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生態文化論文

　　農村生態文化論文

　　一、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內容及特征

　　(一)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內容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是社會學以及社會工作吸收了生物學、生態學后形成的一套分析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互動關系與指導社會工作實踐的基礎理論。

　　該理論在質疑和拋棄了不良社會行為的“個人歸因模式后，轉而在更為系統、更為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尋找“病態行為產生的原因以及助人方式。

　　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形成過程中，查爾斯•扎斯特羅(CharlesH.Zastrow)與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bren-ner)作出了巨大貢獻，二者都把人類行為的主體與包繞于其的社會環境劃分為不同層次。

　　扎斯特羅按照個人—周圍群體—社會設置順序，把社會生態系統分為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次。

　　而布朗芬布倫納則在此基礎上，把宏觀系統進一步分解為外部和宏觀兩個系統(這種說法是一種大約的區分)。

　　根據他們對社會生態系統的描述，結合莫拉萊斯(ArmandoT.Morales)與謝弗(BradfordW.Sheafor)對社會生態系統的分析與我國隔代撫

　　養留守兒童問題實際，為方便分析，文章把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態系統分為以下幾個層次：個人系統。

　　主要包括農村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理、心理系統及特點。

　　家庭系統。

　　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所處的“祖代—孫代家庭形式以及家庭關系模式。

　　實踐操作系統。

　　指除家庭成員外，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日常在生活實踐中能夠直接產生互動的同齡群體、班級、老師等社會因素。

　　外部環境系統。

　　指包繞于隔代留守家庭的社區、學校、教育或其他公共機構等可以為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服務的社會設置。

　　文化系統。

　　指流行于我國農村的價值觀、信仰以及其他社會認定的社會準則。

　　歷史系統。

　　兒童價值的歷史認識及變化，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活經歷，主要是父母離開的生活事件特征以及他們對事件的認知。

　　由內及外、由微觀到宏觀，是影響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心理因素的不同層次系統，當然每個層次都不會獨立發生作用，總是處于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情境中。

　　即微觀系統中的個人行為涵聚著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因素，是這些因素的個體表現方式，系統之間存在著開放式的互動關系。

　　反而言之，對某一群體或個人的社會生態特征進行分析，也能夠關照到這些特征最終會給群體或個人施加何種影響。

　　查爾斯•扎斯特羅認為，了解每一系統的正常成長標識(Nor-malDevelopmentalMilestones)是至關重要的，這個標識就是個人成長狀

　　況的衡量標準，即符合社會期待的個人心理、生理、社會功能的行為方式。

　　因此，和諧的社會生態系統的特征總是與正常的成長標識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社會生態系統中的缺陷也會較多地導致群體或個人行為對社會期待的偏離。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厘清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社會生態系統特征，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預知他們可能出現的問題提供可鑒材料，也可以在預防、矯正他們偏離社會行為時做到有跡可循。

　　(二)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特征

　　1.個人系統特征

　　當前研究成果大多數認為留守兒童在心理發展上與普通兒童存在差距，但是筆者通過與兩種兒童直接談話與問卷調查，發現隔代撫養留

　　守兒童與一般留守兒童以及非留守兒童在生活認知、言語表達上并沒有表現出較大差距。

　　與同年齡段兒童相比，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比較突出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現為個人自主能力較強，自尊水平較高。

　　生活中的小事大多是自己做主，并且能夠堅持自己的意見，應對來自家庭、學校的壓力事件表現得更有信心。

　　生活能力上呈現性別差異與年齡上的兩極分化，即女性生活能力相比男性稍弱，吃飯、洗衣等生活問題對祖父母依賴較大，初中兒童生活能力很強而小學兒童很弱。

　　從學習能力上看，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學習自主性稍有欠缺，但學業成績與普通兒童差異不大。

　　2.家庭系統特征

　　在家庭結構上，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在日常生活空間直接與祖父母產生互動，而祖孫代際之間年齡差距過大，生活歷程與信息接受程度大不相同，使得二者在互動中出現諸多困難。

