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文化起源來歷

　　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教育形式，是一種官學系統(tǒng)之外的教育組織，下面就來說說中國書院文化起源來歷吧。

　　書院以私人創(chuàng)建為主，也有官方創(chuàng)辦的。

　　書院這個名稱，始見于唐代。

　　當時就有官方和私人兩類，在最初，書院還僅僅是官方藏書、校書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讀書治學的地方，還不是真正的教育機構。

　　最早記錄的書院是唐玄宗所建麗正書院、集賢書院，初非士子肄業(yè)之所，僅為官府修書之地，但較之以前的秘書監(jiān)、文德殿、文林館、麒麟閣等諸如此類的修書專門機構，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的職能擴大了許多，增添侍讀、侍講、咨詢、顧問等職能，這樣，麗正、集賢書院已初步具備了特有的教育功能，成為宮廷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特別是搜集、收藏、校理、研讀經史典籍，啟發(fā)和推動了社會上一批讀書士子讀書自學、授徒講學的新思路和新途徑。

　　《全唐詩》也記錄了十一所書院，都是私人讀書的地方。

　　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起源于唐末五代時的廬山國學，又稱白鹿國庠，地址在江西廬山，為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的前身。

　　這些私人聚徒講學的書院為什么會在這個歷史時期興起呢?首先，唐代的時候由于雕版印刷技術的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被推廣，為民間刻書、藏書、聚讀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其次，唐代延續(xù)了隋朝的科舉取士的人才選拔制度，經過唐太宗、武周皇帝、唐玄宗等的不斷完善，“學而優(yōu)則仕”風靡于世，求學之士就非常需要求學場所，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由此興起;其三，到了唐末，天下大亂，官學體系遭到極大的破壞，“庠序不修”、“士病無所于學”，“干戈興，學校廢，禮義衰，風俗壞”，也促使讀書之人避害于山林，“天地閉，賢人隱”，創(chuàng)學館，建書堂，潛心自修，并延四方之士，聚集圖書，自修研讀，授徒講學，成為初創(chuàng)時書院精神的基本內涵，至宋初形成的四大書院進一步發(fā)展、充實了這種精神。

　　真正意識上的書院應運而生了。

　　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書院的興盛是與理學的興盛相一致的，唐代思想家不滿意儒學式微，立志復興儒學，韓愈著《原道》，指出“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個傳承系列類似于佛教所說的“法統(tǒng)”，儒者之“道”的傳授譜系也就是“道統(tǒng)”。

　　后周敦頤創(chuàng)立“道學”，是以“義理之學”(講求儒家經義，探究名理的學問)，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宋明理學”。

　　儒家要研究和傳播儒家學術，讓士人能更加全面地認識“道”，最終實現把握領悟最高哲學本體的目的，即所謂的“講學明道”，也必須找到一個從事學術研究、講學傳道的場所，而唐代及以前的官學教育機構基本上都不開展學術研究，其主要職能是“儲才”。

　　傅斯年評說：“國子監(jiān)只是一個官僚養(yǎng)成所，在宋朝里邊頗有時有些學術，在近代則全是人的制造，不關學術了。

　　書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講學的機會，有作些專門學問的可能，其設置之制尤其與歐洲當年的書院相似，今牛津劍橋各學院尚是當年此項書院之遺留。”

　　也正是以上原因，到了北宋初年，國家統(tǒng)一，但還沒有充足的力量來興辦學校，于是私人書院就越來越發(fā)達。

　　時有白鹿洞、岳麓、應天府(睢陽)、嵩陽、石鼓、茅山等大書院蓬勃發(fā)展。

　　南宋時期，中國的文化重心南移，書院的發(fā)展則更為迅速，其數量之多、規(guī)模之大、組織之嚴密、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幾乎取代了官學。

　　南宋書院勃興發(fā)軔于理學家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年)復興白鹿洞書院，又于紹熙五年(1194年)復興岳麓書院。

