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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與新刑事訴訟法對接
刑事和解與新刑事訴訟法對接
[摘 要]文章從刑事和解概念、意義、我國刑事和解司法實踐的現狀及其如何與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接等方面進行分析，將刑事和解制度與檢察工作相結合，思考如果更好地把這個有助于化解社會矛盾、有效解決糾紛的新機制貫徹到工作中。
[關鍵詞]刑事和解;新刑訴法;檢察工作
一、刑事和解法律制度的概念
所謂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諒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從寬處理而達成的協議。
其模式是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談、共同協商達成經濟賠償和解協議后，司法機關根據具體情況作出了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責任處置的訴訟活動，它包括經濟賠償和解和刑事責任處置兩個程序。
在和解過程中，被害人與加害人可充分闡述犯罪給他們的影響及對刑事責任的意見等方面內容，選擇雙方認同的方案來彌補犯罪所造成的損害;在刑事責任處置過程中，加害人能獲得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
這樣，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質上可以獲得雙重補償，而加害人則可以贏得被害人諒解和改過自新、盡快回歸社會的雙重機會。
通過刑事和解，檢察機關可以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準逮捕，或者不起訴，或者起訴后建議人民法院從輕、減輕判處。
二、我國確立刑事和解法律制度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有利于緩和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緊張對立情緒，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在刑事案發之初，當事人雙方經常將對方視為仇人，而通過刑事和解，有利于改善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的對立關系，促進社會和諧。
通過被害人和加害人面對面的交談，選擇彼此認可的方案來彌補因犯罪所造成的損害，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質上可以獲得雙重補償，犯罪人則可以贏得被害人的諒解和改過自新的機會，及時消解因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
(二)有利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
2007年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三個專門文件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即《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和《關于依法快速辦理輕微刑事案件的意見》。
由此可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已成為我國現階段適用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各司法機關也開始積極探索，全面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這些顯然是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體現了寬松的刑事政策，體現了刑法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多為有所少為的價值品位，體現了以人為本與公平正義的司法理念，對于有效地打擊和預防犯罪、化解矛盾、維護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三)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成本
刑事和解的方式是被害人與加害人溝通和協商，所需時間較短，司法人員操作起來更加簡便，可在較短的時間內產生合乎雙方利益且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結果;另外，和解結果的審查確認較為簡單，節省了審判、執行環節后續的司法資源支出。
(四)有利于保障被害人主體地位和合法權益
被害人作為具體犯罪活動中受到最直接損害的一方，其自主意志和權利應當受到尊重。
相對于那種消極等待司法機關處理，被動地接受國家刑事訴訟結果的狀態而言，刑事和解制度賦予了被害人通過刑事和解協議來主導訴訟進程的機會，甚至給予被害人和加害人自行處理刑事實體結局的權威。
雙方通過達成和解協議，對案件的兩個重要實體事項作出了處分：一是經濟賠償的數額標準;二是對被告人刑事責任的繼續追究問題。
司法機關一旦接受了和解協議，并以此為根據做出非刑事化的處理，這就意味著雙方的和解方案最終決定了案件的處理方式。
三、我國刑事和解試行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一)新刑訴法前沒有明確法律依據
刑事和解適用的標準、適用的案件范圍、適用的主體、如何啟動、司法機關在其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地位、如何結案等缺乏明確的依據，這些問題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大的困擾。
(二)刑事和解模式不統一
由于沒有明確的立法或相應的司法解釋，司法機關和其他相關的司法行政部門及民間的調解組織在具體的調處程序上做法均不相同，有的是采用當事人自行和解的方式，有的是司法機關充當調解人，有的是設立專門調解委員會居中調解，具體適用很不統一。
由于調處程序不統一，使得處理結果之間相差較大，調處結果也不為檢察機關所知，很難對刑事和解實行有效的法律監督。
(三)刑事和解賠償標準不統一
刑事和解以加害人及其家屬向被害人賠禮道歉和經濟賠償為一定條件，經濟賠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左右刑事和解的重要因素。
作為加害人或其家屬，當自己或其家屬觸犯刑事法律之后，往往為了能免除刑事處罰，愿意以積極的態度換取較輕的處罰，被害人或其家屬則將注意力放在如何獲得較高的經濟賠償上面。
而實踐中對于傷害程度、賠償數額并沒有明確的規定。
(四)刑事和解適用范圍不統一
哪些案件適用刑事和解?重大刑事案件能否適用刑事和解?實踐中刑事和解適用范圍并不統一，有些地方只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些地方只適用于輕傷害案件和交通肇事等過失犯罪案件，有些地方對較重刑事案件也適用刑事和解，這些不統一的規定給司法機關運用刑事和解處理案件帶來了一些困惑，也不利于司法權威性的確立。
(五)刑事和解程序不統一