　　在筆者所調查的隔代留守家庭中，祖父母具有初中以上學歷的不足10%，絕大部分是小學及以下文化水平。

　　在與祖父母的互動中，生活上高度依賴而情感互動又極不充分。

　　與父母親生活距離的拉大，造成親子之間的情感互動相對匱乏，情感互動的形式多為電話溝通，父母對子女的教育多來自于“言傳而非“身教，較多的互動產生于父母對子女較為寬松的經濟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擴展性家庭成員，比如叔伯、姑姨等在家庭系統中的作用相比普通家庭更加明顯，在生產幫助、節日團聚以及日常探望中與隔代留守家庭的互動更加頻繁。

　　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與一般留守兒童、非留守兒童的最大區別，就是他們的家庭系統所表現出來的特征，父母對子代負有的撫養、監管、

　　教育與情感功能，絕大部分都轉嫁給了祖代，但除撫養功能尚可替代外，祖代對監管與教育功能的承擔實屬力所不逮，而父母與子女間的情感互動不是其他情感方式所能代替的。

　　3.實踐操作系統

　　實踐操作系統是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互動發生強度與頻率最高的生態系統。

　　同齡群體由于學習經歷、心理發展水平相近，彼此間更加容易交流，因而具有其他人群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

　　分析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與同齡群體的關系，主要考察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能否主動適應并融入同齡群體。

　　第二，同齡群體會不會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進行“標簽化，對他們的接納程度不夠。

　　經過調查，發現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對同齡群體的融入與其他類型兒童沒有區別，同齡群體也沒有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標簽化的傾向，接納程度主要依賴于兒童的個性表現。

　　但是，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在同伴關系中具有“自我標簽化傾向，即更容易接納那些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成為自己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小學階段，這種特征更加明顯。

　　以上分析同樣適用于兒童與班級的關系，班級不僅是學習組織，更具備自我管理的功能，有班干部、課代表、組長至普通學生的層級結構，

　　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能不能具有在層級上端扮演角色的資格以及會不會受到這種層級結構的排斥，都對他們的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

　　師生關系是學習生活中最為重要的社會關系，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學生發展的基礎性條件。

　　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與老師的雙向關系中，老師不會對他們在情感與心理上具有排斥感，相反，都對這些兒童進行了格外的關照。

　　調查中老師普遍認為，如果拋開個體，整體來看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在學習上還是與普通兒童存在差距的，但老師將此歸因為缺乏了父母對

　　學習的監督而祖父母自身知識水平較低，無法對兒童在學習上提供幫助。

　　在兒童對老師的認知、情感與行為的聯系中，總體來看老師充當了學習“監督者的角色，小學階段師生之間的情感聯系較多，容易形成“依賴型與

　　“親密型師生關系，而初中階段，由于學業加重而兒童自主性增強，兒童對老師的情感互動明顯減少。

　　4.外部環境系統

　　外部系統是延伸于實踐操作系統之外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會組織，它們一般不會直接影響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但它們卻會對兒童的家庭系統以及實踐操作系統施加影響，從而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

　　在正式設置中，社區是距離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最近的社會設置，但遺憾的是，農村社區基本沒有對這些兒童額外照顧。

　　在訪問社區(村)干部時，他們解釋的原因是隔代留守家庭數量較多，社區(村)收入較少且村里也沒有人手對他們進行照顧，更為重要的是，

　　上級政府既沒有針對這種家庭的相關政策，也沒有額外的財政投入。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報告中，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關愛服務體系，但是，相應的具體配

　　套政策與措施從中央到地方還沒有出臺，政府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關愛大多是通過團委、婦聯等組織進行。

　　比如山東中部某縣，婦聯對各級學校提出必須建立“留守兒童工作站，工作站要配有專門的心理咨詢老師。

　　但是，幾乎沒有學生主動到工作站尋求幫助，原因可能是學生對心理問題的忽略和認識不足，有時感覺到心理上有問題也羞于表露。

　　很大程度上，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關注成了一種儀式性活動，即每到六一兒童節期間，婦聯或團委都會為留守兒童提供籃球、羽毛球等體育用品以及圖書、文具等學習用具。

　　教育行政機關也有專門的文件要求學校對留守兒童包括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力所可行的照顧。

　　應該看到，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問題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高度關注，但是基本上還處于提出問題階段，解決問題的措施仍然處于“零敲碎打狀態，當

