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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化理念下環境法學理論研究方法之變革論文
一、評析環境法學研究方法之困境
1.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發展
環境法學的研究方法，是指在環境法學研究過程中所應遵循的一套原則、手段程序和技巧等。這些研究方法在環境法學的發展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職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環境法學發展的水平和風格可見，沒有成熟科學的研究方法，就不會有成熟完善的環境法學，也就不可能推動環境法的發展環境法學作為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首先可以采用法學研究的所有方法進行理論研究工作；其次，鑒于環境法學是介于法學和環境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這使得用生態學觀點思考問題?研究現實事物的生態學分析法成為了環境法學有別于其他部門法學研究的獨特方法。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推陳出新正是與整個
法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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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發展和生態學研究方式的興起密切相關的。
二戰以后，隨著以英國法學家哈特為代表的新分析法學派和以美國法學家富勒為代表的新自然法學派的崛起以及羅爾斯的《正義論》、美國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德國盧曼的《法社會學》和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法理學一一法哲學及其方法》等法學著作的相繼問世，自由主義法學、法經濟學、法社會學、綜合法學等隨之形成，這些新興的法學研究方法都成為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羅爾斯《正義論》出版后，一些環境法學家在《正義論》和其他自然哲學、環境道德學觀點的影響下，提出了環境正義、綠色正義、環境公平、環境權等主張，使得用自然法學派理論研究環境法成為環境法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此后，隨著20世紀50年代在生物科學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生態學科的不斷成熟，運用生態學原理來研究人類及其環境系統之間關系的方法，便成了環境法學研究有別于其他部門法學研究的一道亮麗風景，同時隨著獨特的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的日益完善，也給傳統部門法學理論以強勁的沖擊傳統法學研究方法，諸如唯物辯證法、階級分析法、經濟分析法、價值分析法、實證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等的不斷生態化，已成為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此外，由于環境法學是有關環境資源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最新成果如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方法以及耗散結構論、協同論和突變論方法在環境法學研究中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被借鑒和運用。由此，“法理學的經典理論體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它必須能夠在接受理論挑戰的同時突破傳統的法律思維和知識定式，為正在動搖的理論問題，如法治的現代性，法治的理性原則等等，提出足夠合理的論證”而由可持續發展觀念和當代環境資源法學所引發的法律革命，說到底就是傳統法學研究范式的革命。它是從法律上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與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的學科，是以其獨特的環境資源法學“范式”（包括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道德觀、環境資源法學學術范疇和概念體系等）為推理基礎和進行邏輯思維的學科，并且它對經典的法學理論予以合理有效的補充。
縱觀法理學界，對于法學方法論研究可謂相當不足，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現有的中外傳統的法理學著作對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夠的系統關注和理論分柝傳統的法理學著作很少提及方法問題（更不用說討論了），偶爾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沒有結合具體實例的細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種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系統表述，只是籠統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題”博登海默的《法理學》著作副標題雖為“法律哲學和法律方法”，但是打開書一看，幾乎沒有任何方法論的討論；而中國目前通用的名為《法理學》或《法學基礎理論》的教材或著作雖然常常有一節討論法學的研究方法，但是其中除了提及一些“方法”的名號和原則外，對讀者既無方法論上的思維訓練，也讓讀者無法作為方法予以應甩近年來，在美國，以新制度經濟學的方法論為基礎，法律經濟學分析實際上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規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論論述，但是法律經濟學分析對數據要求的標準很高，對經濟學素養的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難以在傳統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別是在當代中國的法律界。廣義的法律社會學實際是由多個交叉學科構成的，無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統一的、便于法官和其它法律人運用的研究進路和方法；而狹義上的法律社會學更多地借助了社會學、人類學的實證調查方法，盡管它有助于理解特定社會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學家參考，但對于大批受傳統法學教育的、強調操作的法律人來說，出于學科傳統和研究時間的限制，實證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夠的相關性因此，要尋求一種與法律人有更多相關性的研究進路和方法，在放開眼界的同時，又不能不重視法律界已經形成的、哪怕是有明顯弊端的學科傳統。