刑事和解目前主要存在兩種啟動程序：一是積極啟動模式，即辦案人員認為符合刑事和解的案件，先填寫啟動刑事和解程序審批表，經部門負責人審核，報請主管領導批準后，向相關人員送達適用刑事和解程序通知書，確定和解的具體時間、地點、內容、參加人員等;二是消極啟動模式，即加害人與被害人自愿達成民事部分的和解協議后，向檢察機關書面申請減免對加害人的刑事處罰或要求不追究其刑事責任，檢察機關依法作出相應的從寬處理。
(六)刑事和解處置結果不統一
從實踐來看，對于和解案件，檢察機關一般采取以下幾種處理方式：一是免于追究刑事責任，作相對不起訴處理;二是建議法院作從寬處罰，判決宣告緩刑等。
但是，由于加害人自身經濟條件的不同，可能使得刑事和解的結果不同。
能夠通過刑事和解達成協議的往往是那些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的加害人，他們在履行了經濟賠償責任后，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諒解，從而獲得從輕或減輕的處理結果。
上述多個方面的不統一，給公平正義的司法理念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四、檢察工作與新刑事訴訟法對接的分析
(一)刑事和解受案范圍
刑事和解的受案范圍亦稱刑事和解受案的條件。
根據新刑訴法的規定，和解的公訴案件包括符合條件的故意犯罪和過失犯罪兩類刑事案件。
第一，故意犯罪的受案范圍是“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以下刑罰的”案件。
從此條的規定來看，其受案條件有刑期與侵犯的客體分類雙重標準，或者稱雙重條件，且限定在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案件范圍內，即兩章中所規定的符合雙重條件的輕微刑事案件;第二，過失犯罪的受案范圍是可能判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但例外情況是瀆職罪除外。
上述兩類案件須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內未故意犯罪的總的條件限制，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內曾故意犯罪的一律排除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圍之外，其立法目的是很明顯的。
其故意犯罪行為的起算點適用刑法追訴時效如何計算的有關規定。
這里的由“民間糾紛引起的輕微刑事犯罪”的規定看起來似乎很具體，其實民間糾紛的范圍很廣，從主體范圍看可以這樣界定：必須是發生在公民之間，即夫妻、家庭成員、鄰里、同事、居民、村民以及個體工商戶、承包經營戶、個人合伙之間的糾紛，至于法人與公民之間，法人與法人之間的糾紛，不應由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
從糾紛種類看可以這樣界定：并非公民之間任何糾紛都由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而主要是指公民之間有關人身財產權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發生糾紛，如戀愛、婚姻、家庭、贍養、繼承、債務、房屋宅基地、鄰里等糾紛，以及因爭田、爭地、爭山林等引起的生產經營性糾紛。
在司法解釋未出臺之前可以參照上述規定理解和執行民間糾紛的具體規定。
(二)刑事和解程序的啟動
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實質要件有二：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并真誠悔罪;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自愿和解。
當刑事和解的前置程序啟動后，也就是雙方當事人自愿和解的，司法機關也就可以進入刑事和解程序，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的規定，即“雙方當事人和解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聽取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對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進行審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
”雖然本條規定是對當事人和解的全面審查，但獲得被害人諒解的實質性要件應是和解的“自愿性”及實際上已賠償了損失兩個重要的要件構成，這是刑事和解程序啟動后應當著重審查的重點內容。
自愿性是民事調解的基石，離開自愿性當事人不可能達成協議，調解就不可能完成。
不言而喻，就刑事和解的具體規定而言，當事人和解的內容所承擔的責任(當事人的義務)形式就是民事責任的形式，如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可以理解為對被害人的精神撫慰和經濟賠償，也就是通過這種民事賠償的方式獲得被害人的諒解，從而在刑事責任方面獲得充分的從輕處理，不承擔刑事責任或者承擔較輕的刑事責任。
其實這是將民事責任的機制引入刑事責任的機制作為刑事責任的重要補充，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當侵權行為構成犯罪時，顯然應該承擔侵權民事責任，故而在刑事法律的實體法和程序法中均規定了“加害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民事責任。
如《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再如刑訴法中附帶民事訴訟的規定也體現了這一立法精神。
此次刑訴法的修改直接規定的“刑事和解”程序(當然其中也包含刑事和解實體法的內容)更是這一立法精神的最好體現。
(三)刑事和解產生的法律效果
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九條規定：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
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或者依法作出免予刑事處罰的判決。
但是，由于加害人自身經濟條件的不同，可能使得刑事和解的結果不同，在這種情況下，檢察院公訴部分應當堅持個案之間相對均衡的原則，避免畸輕畸重。
綜上，對刑事和解在檢察工作中的相關問題探討是為了更好地理解新刑訴法的精神，使刑事和解這項新型的訴訟制度能夠發揮其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服務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更好地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推進我國的法治進程。
[注釋]
�、俸眨骸稒z察機關應對新刑訴法科技證據規定的探索與思考》，《法治論壇》2012年第3期。
②茆巍：《論清代命案初驗之運作》，《證據科學》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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