　　兩大著名書院的復興，直接推動了書院的發(fā)展。

　　各地爭相仿效，紛紛創(chuàng)立書院，延聘名師，聚徒講學，蔚然成風，漸呈鼎盛之勢。

　　南宋理宗一朝興建書院300余所，占南宋書院總數的50%以上，超過北宋書院一倍多。

　　南宋書院不僅數量大增，而且規(guī)模擴大，更重要的是制度進一步完善，教學活動的內容、方式進一步豐富充實，教育功能和社會影響進一步拓展。

　　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湖南長沙岳麓書院

　　南宋書院在繼承唐末五代和北宋書院藏書、自修、授徒的基礎上，有了極大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

　　名師講學，學派間公開論辯，師生間平等質疑問難，教學與研究結合，培養(yǎng)人才與發(fā)展學術統(tǒng)一，以進德修身為重，德行道藝兼求，書院精神的內涵更加豐富和鮮明。

　　元代建立，蒙古人在征服漢地的過程中，使書院遭到極大的毀壞，但是，元代統(tǒng)治階層很快意識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帝中國，當行中國事”、“治漢地，必行漢法”的道理，對南方的政策由開始的“爭雄”、“屠城”、“悉空其人以為牧地”逐漸調整為邊伐邊治，再逐漸過渡到改興“武功”為興“文治”。

　　忽必烈默許了趙復等人在燕京創(chuàng)建太極書院傳播程朱理學，還下令在“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設立書院，書院設山長，多為程朱學派儒士所擔任，程朱理學進一步得到普及。

　　元仁宗時期恢復科舉，以理學為官學，書院在元代得以繼續(xù)興盛。

　　明繼宋元之后，尊崇程朱理學，程朱理學被推上正統(tǒng)官學地位，書院也非常興盛，據統(tǒng)計，明代共建書院1600余所。

　　明代書院的一大特點是盛行會講制度，講會是書院的主要活動內容，是教學的的主要方式，提倡獨立思考、敢于懷疑，強調平等論學、求同存異，鼓勵創(chuàng)新，使書院精神為之一新。

　　但是，也有講會過盛導致書院遭到禁毀的現象，如顧憲成、高攀龍主持的東林書院，主張人人磨礪氣節(jié)，個個講求實學，“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因此招致權貴者忌恨，終被嚴令禁毀。

　　然而書院雖遭禁毀，書院自由講學之精神卻永存史冊，歷久而彌新。

　　清初統(tǒng)治者鑒于明末書院盛行，被迫禁毀的教訓，通令“不許別創(chuàng)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空談廢業(yè)”。

　　但是，書院在文化教育事業(yè)發(fā)展中已占有極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漢族知識分子中有重要影響，簡單的禁絕必然會激起士人的不滿，加劇社會矛盾，而且與推行尊孔崇儒，加速“漢化”和籠絡、利用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相抵觸，清政府只好在嚴加控制下允許書院講學，并將書院納入官學化的軌道，使書院成為“廣學校之不足”的附庸。

　　因此，清代大部分書院轉變成為科舉服務的考課式書院。

　　書院在發(fā)展過程中，有一些什么特別的制度在做支撐呢?

　　經費狀況，這是書院賴以生存的條件。

　　經費的來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民間捐助。

　　可捐錢捐物捐田，為書院所有的田，稱之為“學田”。

　　2、政府撥款。

　　可撥銀，也可撥田。

　　3、官員資助。

　　百官以個人名義捐出自己的財資幫助書院開展活動。

　　4、書院自身經營。

　　如刊刻、發(fā)售圖書，田地出租，將銀錢存入錢莊獲取利息等。

　　經費來之不易，可是支出項目也不少，比如需要做基本建設，需要日常運轉經費，基本建設就不用多說了，房屋齋舍修葺總是需要經常進行的，日常運轉經費主要包括養(yǎng)士、教學、祭祀、管理等，舉例兩種如下：

