;其次，在法庭庭審階段，規范錄音錄像資料的出示程序，設立違反錄音錄像規則的法律后果和賦予被告人申訴權。

　　這樣可以避免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過程中采用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獲取證據，有利于對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進行平等的保護。

　　3、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建立控辯平等的機制

　　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實現法官職業化，建立控辯平等的機制，以形成辯護權保障的基礎條件。

　　辯護權的實現是依存于刑事訴訟活動的，而刑事訴訟活動是由控方和審判機關主導的，這就使得審判獨立機制和控辯平等機制成為保障辯護權實現基礎性條件。

　　審判獨立的基本要求是法院獨立和法官獨立。

　　為此，通過司法改革使法院擺脫地方權力對法院的人事和財政權的控制，調整法院內部的機構設置和權限劃分以克服法院內部管理體制行政化的弊端，在法官制度上通過改革法官選任和管理、完善法官身份保障等形成法官獨立的條件，從而實現法官職業化。

　　在控辯關系上改革檢察機關的職能運轉機制，明確規定公訴人只能履行控訴職能，法律監督職能由其他機構和人員行使。

　　這樣控方身份單一化，也就形成了控辯平等的基礎。

　　通過對此次有關辯護權修正內容的分析與探討，可以看出辯護權保障是刑事訴訟人權保障不可或缺的，是控辯平等機制的客觀要求。

　　2012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頒布將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踏上快速發展的軌道做出重大貢獻，無疑使我國刑訴法朝著人權保障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

　　為在論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權的同時，也不能離開我們國家的法制水平和國民的素養及習慣，在參照比較國外做法時又要兼顧中國的國情。

　　針對我國與國外存在的差距，我們應在充分分析我國存在的問題及存在問題的原因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借鑒與移植。

　　雖然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相關規定及與國際刑事司法準則的要求還有差距，但相信通過采取本文中的相關完善的建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促進辯護權保障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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