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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例外原則的國際金融論文
審慎例外原則體現了GATS框架下對于金融服務貿易領域中平衡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有效監管的客觀要求。
審慎例外原則的國際金融論文
一、設立審慎例外原則的必要性
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WTO成員國談判多集中于烏拉圭回合談判，但由于各成員國在金融監管中的制度差異和金融審慎考慮，這一過程尤其艱難，各成員國在長時間的談判中仍無法形成統一意見。
審慎例外原則的出現則是一個轉折點，它的產生對緩和各成員國金融監管差異、構建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意義重大。
與其他經濟模塊不同，金融服務貿易因與國家經濟安全與主權緊密相連，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領域。
鑒于其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各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多十分審慎。
因此，各國政府通常設立多樣化的國內金融監管措施來維護金融服務市場的穩定性。
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自由不斷深化發展，日益增長的跨國金融服務貿易使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已成不可阻擋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
客觀來講，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化與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東道國政府放松對于金融服務領域的監管。
一方面，過度的監管措施通常會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貿易壁壘，從而遏制金融市場的開放，并進而妨礙金融市場的自由化。
因此GATS通過第二部分(一般義務與紀律)和第三部分(具體承諾)多達十七條的具體規定來規制各成員國在金融貿易領域的行為。
然而，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卻也無法完全摒棄國內規制。
法律與自由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過度的法律約束會限制社會自由，但社會自由的完全確立也無法離開法律的規范與保護。
金融自由化需要以穩健安全的經濟體制為基礎，而適當的國內金融監管對于一國經濟的安全與穩定則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金融監管與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共生關系是必然的。
但實際上，這一關系也并不僅僅是金融監管的加強與削弱問題。
一般情況下，削弱金融監管的目的在于促進金融自由化發展，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則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
但金融市場的開放同時也會伴隨著新型金融問題的產生，必然需要采取與之相對應的新的監管與規制措施來應對。
此外，由于金融服務領域的敏感性與高風險性，其內部本身即存在顯著的不穩定性特征，而金融自由化對于全球資本流動的促進作用會進一步擴大這一不穩定性，這一現象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突出。
因此，金融監管措施的缺失和不當極有可能會誘發金融危機，而基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發展，始發于東道國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會急劇擴大進而影響到相關經濟區域乃至全球經濟。
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金融服務領域，自由化的發展并不是要求絕對意義上的去規制化，換言之，它并不要求國內金融監管措施的必然放松，只是要對國內金融監管措施進行規范并盡量減少政府在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和正常貿易中的干預行為。
綜上所述，合理的金融監管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實現來說是必要的，而審慎例外原則對于實現金融監管與金融自由化間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
它在鼓勵WTO各成員國采取金融監管措施的同時，亦對各成員國采取的金融監管行為具有國際規則性的約束力。
因此，審慎例外原則的存在是必然、必要且必須的。
二、審慎例外原則的文本分析
雖然審慎例外原則在金融服務領域具有重要意義，但因為它是WTO各成員國基于國家金融安全與穩定考慮上激烈博弈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導致其規定較為模糊化與概括化，在審慎原因、審慎措施、例外范圍的概念界定、適用范圍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之處。
筆者在這一部分試圖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對于這一原則的缺陷進行深入討論。
通常意義上，審慎例外原則指的是GATS《金融服務附件》中第二部分關于國內監管中的a款，具體規定為：無論本協定任何其它條款如何規定,不應阻止一成員為審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為保護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
如此類措施不符合本協定的規定，則不得用作逃避該成員在本協定項下的承諾或義務的手段。
首先，從“任何其它條款”這一用詞可以看出，這一條款明顯排除了GATS中一般義務與WTO各成員國具體承諾表的適用，因此這一排除范圍涵蓋十分廣闊，而過于廣闊的排除范圍通常會產生條款濫用的負面影響。
其次，這一條款對于監管措施的要求僅僅只是“審慎”而非“必要”，因此這一規定往往會被東道國政府利用，造成眾多不必要的國內監管措施以審慎之名出臺，進而對金融服務貿易構成隱性貿易壁壘。
再次，這一條款將保護范圍限定于“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與證券機構等在現代金融服務行業占據重要地位的金融機構并未包含在其保護范圍內，這不符合金融服務市場穩健與長遠發展的要求。
最后，這一條款對審慎原因與審慎原則的判定十分模糊，對審慎原因并未做出具體定義，只是通過“為保護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這一動機性規定對審慎原因做了非窮盡式限定，
且并未明確陳述這兩類動機是否應在監管措施的實施動機中占據主要地位。
因此，東道國政府往往借此實施僅僅包含部分審慎動機但更具其他經濟或政治動機的監管措施，從而為在金融服務領域開展具有政府干預意義的監管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同時，這一條款并未對何為審慎措施給出明確定義，只是通過限定審慎原因來確定審慎措施，但審慎原因本身即具有概念模糊性，因而導致審慎措施的界定也十分模糊。
而作為審慎例外原則中的核心，這二者界定的模糊性必然會對審慎例外原則的適用產生負面影響。
三、對于審慎例外原則未來發展的建議
通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見，審慎例外原則目前仍存在許多缺陷，而鑒于其在金融服務的重要地位，這些缺陷必須予以適當“修復”。
以下是筆者對審慎例外原則未來發展提出的幾點建議，以期審慎例外原則能在日益發展壯大的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發揮其重要作用。
第一，結合GATS第三條透明化條款將透明度要求引入審慎例外條款，將金融監管措施的具體要求與實施過程透明化。
金融監管措施的制定與實施與金融服務貿易各個參與方的利益密切相關，加之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使參與方的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國際爭端，進而對國家間的經濟貿易往來造成不良影響。
將透明度要求引入審慎例外條款不僅使這一條款與GATS第三條基本條款相符合，同時也會使東道國在制定與實施金融監管措施時更加謹慎，有利于提高金融監管措施的合理化程度，從而從根源上減少國際間貿易摩擦的產生，對于促進國際經濟自由化發展也大有裨益。
第二，將國際法中的善意標準引入審慎例外條款。
在審慎例外條款中，審慎原因與審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一條款對于金融監管措施濫用行為的約束力。
引入國際法中的善意標準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陷，而善意標準的國際性也有利于WTO各成員國對于這一標準的接納。
第三，適用標準適當地向發展中國家傾斜。
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服務領域起步較晚，金融法律系統尚不完善，相關司法立法經驗也尚顯不足。
因此一視同仁地適用標準對于發展中國家略為苛刻，造成實際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加之GATS在第四部分逐步自由化中也秉承了優待發展中國家的精神，筆者建議可將審慎例外原則的適用標準適當地向發展中國家傾斜，根據發展中國家實際的金融市場狀況靈活采取適用標準。
四、結語
審慎例外原則體現了GATS框架下對于金融服務貿易領域中平衡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有效監管的客觀要求。
這一靈活條款的存在，既符合了GATS框架建立后WTO各成員國在逐步開放金融服務市場的同時維持本國金融監管主動性的過渡性需要，又為未來的逐步自由化發展留下了較大空間。
然而，審慎例外條款在賦予WTO各成員國監管措施靈活性的同時，條款本身也相應地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使得該條款在概念界定、適用范圍等方面均缺乏具體化標準。
筆者結合當今國際金融自由化發展趨勢為其未來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
如今國際經濟法學界眾多學者對審慎例外原則已展開廣泛研究，相信審慎例外原則的完善與發展值得期待，它必將在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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