　　前的關愛行動還不能為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且覆蓋面較小。

　　學校層面基本是在教育行政機關或者婦聯、團委等組織的政策框架內自主進行活動。

　　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較多的地區，很多學校都針對性地開展了一些活動。

　　大部分學校都是針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祖代進行關于兒童心理發展、安全防護等知識的培訓。

　　一些非正式組織已經開始對留守兒童開展社會工作，但是專門針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社會工作開展不夠。

　　相對來說，我國兒童社會工作的專業從業人員匱乏。

　　據《京華時報》的報道，截至2004年，我國擁有資質的兒童社會工作者僅486人，占社會工作者總數的0.3%。

　　而美國2004年服務兒童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就有27萬人，占社會工作者總數的48.6%。

　　針對性的社會工作主要來源于高校的志愿行動，很多高校將“關愛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作為暑期社會實踐活動的主題，尤其是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的高校。

　　5.文化系統

　　根據費孝通先生對社會關系的描述，家庭在我國傳統社會關系中處于絕對核心的地位，而家庭的結構在于“兩人間的關系靠了第三者的存在而

　　得到固定，即父母與孩子構成了穩定的家庭三角，而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延綿符合“撫養—贍養的“反饋模式，父母對孩子的撫養是婚姻與家庭的基本功能，這與西方單向的撫養模式大有區別。

　　可見，在傳統文化中，父母對子女的撫養是一種絕對責任，但是祖父母對孫子女不是傳統上的應有責任，何況我國一直就有“隔代親的俗話，

　　因此，對孫子女的監護，(外)祖父母處于比較尷尬的角色，太嚴了會引起孫子女的強烈不滿，太松了則很難對他們產生應有的約束力，由“含飴弄

　　孫到全面監管，無論是(外)祖父母還是孫子女，都難以接受這種角色的轉變。

　　6.歷史系統

　　子女的價值認識在我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前后截然不同。

　　在這一制度實行之前，“多子多福不僅僅是一種理念而且也在實踐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以至于在20世紀80年代前我國的生育水平居高不下，致使在單個孩子身上，父母難以付出更多的精力與經濟投資。

　　但在1979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后，家庭中孩子的數量急劇減少，孩子對于父母的意義則急劇上升，孩子成了整個家庭的唯一重心，這造

　　成了家庭不僅更加注重孩子的質量，也更注重孩子在成長中的安全，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隔代留守家庭中的祖代對孩子的心理、情感上的忽略。

　　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自身來說，他們自己所經歷的事件也是對他們行為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最重大的生活事件莫過于父母的離開。

　　不同年齡段兒童對父母離開的認知不同，對于低年齡段的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來說，很容易產生被父母“拋棄的感覺，但是對于高年齡段的隔代撫

　　養留守兒童，雖然在心理上難以承受，但是由于能夠理解父母外出打工對于個人以及家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父母外出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就顯得不是非常強烈。

　　當然，把歷史系統置于社會生態系統的最高端，這是因為其他系統都受到歷史系統的影響，無論是微觀系統還是其他宏觀社會系統，呈現的特

　　征不僅僅是當前各種社會因素復雜交匯的結果，也是這些系統歷史發展的必然。

　　舉例來說，當前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雖然相比計劃體制下有所松動，但是，戶籍制度自身的發展也一直深受歷史條件的制約。

　　二、進一步的討論

　　通過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社會生態系統的分析，不難發現各個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

　　從歷史系統來看，農村經濟的發展水平與原有戶籍制度使得他們的父母不斷走進城市而又很難融入城市，但孩子價值的與時俱增造成(外)祖父

　　母對兒童過多的保護甚至溺愛，這些又和傳統價值中祖父母的角色相互疊加，致使祖父母與孫代角色的認知與承擔之間產生矛盾。

　　外部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歷史與文化的產物，長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導致了黨和政府對社會建設的忽略，當社會問題出現以

　　后，針對社會問題的制度與實踐措施都有一定的滯后性，這也壓縮了非正式組織在幫扶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中的活動空間。

　　至于微觀系統，包括個人系統、家庭系統以至實踐操作系統無不深受以上宏觀系統的制約，但是微觀系統畢竟是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可以直接面對

