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種族意識糾結下的《新史學》分析論文

　　被嚴復譽為“石破天驚之作”的《新史學》，①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里程碑的意義，對其的研究層出疊現，或揭示其史學史的意義，②或考辨其觀念源流，③或從其他學科的角度解讀其蘊含的意義。④ 經過數十年研究，此一研究主題好像陷入停滯狀態。換言之，時至今日，如何推進清末“新史學”研究不斷走向深入，越來越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縱觀已有研究，存在著觀念相對保守、⑤視野相對狹窄、⑥文獻發掘不夠等問題。⑦ 因此，若能不斷更新觀念、擴大視野，并在文獻梳理與解讀方面用功，這一研究主題當能取得新的進展。

　　僅就《新史學》文本而言，仍存在著一些值得探究的可疑之處: 如梁氏對“歷史”的界定前后不一，先稱“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后又言“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 再如《新史學》一文在《新民叢報》第1、3 號刊出后，直到11 號才繼續連載。這些問題看似微不足道，但若深入考究其歧異抵牾，會發現這些細微之處不僅折射出梁氏政治思想對其“新史學”思想的影響，①亦透露出中國現代歷史書寫發軔之際面臨的重要難題———寫誰的歷史和如何書寫。本文希望借助“國族”“種族”等概念，②對《新史學》文本進行細致分析，并將學術史置入思想史中，探究歷史書寫主體問題對清末新史學發展造成的影響，以推進對清末“新史學”的認識。

　　一、用“國族”消解“種族”: 梁啟超在《新史學》醞釀期的史學思考

　　在戊戌變法時期，梁啟超雖然視史學為推動維新變法的入手工具，但未在學術層面認真考慮以西方現代史學為榜樣改造中國傳統史學。③戊戌變法、庚子勤王的失敗，使他基本失去參與政治實踐活動的機會，開始更多地以輿論宣傳、學術研究的方式參與政治。經過數年探索，梁啟超逐漸走上“新史”與“新民”的道路。④換言之，雖然梁啟超在戊戌變法時期已對現代史學有所關注和思考，⑤但《新史學》真正醞釀期當是1899—1901 這兩三年。這一時期的梁氏，正在“反滿”和“保皇”之間搖擺不定: 戊戌變法的流產給他帶來的不僅僅是包含著失落、緊張與憤激的挫敗感，還有對滿清政權的疏離感，由此走向反滿革命道路; ⑥雖然在康有為的壓力下表示“前此種種疑忌肆謬，今皆自省之”，⑦但庚子勤王的慘敗促使他再次傾向于反滿革命; ⑧1901 年初的預備變法諭令喚起了他對君主立憲政治的新希望，是年4 至7 月發表旨在“鼓吹保皇，反對革命”的《中國積弱溯源論》，⑨并于1902 年初創辦《新民叢報》“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⑩不過對慈禧回鑾歸政的期盼不斷落空，使梁氏很快又從君憲改良道路向反滿革命道路游移，并明確提出“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

　　把梁氏此一時期史學思想發展歷程與政治思想發展歷程對比之后，有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地浮現:梁氏對新史學的思考是否會隨其激烈變動的政治思想而搖擺? 出人意料的是，梁氏此一時期的史學思考，幾乎沒有隨著政治思想搖擺起伏，在紀年、傳統史學批判、史學研究方法等問題上，都努力地堅守著國族立場，并試圖用國族立場消解種族意識。不過，這種努力堅守及不經意間流露出反滿色彩的種族意識，也透露出梁氏內心的緊張與撕裂。

