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進程研究-工商管理畢業論文

　　導讀：也指出了中國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所謂企業管理職業化。管理職業化與職業經理制含義相近但又有所區別。

　　關鍵詞：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

　　所謂企業管理職業化，是指企業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聘請專任的職業經理進行生產經營管理，遵循所有者權益和企業法人財產權及經營權分離的原則。管理職業化與職業經理制含義相近但又有所區別。通常認為企業管理職業化是聘請專門的企業經理人來管理，而且作為高級打工的專職經理人可以在企業之間流動，自由擇業。而本文所指的企業管理職業化，如前定義，按照法律所要求的公司法人治理的條件和規范，至于所聘任人員則有可能是接受過專門培訓和教育的家族成員，但在權利分離和制約上嚴格遵循法律精神。

　　2000世界銀行的IFC關于“中國私人企業成長”的研究報告中，也指出了中國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不僅表現在一些客觀數值上，更主要的是在制度選擇模式和變遷路徑上。從民營企業內部治理機構來看，從萌芽階段的家族圈治理模式到形式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和實質意義上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的趨向，職業經理人在民營企業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呈比重遞增的趨勢，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不斷發展。應該看到，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工商管理畢業論文，既是外部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同時還是一種內生經驗選擇的過程。制度漸進式的經濟轉型模式推進了管理職業化的進程，企業主對利益的追求使得他們在試驗中依賴職業經理人的經營能力。由于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和民營企業脫胎于家族企業的歷史，使得中國民營企業職業經理人和企業主之間的關系模式圍繞法人治理結構在博弈的過程中呈現了本土特色，這提示著“社會人”時代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機制完善的必要性。

　　一、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的萌芽階段：“家族圈”式的企業治理結構

　　我民營企業最早的發源地在浙江，主要是從家庭作坊、個體工商戶或個人合伙的加工零售行業的個私企業。因此，改革開放初期的民營企業具有下列特點：(1)從產權理論看，其產權清楚,利益邊界清晰。產權往往為業主個人或家庭所有，即使投資者為多人，其所有權份額也是清晰的。這樣的產權結構導致民營企業控制權的配置具有效率性，所有者兼任經營者。(2)經營簡單,市場意識強，不違反當時的國家強制法。在當時的全國人民市場意識尚未覺醒的情況下，作為“先知先覺”的民營企業主因意識超前和重利務實的經營即可取得利潤，再加上地方政府無為而治的姿態，只要企業沒有明顯的違法即可，所以經營較為簡單，不需要專業的管理者和訓練有素的職業經理人期刊網。(3)管理職業化缺乏制度支持。長期以來，我國對民營企業在注冊登記和企業組織形式上的限制政策。如:雇工不能超過8個等政策使得民營經濟在經濟活動中不能通過有效的組織形式實現市場交易或專業化分工。

　　20世紀80年代，處于起步階段的民營企業多為家族企業，采取傳統的家族經營模式，企業法人財產權和企業主私人財產界限不清，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所有者即管理者。隨著市場環境從短缺轉向飽和，市場競爭口益激烈，以及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這種以家族經營模式為核心的民營企業迫切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來實現新的突破，增強發展后勁。 [1]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國外公司治理知識的傳播，民營企業投資主體的多樣化，企業所有者兼任經理已逐漸變得不具有可操作性，所有者和經營者出現了相對分離的階段。企業所有者選任能夠共同接受的管理者，該管理者往往與業主具有某種親緣關系或其他親密關系因而具備可信賴性，管理者的經營能力固然重要工商管理畢業論文，但是關系疏密度仍然是起決定作用的選擇指標。該管理者雖然以企業經理人為業，不一定是家族內部成員，但在管理文化上與家族經營模式一脈相承，我們將該職業經理人經營階段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對分離的企業治理結構稱為“家族圈”式的企業治理結構。

　　“家族圈”式的企業治理結構下，雖然企業的經營決策權還屬于所有者，職業經理的意志不能得到實現，但企業的日常經營的控制權已經側重于職業經理人，對企業的經營信息的占有出現了經理人與企業主之間的不對稱，所有權與經營權呈相對分離狀態，組織和管理有序化加強，經理人的經驗較為豐富，管理專業化程度得到提高。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相比，“家族圈”式的法人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有：(1)管理文化的家族化。企業主與經理之間的信賴依賴親緣關系，沒有制度化的激勵機制、權利制約和保障機制。(2)企業主和經理人可能都擁有了公司治理結構中的頭銜，但對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概念模糊.(3)沒有公司章程和完善的董事會、監事會、經理機構等工作權限規定。 所以，“家族圈”式的企業治理結構標明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尚屬萌芽階段，尚未真正形成。