　　的社會互動系統，除了受到系統的制約之外，隔代撫養留守兒童也會主動性、創造性地建構自己的社會生活空間，反過來對微觀系統產生一定的影

　　響，比如兒童可以策略性地與祖父母、老師以及同學進行社會互動，從而改變他們的監管、教養或相處方式。

　　問題的分析是為解決問題服務的，通過對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社會生態系統特征分析，可以看出在幫扶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時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1.歷史與文化系統本身具有緩慢演進的特征，而且這種演進是建立在與其他層次社會系統不斷互動的基礎之上，因此歷史與文化系統在整個

　　社會生態系統的能動性不足，通過改變歷史與文化系統對兒童進行幫扶屬于“遠水不解近渴。

　　但是，個人歷史系統雖然無法改變，仍然可以為幫助隔代撫養留守兒童提供可鑒之處，即在工作中要格外留意父母外出時兒童所處的年

　　齡階段，因為年齡階段不同，生活事件對兒童心理的影響也不同。

　　2.外部環境系統對幫扶隔代撫養留守兒童起著巨大作用。

　　首先，外部環境中的正式社會組織可以為幫扶提供政策性框架，甚至有組織可以做到親力親為，提供具體的幫扶行動計劃，吸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

　　其次，要加強社區建設，將社區管理當做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發揮社區在民生問題中的基礎性作用。

　　再次，學校可以在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幫扶中大有可為。

　　學校在正常的教學活動之外，應加強留守兒童包括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的生活、學習、心理發展的監控，并為培養健康的班級文化、同齡群體營造良好的校園氛圍。

　　3.實踐操作系統中，應充分發揮老師的作用，注意與兒童尤其是低年齡階段隔代撫養留守兒童建立“親密型的師生關系，為兒童提供良好的情感支持。

　　個人與家庭系統的特點是祖代在監管中的力不從心，以及絕大多數隔代撫養留守兒童都處于自我概念形成并成熟時期，家庭中情感互動不足，因此，要對祖代進行兒童發展特點的一般知識教育。

　　祖代與隔代撫養留守兒童父母經常性溝通，讓他們及時了解兒童學習、生活狀況，對兒童出現的問題及時解決。

　　農村生態文化論文

　　一、社會生態系統理論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人類成長的生活環境(如家庭、社區等)看成類似生物周圍的生態系統，強調人的社會生活環境對于分

　　析和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性，特別強調人與生活周圍環境之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人類行為發生的影響。

　　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自生來就有與環境系統互動的能力，人與環境的關系是互惠的，個人的意義是環境賦予的，要理解個人，就必須將其置于其生活的環境之中。

　　個人的問題是生活過程中的問題，對個人問題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須在其生存的環境中來進行。

　　最早提出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

　　他用公式D=f(PE)闡明人的發展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關系，指出D(Develop-ment)即發展，P(People)即人，E(Environment)即環境，認為人的發展

　　就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環境系統直接或間接地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影響著人的發展。

　　這些環境系統從主到次分別是：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

　　微觀系統是指影響個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中觀系統是指家庭、群體等組織，宏觀系統一般指大的社會系統。

　　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

　　其中個體微觀系統受到中觀系統家庭的影響比較大，同時，還受諸如社區、社區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

　　同樣微觀系統對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也有一定的影響。

　　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構成一個大的社會生態環境共同作用于某一個體或群體，有學者將這一生態環境又做了具體歸類：即“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

　　滋養性的環境能在適當的時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資源、安全與支持給個人。

　　不友善的環境則缺乏或扭曲了資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礙了個人的發展。

　　依此，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并非完全是經濟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長期不友善的環境的壓迫及資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

　　生態系統理論主張提供多層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務，為研究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措施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框架，本文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

　　從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探討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成因，思考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建議。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及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一)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

　　聯合國開發署在《1997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正式提出“文化貧困(human　poverty)概念。

　　報告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經濟貧困，更深刻的是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即知識

　　缺乏、參與不足、能力低下、素質不高、權利無法保障、健康狀況差等的“文化貧困。

　　世界銀行研究報告明文指出：貧困不僅表現為饑餓、寒冷、無助，遠離政治生活、絕望、沒有尊嚴同樣也是貧困。

　　2000年聯合國開發署進一步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發展能力的喪失，包括文盲、營養不良、預期壽命不足、母親健康惡化、可控疾病感