　　“孔子紀年”是梁啟超用“國族”立場消解“種族”意識的代表性思考。在1899 年5 月30 日《清議報》第16 冊刊載的《紀年公理》中，梁氏闡述紀年的產生、意義，以及中國傳統紀年方式的缺陷，并以“法其生不法其死”為由，主張以孔子生年為中國紀年之始。此文不僅探討采用“孔子紀年”對中國史學研究的益處，并且將改變紀年的重要性提升到國族存亡的高度，指出“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為奴不自立則已耳，茍猶自立，則紀元必歸于一”。灹菏現所以如此看重“孔子紀年”，最主要因素是他的國族考量。已有研究者指出，梁啟超等人此時提倡“孔子紀年”，與戊戌變法時期已有不同，其核心在于“為一套藉以厘定中國國族邊界、界定國族本質的符號系統”。也就是說，在“孔子紀年”話語系統下，“一個人或一個族群是否得以成為中國國族的成員，固不在血緣、種性等‘既定的’生物性連系，而端視其能否接受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為定”。① 簡言之，梁氏實際上是將孔子視為中國文化的圖騰，只要服膺孔子學說，不論種族，地域，就是中國人。梁氏將國族認同建基于文化認同而不是血緣認同的觀點，思想淵源可以上溯到《春秋公羊傳》“夷夏觀”的文化取向，在現實中又針對了一些滿族或漢族人士提倡的狹隘種族意識。② 盡管以文化認同作為國族認同的基礎在理論上也存在一些問題，但就當時滿漢對立與反滿意識暗流涌動的歷史情勢而言，的確具有很強的包容性。

　　站在國族立場對傳統史學弊端進行批判是梁氏此一時期的新思考。梁啟超在1901 年發表的《中國積弱溯源論》中認為，“愛國之心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而愛國心“薄弱之由”，是因為中國人“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差別”“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限”“不知國家與國民之關系”。梁氏認為國家是“全國人之公產”，而朝廷僅為“一姓之私業”。借助這些新觀念，梁氏對傳統史著的書寫內容與評價基準提出了強烈質疑:“試觀二十四史所載名臣名將功業懿鑠聲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 其曾為我國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義務乎? 而全國人顧嘖嘖焉稱之曰，‘此我國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國英雄之名，國家之辱，莫此甚也”。③ 這篇文章表現出的現代國家觀念正是《新史學》批判傳統史學的主要思想依據，其對傳統史學的批判亦被《中國史敘論》與《新史學》吸納。在1901 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中，梁啟超將批判的矛鋒更明確地指向了傳統史家與史學: 舊史家“不過記載事實”、新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 舊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新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所以“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梁氏還指出中國傳統史學“只有王公年代記，不有國民發達史”，于作史讀史必須注意的五項內容( 智力、產業、美術、宗教、政治) 中，中國傳統史學“以一書而備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見，即專詳一端者，亦幾無之。所陳陳相因者，惟第五項之政治耳，然所謂政治史，又實為紀一姓之勢力圈，不足以為政治之真相”。④ 將歷史書寫的主體確定為“國民全部”而不是某一特定人群，從促進國家現代化的角度對傳統史學進行批判，并要求新的史學“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促進“國民發達”，非常清晰地反映梁氏此一時期史學認識的國族立場。

　　根據中國國族建構需要予以取舍是梁啟超在《新史學》醞釀期對西方人種學等學科知識與方法之態度。在《新史學》之前的一些文章中，梁氏已開始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識來觀察歷史和現實，如《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運用比較的方法考察中西國體的不同，認為“取兩域數千年之歷史，比較而觀之，可以見其異同之故與變遷之跡，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現狀之所由來，尋其影響，可以知將來形勢之所必至”; ⑤《中國積弱溯源論》一文綜合運用了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方面的知識來發掘中國何以“積弱”的原因; 《中國史敘論》借用了地理學、人種學、考古學等學科的知識探討“地勢”“人種”“有史以前之時代”等問題。