可見，傳統法學方法論研究在深度與廣度上的不足嚴重妨礙了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拓展，并有可能加大法理學家和環境法學家就法學研究范式和法學方法論所產生的分歧。
2.傳統法學方法論下環境法學研究方法之困境
法學方法論生態化概念的提出，表明一種法學流派正在孕育、形成之中。這種獨特的法學方法論視角，是因環境法學的發展、成熟而生成的，環境法學作為一門新興的法律學科，是有關環境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它以解決環境問題為己任，試圖設計一套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法律機制。正是由于環境法學的綜合性和交叉性，使得環境法學面臨著比傳統法學更多的理論創新的挑戰和機遇然而以往對環境問題的研究分別是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不同角度切入的，現行環境法學因從傳統部門法學獨立出來，故帶有明顯的傳統法學的痕跡，存在著忽視從自然科學的視角切入認為人是生態族群中一員的事實。生態化概念的提出正是要彌補傳統法學理論的這一不足與缺失。
我們知道，對于一個完善的法學研究方法體系來說，其構成要素大致包括方法論、基本研究方法、具體研究方法、技術和工具等層次。而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困境首先在于，從方法論層面看，環境法學的基礎理論仍處于構建階段，環境立法的目的和價值取向至今尚無定論，環境法學界對此爭鳴不止，這導致了環境法學領域法哲學的缺失，而法哲學和法學方法論具有密切的聯系，如果不考慮法哲學，就根本無法研究法學方法論。任何一種法學方法論，均須建立在對法的理解基礎之上，環境法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為復雜的法現象，它隸屬于法學和環境科學，橫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其交叉性和邊緣性也正體現了它的復雜性和獨立性，它以解決環境問題為己任，試圖搭建一個人與自然溝通對話的平臺，設計一套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法律機制，然而以往對于環境問題的研究是分別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角度予以展開的，而這兩個領域認識問題的角度是不同的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人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生態系統中的消費者，因此人要依賴自然、服從自然規律，在環境上尤其要服從生態規律；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人類最基本的活動是生產活動，而生產活動是人類能動地改造自然的物質活動，因此，人是自然環境的改造者，而自然環境是被人改造的對象可見，自然科學將自然環境作為人與自然統一的基礎，而社會科學將人作為人與自然統一的基礎，并且各自都有自己的根據和理由。
環境法哲學研究的困頓正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內在沖突造成的，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人們對自然法則中有關人與自然關系認識的巨大分歧這種分歧導致了環境法學研究領域法哲學的缺失。誠然，在環境法學領域許多流派正逐步生成，并為我們提供了架構環境法學研究方法體系新的哲學視角（如動物解放論、生態中心主義等），然而這些理論尚處于爭鳴階段，從現階段來看，環境法哲學研究的缺失制約了環境研究方法體系的完善。
其次，從基本的和具體研究方法來看，環境法學是從傳統的部門法學中獨立出來的，早先環境法學研究一直承襲這些部門法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故帶有明顯的傳統部門法學痕跡如前所述，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是在歷史的長河中逐步生成的，其研究的基點在于透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在漫長的法律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規制人與人關系的方法，然而環境法學所要協調的不僅僅是人與人的關系，還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對于傳統法學來說就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最后，在技術和工具的層面，傳統的法學制度設計的技術手段用于環境法學的規范設計中，其弊端和不足已突顯出來既然環境法學屬于邊緣學科，那么環境科學的有關技術手段應該被吸納到環境法學研究體系中來然而由于環境法學的學者專家大都來自傳統的法學部門，缺乏相應的自然學科如環境科學、生態學、系統論等背景知識，這些都不利于環境法學研究方法在技術和工具層面上很好地實現多元化而由可持續發展觀念和當代環境資源法學所引發的法律革命，首先應是對傳統法學研究范式的革命。環境資源法學是從法律上研究人與自然關系以及與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的學科，是以其獨特的環境資源法學“范式”為推理基礎和進行邏輯思維的學科。
二、生態化理念下環境法學研究方法之變革
1.環境法學研究方法變革之重心