　　染，其間接衡量指標包括缺乏獲取維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能源、衛生、教育、通信、飲用水)的途徑。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文化滯后于時代發展并影響到其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

　　學者秦存強等人分析指出文化貧困的表現是：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

　　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

　　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中國農村實事表明，女性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貧困，即我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相對于農村男性群體的事實存在。

　　而且從本質上看，農村女性貧困并非是單純的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她們更多的是處于文化貧困狀態。

　　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就指這一特殊群體或個人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影響到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

　　作為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女性，她們的文化貧困不僅在家庭內部形成代際惡性傳遞，對其后代產生難以克服的消極影響，而且嚴重延緩了農

　　村的發展進程，制約著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文化貧困是一切貧困的總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貧困，將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提升農村女性個人的文化素質，進而全面推進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1.個體微觀系統自卑心理、依賴心理導致其主體意識缺失、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

　　個體微觀系統是指個體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會的系統，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影響或決定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

　　在分析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現狀及成因時，需要深入分析微觀系統三個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們受剝削的根本，也是她們無法擺脫弱勢地位的癥結。

　　因為從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較之男性，肌肉生長較為細膩，骨骼較小，力氣不足。

　　由此限制農村女性多數只能留守農村，導致農村女性不僅經濟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圍、生活內容也十分狹窄和單一，進而致使其形

　　成消極的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狹窄、自卑心嚴重等心理偏差。

　　在這樣的心理系統和生理系統的互相影響下，逐漸走向自閉，拒絕社會交往，進而逐漸被限制在農村社會公共領域之外，而農村女性這種參

　　與公共生活不足的狀態又導致其對自身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

　　此外，農村女性自我認知生理性別意識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她們缺乏自主、自立意識，缺乏獨立開辟事業的精神。

　　而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事業又會導致其經濟收入的有限和不足。

　　這種物質貧困、經濟貧困致使其產生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視野狹窄、缺少主體意識、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境地。

　　2.中觀系統中婚姻家庭體制的負向影響，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貧困狀態。

　　家庭系統和社區系統是對農村女性生存發展狀態影響較大的中觀系統。

　　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的結果是農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難獲得對家庭的土地、財產的支配權力，接受教育權也極易被剝奪。

　　家庭因素對農村女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

　　農村家庭受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較深，重男輕女依然存在，導致對女性充滿了偏見和禁忌，使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造成了深刻影響。

　　中國從事傳統農業勞動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

　　調查數據顯示：“文盲和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婦女占農村婦女總數的60.9%，遠遠高于城鎮婦女22.7%的水平。

　　農村婦女中文盲、小學、初中文化比例分別為67.7%、67.0%、51.2%，均高于農村男性相應的32.3%、33.0%、48.8%的水平。

　　高中(中專)和大專以上學歷中，農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38.8%、27.3%，遠低于農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

　　農村教育的男女差異，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的欠缺，是導致農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貧困的主要原因。

　　(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使農村財產僅由男性子嗣繼承，子女隨父姓，婚嫁從夫居，對女性的經濟狀況與地位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如，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中明確要求已婚婦女退回承包地，或規定出嫁女的戶口所在地進而剝奪其土地分配權。

　　同時，從夫居的家庭體制導致了女性社會網絡資源的流失和弱化，農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獲得的社會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觀系統社會資源不足、文化消費有限，體制結構不合理使農村女性處于“失權文化貧困狀態。

　　在探討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過程中，應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將其放在特定的宏觀環境中分析。

　　縱觀農村女性生活的宏觀環境，發現問題表現在：

　　(1)農村女性可參與分配的社會資源缺乏。

　　社會制度決定了社會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區域、不同群體(如社會性別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從而導致了特定地區、區域、群體或個人處于貧困狀態。

　　農村女性參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體現在物質資源、受教育培訓資源以及社會參與資源不足等方面。

　　這些都表明農村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無法與男性一樣享有社會資源和占有發展機會。

　　(2)農村女性可消費的文化資源有限。

　　目前大部分農村的文化設施比較落后，一些貧困地區沒有科技文化圖書閱覽室，沒有有線電視，沒有廣播影劇院等文化設施。

　　更沒有針對農村女性特點的農業科技教育體系來對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婦女進行全面、系統、有效的農業技術培訓。