　　在吸收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來研究歷史的問題上，梁氏首要重視的學科就是當時所謂的“人種學”。在梁氏看來，“民族為歷史之主腦”，不能因為“難于分析而置之不論”。①換言之，梁氏之所以要重視“人種學”，是因為他在書寫歷史時首先要面對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歷史書寫主體，也即寫誰的歷史問題。就此時的情勢而言，梁氏自然是寫中國人的歷史，可是誰是中國人? 而誰是中國人問題不僅決定了寫誰的歷史( 中國史書寫主體的包容度) ，亦決定了如何寫誰的歷史( 中國史書寫的立場觀念、價值基準與目的) 。這些問題都是必須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作出判斷，而非據西方學說照本宣科。故對于這些來自西方的知識，梁氏并未盲目地完全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判斷。比如人種問題，梁氏就認為中國的人種演進和西方不同，中國“夏殷以前，群族相競，迄于有周，除中原之地，所封功臣子弟以外，自余若秦楚吳越，當時目為夷狄，皆與中原異族者也”，但是由于“各種族雜處于內地”，“各族人民早已互通婚姻”，導致春秋時尚班班可考的“西戎萊戎陸渾戎羌戎淮夷赤狄白狄長狄等”，“自漢以后，種族之界忽滅，凡在神州禹域者，人人皆有同胞之觀”，故中國人不能像西方那樣細分種族。②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梁氏又以“西人暗于東方情實，謬誤之談”否定了西方學界關于中國人種問題的結論，指出“中國史范圍”中的人種很多，但主要是“苗種”“漢種”“圖伯特種”“蒙古種”“匈奴種”“通古斯族”六個，這“六種族”皆是“中國史內之人民”。梁氏還指出: “種界者本難定者也，于難定之中而強定之，則對于白、棕、紅、黑諸種，吾輩劃然黃種也。對于苗、圖伯特、蒙古、匈奴、滿洲諸種，吾輩龐然漢種也，號稱四萬萬同胞，誰曰不宜”。③梁氏在此采用確立“他者”的方法來確立“自我”，回答了誰是中國人問題，亦基本解決了寫誰的歷史問題。在梁氏看來，“中國人”這個概念，并不是一個專指漢族人的絕對性概念，而是一個含義可以伸縮的相對性概念。在西方列強這個“他者”存在的前提下，苗種、漢種、圖伯特、蒙古種、匈奴種、通古斯種皆屬于“自我”，皆是“中國史內之人民”，也即都是中國人。不能不說，這種國族的考量，與反滿革命者“中國者，漢族之中國”的種族考量，有很大的差別。

　　需要指出的是，梁啟超在闡述這些思想時，盡管總是站在國族的立場發言，但讀者又常常能感受到他的漢族種族意識，如上引“吾輩龐然漢種”的言論。再如他從族類競爭的視角對中國歷史時代的劃分: 從黃帝至秦之一統定為“上世史”，為“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此一時期“漢族自經營其內部之事，當時所交涉者，惟苗種諸族類”; 從秦至清乾隆末年被定為“中世史”，為“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此一時期“匈奴種、西藏種、蒙古種、通古斯種次第錯雜，與漢種競爭”，“及此時代之末年，亞洲各種族漸向于合一之勢，為全體一致之運動，以對于外部大別之種族”; “從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為近世史，是“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⑤甚至在有些表述中，他仍會不經意流露出較強烈的種族主義，如“異種他族踐吾土而食吾毛，亦瞯然奉之為朝廷，且侈然視之為國家”等語。⑥這些表述，較清晰地流露出他內心的漢族歸屬感，亦可感受到在他努力調適種族意識與國族認同的同時，意識上依然存在緊張與撕裂。簡而言之，《新史學》醞釀時期的梁啟超，雖然未有意識地思考歷史書寫首先要面對的問題———歷史書寫主體，也即寫誰的歷史問題，但已經在多個方面觸碰并探索這一問題。他在急劇變動的政治情勢中，避免自己的史學思想隨著政治思想搖擺，逐漸形成了一個清晰的思路: 用國族立場融合種族意識，用國族認同消解族群分歧。較為顯著的例子是，在歷史書寫涉及人種、領土等問題時，梁氏此時基本上都是從這一思路發言。這些思考如能繼續發展，自然會對梁啟超構思《新史學》起到很好的助推。但是， 1902 年春夏間的梁啟超，對滿清政權徹底失去了信心，這種用國族立場消解種族意識的思路，亦因其反滿思想更為激進而受到嚴重挑戰，并可能影響到《新史學》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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