環境法學研究方法之變革，其重心在于環境法哲學領域的革新。如前所述，法哲學在法學研究方法體系中起著基石性的作用，“法哲學是法學研究中的基礎學科。它以兩種方式實現其價值、功能：首先是對法的基本概念法的構成模式“法的價值、法的本質、法的淵源法與文化現象的關系等論題進行詮釋，由之為部門法學者、法官、律師提供研究和判斷的依據；其次是建構或設計法的世界觀，為民眾生活，生存的合理、正義、公平的理念提供秩序的皈依”可見法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建構或設計法的世界觀，并由此導向相應的法學方法論通過分析可知，環境法學研究方法面臨的困頓其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環境法哲學方面的缺失，它亟須一種新的世界觀作為理論支持，而后現代主義的緣起與環境法學的誕生在時空上的暗相契合，似乎可以為這種困頓找到出口“后現代主義”是一個形式復雜、向度多維的文化現象作為其中一個流派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在對傳統哲學的二元論、還原論進行質疑與解構的同時，試圖重建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并提供給我們一個全新的、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為支撐的世界觀，這種以內在關聯性、有機主義、整體主義為其思想內核的世界觀，以多元化、多視角、開放性和跨學科為其研究的主要的方法論，正可為環境法學研究方法論之變革尋得出路。
其次，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變革還在于它不僅要繼承傳統法學的所有研究方法，包括對法律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哲學倫理學方法、數學方法、歷史分析法、價值分析法、實證分析法、社會學方法等，更為重要的是，基于環境法學是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這一獨特性，僅用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不足以建立完善的解決環境問題的法律機制，由此必須引入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如生態學的方法、系統論、控制論、博弈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等），建立一個有別于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體系，成為環境法學研究方法變革之中心。故此，“在環境法學研究中應特別注意以法學和環境學為基礎，吸收相關學科的科研成果，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對研究內容進行綜合分析；注意掌握和運用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和自然生態規律，將自然科學與倫理學，知識與價值結合起來，注意借鑒和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環境法學理論和實踐，實行開放式研究”關于環境法學基本的和具體的研究方法，有關學者、專家都做了詳盡的論述，在此不予累述。
最后，由于環境法學的目的在于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而環境問題的解決不僅依托于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的設計，同時它還必須有賴于相關技術處理，在環境法中環境標準的設定使其有別于其他傳統的部門法律規范而極具獨特性，正因為環境法中大量技術性規范的存在，使得環境法學的研究更不能故步自封，拘泥于法學領域，這對于環境法學研究者無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僅需要扎實的法學理論功底，還要兼具從事跨學科研究所需的理論功底、相關專業基礎、學術勇氣和開拓精神。在環境法學研究中一定要沖破概念法學那種閉門造車局限于邏輯推理演繹的樊籠的做法，要在更廣闊的學術視域下構建環境法學的研究方法。
故筆者認為，只有對傳統法學研究范式予以變革，方能實現環境法學理論的重大突破后現代主義作為“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復雜的一種思潮”，整合了諸如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學、生態倫理學等后現代西方眾多的思潮、流派、學說和觀點，從而被譽為“一場學術范式和思維理論上的方法性哥白尼革命”其在哲學領域主要表現為反對用單一和固定不變的邏輯和公式來闡釋和衡量世界；在方法論上則主張多元性和差異性更為重要的是，后現代主義對傳統的“主客二分法”研究范式進行了質疑與解構，并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力圖藉此架構一種全新的“主客一體化”研究范式正是這種多元化和主客一體化的新視角為法學研究范式的變革提供了一個全新的、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為支撐的世界觀，這種以內在關聯性、有機主義、整體主義為其思想內核的世界觀，以多元化、多視角、開放性和跨學科為主要研究的方法論，正可為法學研究范式的變革尋找突破口，并由此引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以法學和生態學為基礎，吸收相關學科的成果，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對研究內容進行綜合分析，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交匯融合的大科學的廣闊學術視域下，解決環境法學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難題，從而實現理論的重大突破可見，法學研究范式的革新對21世紀法學發展的意義十分深遠：它不僅能以其順應21世紀環境時代潮流的進步性而與傳統法學研究范式抗爭，從而揭示了21世紀法制發展的基本方向，而且還為傳統法學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為法學研究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2.傳統法學方法論面臨的挑戰與重構
傳統的法理學著作很少提及方法問題，偶爾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只是籠統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題，而正因為法學方法論領域研究的缺失和不足才使得對其進行深入的哲學思考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知道，認識論、本體論、價值論等均含于哲學方法之中，可見法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哲學思維，與之相對的實證分析則是一種科學思維一般認為，哲學思維是觀念層次的思維，而科學思維則是實證知識層次的思維因此，哲學的目標是從實體上以無限的、抽象的方式把握世界，科學的目標則是試圖以有限的、具體的方式把握世界哲學思維所關注是的主客體之間的關系，它不僅對客觀世界作主體論拷問，也對其作出價值性追問一一也就是說它還涉足人類社會這個意義世界。法學方法論是對理論的哲學反思，同時也是對研究方法之反思而其中最關鍵的是要檢查方法在致知上的適當性和可靠性。因此，對于批判方法之批判就成為必要。