　　二、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的發展：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

　　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民營企業有關的一系列法律相繼出臺，民營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在制度上逐漸成型，主要以1993《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的頒行為標志。《公司法》第四條規定：“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責任。”公司法清楚地界定了企業法人財產權與所有者權益之間的界限。《公司法》第五十條、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了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權屬于經理。這是企業管理職業化的法律依據。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此之后產生了“公司化”的熱潮，董事長的身份成了民營企業家的時髦外衣，對利益的規模化追求也使得他們愿意聘請職業經理人經營，同時來自政府職能部門的監控也是約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外部力量。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現代產權理論。全會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工商管理畢業論文，推動產權有序流轉，保障所有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李振明等人認為:(1)公司治理問題的產生，根源于現代公司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及由此所導致的委托—代理問題;(2)公司治理結構是由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等“物理層次”的組織架構，及聯結上述組織架構的責權利劃分制衡關系和配套機制(決策、指揮、激勵、約束機制等)等游戲規則構成的有機整體;(3)公司治理的關鍵在于明確而合理地配置公司股東、董事會、經理人員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權力、責任和利益，從而形成其有效的制衡關系。 [2]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現代企業制度上的功能是實現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從而產生權利與權利之間的相互制約，從而實現公司自治。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同時股東大會、監事會與董事會、經理層是一種監督與被監督及相互制約的關系。

　　制度化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在形式上建立起來。但是受傳統管理文化的影響，中國企業家階層與職業經理人階層以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為軸心，展開了博弈。

　　在西方法治發達國家，董事會與總經理存在信息不對稱。在我國民營企業中，信息不對稱固然存在，但更嚴重的是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權利不對稱。經營者無法按照自己獨立意志實現經營理念和經理職責。把企業利益視為個人利益的“家天下”的傳統思維下，受慣性文化的支配，民營企業主是強勢的，職業經理人是弱勢的，強弱的對峙甚至超過了法律的框架期刊網。對副總經理和中層干部的任命權往往屬于企業主自己，企業主通過控制這些人制約著總經理的作用的發揮，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難以在民營企業中真正實現。

　　我國公司法亦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規定董事長可以兼任總經理。同時明確了經理人員的職權為法定職權，共8項規定，而非西方的由董事會對經理人授權的模式。由我國公司法及規定了董事長可以兼任總經理，由此造成董事會的權力、公司經營管理的權力集中于法定代表人一身。由于民營企業多為私人企業發展而來，公司法模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立法理念進一步加重了企業利益即業主私人利益的觀念，使得公司即使聘用職業經理也只是業主高智商的傀儡。筆者建議對公司法進行修改，董事長與不得兼任總經理并規定由董事會對經理進行授權，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的本來面貌。此外，應在公司法中進一步強化企業經理人的注意義務和忠實義務，違反者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博弈往往是因為受利益占有欲望的支配。緩解博弈的緊張關系，實行股權激勵等激勵制度，協調企業主和經理人利益，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在兩權高度分離的企業中工商管理畢業論文，產權所有者(企業家)與控制權所有者(職業經理人)之間既相對立又相互統一，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由于企業經營存在的不確定性，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和有限理性及利益日標的不完全一致等因素的影響，容易滋生一定的代理風險。因此，在職業化治理過程中，如何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系，直接決定著職業化治理的成效。因此，企業應實行股權激勵政策，使實際經營者在擁有經營權的同時也擁有部分股權，使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的利益相統一。否則，即使企業引進了職業經理人，也難以留住職業經理人。許多案例表明，如果一個企業家不能在股權激勵方面使職業經理人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相結合，職業經理人就很可能會背叛。

　　三、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機制的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需求