　　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獲得。

　　農村貧乏的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氛圍造成了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

　　(3)二元分割的體制限制了農村女性的發展。

　　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同一國家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城鄉長期分設、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出現明顯的差別特征。

　　由于二元結構制的存在，尤其是現代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數農村女性無法隨丈夫一起進城，不得不留守農村，長期生活在相對閉塞的文化

　　環境中，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和先進思想，消磨了農村女性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致使農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變。

　　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的體制分割，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發展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農村婦女難以得到必要的資金、技術、信息、基礎設施等資源，這些都形成了強大的阻止農村女性發展的制度性障礙。

　　加上社會性別歧視的存在，限制了農村女性個體的發展，使之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處于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的文化貧困狀態。

　　三、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治理途徑

　　(一)微觀層面：

　　在個體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激發農村女性文化自覺，培養其主體意識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的問題來自個人與環境之間交流的失衡，強調從服務對象的生態環境探尋問題產生的原因。

　　基于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理念源于生活內容的基本觀點，要改變農村女性主體意識缺失狀態，全社會應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為女性主體意識提升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

　　應通過宏觀調控手段為提升女性主體意識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切實解決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使女性從實實在在的主人地位上產生主體價值。

　　制定相應的保護政策，使女性與男性平等地開展競爭。

　　通過各種社會化途徑幫助農村女性進行角色塑造，從而成為主體價值發展的導向與支撐。

　　女性的主體意識是女性對自身價值認可與追求的理性起點和支撐，是激活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內在動力。

　　女性的解放和發展關鍵在于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覺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與“文化貧困呈正相關關系，即擁有文化自覺意識會使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狀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能夠了解自身的文化處境，進而促使其主動獲取和接受先進文化。

　　反之，文化主體文化自覺意識缺乏或不足，會極大影響或制約主體文化落后狀況的改變。

　　由于歷史以及現實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加之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村女性長期以來習慣于“別人的附庸這一畸形社會角色。

　　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對策就是要不斷提高女性自身的認識和評價水平，集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力量，積極宣傳健康、文明、進步的女

　　性性別意識，努力實現農村女性自身觀念的轉變，通過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培養反文化貧困主體的自我覺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審視的能力，使她

　　們從傳統角色模式中解放出來，樹立良好的現代性別意識，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改變其命運的自覺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而真正幫助其從根本上實現文化脫貧。

　　(二)中觀層面：

　　改變家庭傳統觀念，倡導男女平等，發展農村教育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鼓勵弱勢群體多元化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

　　應建立“家庭———社會聯動互動體系。

　　研究與事實表明，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是影響農村女性智力開發的主要障礙。

　　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領域的決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

　　多數農村家庭血緣的邏輯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綿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潑出去的水。

　　受傳統父權制思想的影響，農村女孩從小就受家庭的歧視，受教育權力被剝奪，導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較低。

　　按照生態系統理論，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需要政府主導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1.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

　　在全社會層面開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個家庭，讓“男女平等理念從村民生活層面深入村民意識。

　　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女性的氛圍，向農村女性和男性宣傳社會性別意識，喚起農村家庭性別平等意識。

　　同時，在社會性別意識推廣的過程中，還需要電視、廣播等媒介積極介入，形成倡導性別平等的良好社會氛圍。

　　2.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消除文化貧困根源。

　　保障農村女性實現文化脫貧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

　　鑒于中國農村地區教育資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參與學習的性別差異等因素，應大力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重點工作：一是發展

　　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并通過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確保農村女童教育機會得到真正的實現。

　　二是發展多樣的農村社區文化，通過潛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

　　三要加強農村女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獲取經濟收入的本領。

　　3.通過政策法規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農村女性應有權力的剝奪。

　　對于無法可依的家庭問題，國家有義務在保證社會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不受損害原則下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以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女性實現功能性活動自由的困擾。

　　堅持有法必依的原則，特別是在關于土地分配與補償的問題上，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回應女性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利益受損問題。

　　切實維護農村女性合法權益。

　　同時要妥善處理好如農村女性土地承包權被剝奪、財產權受侵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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