通過上述對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歷史性考察，我們發現法學研究方法在每次社會轉型時，都會發生分化與重構這種分化與重構最先來自對于原有法學方法之批判，這種批判顯然是法律歷史發展的必然。黑格爾在談到法律的“歷史要素”時曾指出：“整個立法和它的各種特別規則不應孤立地抽象地來看，而應把它們看作在一個整體中依賴的環節，這個環節是與構成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特性的其他一切特點相聯系的。只有在這一聯系中，整個立法和它的各種特別規定才獲得它們的真正意義和它們的正當理由”—方面，從外在因素看，如今，伴隨著社會生活的網絡化、價值理念的復雜化利益訴求的多元化，原有的法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頓，而環境法恰恰誕生在社會變遷下，它“運用綜合性思維方式，廣泛吸收系統論、協調論、信息論，采用倫理學、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多種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環境法的“生存背景”與“生態環境”，透過法律現象的表面發現“法律背后”的真實，無疑是我們時代整體中的一個極富生命力的“環節”，并由此帶給原有的法學理論以強勁沖擊另一方面，如果深入到法學理論的內部考察，則“對法學的解構使我們理解到法學不可能成為一個完全自主的學科，因此，社會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交叉研究就不可避兔也正是在這種沖擊下，法學才從其他學科獲得了更多的活力”而作為交叉學科的環境法學，就當然具備了較之傳統法學部門而言的更加寬闊的背景和多學科滋養之優勢，故而，其在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的變革使得傳統法學方法論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
首先，隨著環境法哲學領域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入研究，且在后現代主義所提供的整體主義、有機主義等全新方法論的有力支持下，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學術觀點日益占據主流地位，這對于傳統法學研究范式（即以近代笛卡兒牛頓所創立的“主客二分”的研究范式）必然產生強勁沖擊，并有助于實現傳統法學研究范式的轉向，有助于傳統法學研究走出定性化思維而重塑法學研究的解構范式，有助于超越概念法學的思維、肯定法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尊重差異破解定式的牢籠這種轉向還拓展了法學研究的領域和空間由于其關注邊緣、瑣碎、片斷之物，因此它可以改變過去那種只關注中心化事物、普遍性事物的研究范式其次，隨著環境時代的到來，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實施（即實現社會一經濟一生態三位一體的協調持續發展），以及環境法學研究的日益蓬勃，環境法學的一些獨特的研究方法也將日益滲透到其他部門法學研究中。
再者，隨著整個社會從“經濟人”向“生態人”轉型，生態利益將在立法上越來越多地得以體現，并促成整個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生態化。
三、余論
上述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變革對于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在法學實踐領域已然初見端倪它首先體現在立法上，例如：1990年8月20日修訂生效的《德國民法典》中將原先的第一篇總則中的第二章“物”更名為“物，動物”；在第90條中明確規定“動物，不是物，它們由特別法加以保護，除另有規定外，對動物準用有關物的規定”。分析這一法條，可以看出，盡管它對動物的界定模棱兩可，前后不一致（如前面界定動物不是物，后面又指出對動物準用物的規定），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法學中將動物絕對地視為物的“主客二分法”原則當環境法學研究領域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日益交融，并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時，我們有理由追問：主客絕對二分嗎？如若不是，那么建筑在“主客二分”研究范式基石上的傳統法學理論大廈究竟以何支撐？這個由環境法學帶來的、給傳統法學研究以強勁沖擊的追問，終將因法哲學研究范式的轉換而導致傳統法學研究方法的重構。再如，2002年12月20日，德國最高法院頒布法令，要求所有商店從2003年1月1日開始向顧客收取罐裝和瓶裝飲料的包裝回收押金。根據該法令，顧客在購買礦泉水、啤酒和軟飲料時，必須支付25-50分不等的包裝回收押金商店將在顧客交回礦泉水瓶、啤酒瓶和軟飲料包裝時將押金還給顧客。剖析這一法條我們發現，該法條從傳統單一的以實現經濟利益為其立法目的和價值取向轉變為同時兼顧生態利益為其立法目的，這表明法學研究正從以傳統的“經濟人”為理念向以“生態人”為理念轉型，這種轉變最初在立法中表現出來，繼而貫穿于司法、執法等各個法律環節。當整個法律規范體系發生變遷時，那么作為研究法律體系的法學研究方法的生態化，其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
可見，傳統的法學研究方法在歷史變遷的土壤中不斷生成演變，分化整合，而后又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分化，這種不斷演變和躍進（從法學領域跨向其他人文科學領域再到自然科學領域），是以其所處時代世界觀的改變為外在動因，以法學研究方法體系的自然分化為內在動力的。故而，在新的時代圖景下誕生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對于新興的環境法學研究方法所提供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背景支援是及時的，而在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環境法學研究方法的變革，將最終為傳統法學方法論的重構提供內在動力，并進而導致整個傳統法學方法論的生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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