　　21世紀，全球迎來了由傳統企業向“社會責任企業”轉變的企業革命時代，我國民營企業管理職業職業化也將進入完善階段。從內部看，是實質意義上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的建立;從外部看，是綜合企業自治、政府公共調控、社會監督的民營企業管理化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在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后，資產者開始追求政治上的參與權，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同時，隨著“有毒奶粉”事件和杭州地鐵塌陷等公共突發事件的發生，企業的社會責任引起關注。公共安全和公民權力強調對企業法人進行公共調控，民營企業的社會公共責任進入了彰顯期。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管理職業化面臨著內部改革和外部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在企業主與職業經理的博弈關系中，還存在雙方的利益聯盟，那就是利潤最大化，甚至利用企業謀取非法利益。21世紀初，從美國安然公司6億美元假賬丑聞到美國世界通訊公司38億美元假賬的丑聞暴出且聞，是因為“經營者帝國”中的經理人作假，當董事會發現問題時為時己晚，只好聯合作假，有的甚至從一開始就是董事長與總經理密謀作假。在安然丑聞過去后，美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對違反社會責任、侵害相關者利益的企業的懲罰法案。“從整個社會發展來說工商管理畢業論文，‘工具人’時代早己過去，甚至己不是‘經濟人’時代。就世界而言，人己進入‘社會人’階段。”“現在企業的使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只對投資者負責，變成了對多者負責，其順序也重新排列:首先是滿足社會的需求，對所有的消費者和客戶負責;其次，要同一切合作者結成伙伴關系;再次，要對進行物質變換的全體員工和團隊負責;最后才是對投資者負責。也就是說，要對客戶忠誠，對合作者忠誠，對員工忠誠，對投資者忠誠，這是‘社會人’階段企業的新使命。”[3]19-22“社會人”階段企業的社會責任迫使企業必須關注與國家和公眾的和諧關系，關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注重保持雙贏和多贏局面。在此階段，企業效益最大化遵循“帕累托最優”式原則，是經濟效益、政治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環境效益整合后的效益最大化。立法也將完善對企業違反社會責任的追究機制。

　　在21世紀，企業要獲得發展，社會責任的承擔不容回避。經營管理的合法化和內部治理結構的法制化內化為企業主的主動追求期刊網。“黃光裕事件”后，國美電器正常運轉就是一個現代法人治理結構的勝案。“有毒奶粉”事件對法律責任的追查遍及了生產、供貨、原料供應和經營決策的整個鏈條，如果在章程和合同中不對各方權利(力)有明確的規定和約定，事件的處理將累及更多的利害關系人。領先的企業已經將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整合到企業的經營治理結構中去，實行真正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以章程來明確約定所有者和經理人的責權利劃分，規范管理。

　　企業家階層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關系企業的社會形象和盈利預期。因此，企業家社會化程度越高，其對職業經理人的倚重就越多。職業經理人的精英化和專業化，使得這一階層的市場影響力越來越高，自治化程度也越來越高。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階層化和自治化，使得企業規范經營的自治程度愈高。

　　利用法律手段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規范是我國立法的一個發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后，為減少惡意收購浪潮對公司相關者利益的侵害，美國29個州相繼修改了公司法工商管理畢業論文，要求經理人員對各利益相關者負責，而小僅僅是對股東負責，從而給子經理拒絕惡意收購的法律依據。國際方而，1999年OECD公布的《公司治理結構原則》也明確指出，“公司治理結構的框架應當確認利益相關者的介法權利”，“公司的競爭力和最終成功是集體力量的結果，體現各類資源所作出的貢獻，包括投資者、雇員、債權人和供應商。”2004版的《OECD公司治理準則》大大擴展了對“利益相關者”的定義范圍和重視程度。 [4]我國立法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和懲罰機制將逐漸嚴密。以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對企業公共調控是推動企業管理職業化最重要的外部力量。

　　社會公眾的監督是企業管理職業化的輔助力量。從有毒奶粉事件可以看出，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是公民自身安全權利的正當要求，在信息時代，這種監督顯得無孔不入。職業經理人受各種外部力量的制約不敢違背自己的職責，保護公眾利益和遵守法律，當企業主提出違法要求時，為其自身的長遠利益，經理人只能堅持抗衡，從而改變了過去雙方自由博弈的局面和結果。

　　在企業社會責任時代，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由企業內部治理到企業自治、政府公共調控和社會監督的完整的機制，進入了民營企業管理職業化的高級形態。

　　葉冠宇 (1987-- )，男，浙江紹興人，紹興文理學院元培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為物流管理。

　　參考文獻：

　　[1]葉國燦.職業經理制：家族企業管理制度創新的必然選擇[J].求實,2005(10).41-43.

　　[2]李振明.關于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三個理論問題[J].決策借鑒,2001(3).2-5

　　[3]唐豐義.市場經濟與人本主義.經濟學家茶座(第2輯)[M].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19- 22.

　　[4]馬力、齊善鴻.西方企業社會責任實踐[J].企業管理,2005年(2).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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