　　山長束脩(修)。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十為一束，脩，指臘肉。

　　孔子的意思是你自愿送給我十塊臘肉(來求學)，我一定會教你。

　　后來將束脩引申為學費、教師工資、師傅錢等。

　　山長束脩即是指山長的工資，也泛指所有書院教師的工資。

　　不過，山長工資，有的由書院支付，也有的由地方政府支付，自辦書院的山長除外。

　　山長的工資一般都不低，如岳麓書院清代山長羅典，一個月的工資就是白銀八十兩，他基本上都捐出來用在書院建設上了。

　　膏火。

　　膏火本指膏油燈火。

　　宋元以來，膏火泛指書院、官學發(fā)給肄業(yè)生徒的生活費用，其數目因等級而異，已成為獎勵機制。

　　書院生徒的膏火錢多少，原則上以學生學習需要和養(yǎng)家糊口所需為標準，因此貧寒學子科舉無望之時，流連書院以求膏火錢養(yǎng)家者也不在少數。

　　書院有山長、副山長、堂長、齋長、學長、分校、講書、教習、訓導、經長、助講、都講、會主、司書、掌書、主祭、主奉、陪祭、監(jiān)院、監(jiān)理、掌管、董事、錢糧官、司總、經理、賬房、司糾等等一百五十余種。

　　下面挑幾種主要的介紹。

　　1、山長。

　　書院的學術帶頭人、主講者、行政首腦稱為山長。

　　唐五代時，蔣維東隱居在衡山聚眾授徒講學，受業(yè)者稱之為“山長”，山長之名由此得來。

　　山長之意，一為講學之處創(chuàng)建于山林秀美之地有關，亦有“山野之人”之“長”之寓。

　　既取其主掌院務、教務之實，亦兼退隱山林、居山頤養(yǎng)之意。

　　歷代一直沿用，清乾隆皇帝以山長之名山野之氣太重，曾下詔另改山長為院長，但習慣上仍稱山長，官方文書也是山長、院長兼用。

　　山長的產生，宋代多由不愿出仕或者棄官歸田的學者建院自任，少數地方由地方政府聘任或公眾推舉;南宋理宗時開始由吏部任命，遂為學官。

　　元代山長由禮部、行省及宣慰司任命。

　　明代有地方官聘請、地方公眾推選、學者建院自任三種。

　　清代由地方官禮聘，亦有部分由地方公推。

　　山長的職責要求充當山長的人選必須具有較高的學識和較好的德行，名氣越大的書院，對山長的要求越高，山長概為當時全國一流的學者擔任。

　　2、監(jiān)院。

　　監(jiān)院是書院中僅次于山長的職事，實際上往往處于行政首腦的地位。

　　山長雖兼行政首長，但明代以后的書院官學化特點越來越明顯，所以山長作為學術權威，一般不會去管具體事務，院中的事務性工作包括行政、財務、學生管理、圖書管理等都是監(jiān)院所管的事。

　　監(jiān)院始設于明代，盛行于清，主要有地方行政長官委派或以學官兼任。

　　監(jiān)院的權力極大，名義上受山長約制，但由于他是官方設在書院的代表，所以往往可以越過山長直接向衙門負責，甚至還有暗中監(jiān)視山長的義務。

　　3、齋長。

　　學生自治中最主要、設置最多的職事就是齋長，齋長一般從住在書院的生徒中選拔，由品行端正、成績優(yōu)秀、老成持重者擔任。

　　齋長一般都不止一個，可以同事有很多個，類似于現代學校中的各班班長，不同的是齋長是有工資、津貼的，工作包括查冊(登記出勤)、發(fā)卷、收卷、寫榜、發(fā)放膏火、管理圖書、勸善規(guī)過等事務，有些工作也有點兒像現在的班長、課代表等。

　　有些齋長由書院的行政管理人員擔任，就像現代大學里的學生輔導員。

　　書院的招生。

　　書院的私學特點明顯時，招生是不受什么限制的，由山長說了算。

　　當書院的官學化特點明顯時，招生就受到限制了，一般地方政府會給個、各書院制定招生定額，清代稱為正課生、副課生。

　　以岳麓書院為例，宋代乾道元年(1165)定額為20人，淳熙十五年(1188)年增額10人，紹興五年(1194)又增10人。

　　清代乾隆二十八年正副課生75人，乾隆五十年增加到103人，嘉慶七年擴至138人。

　　招生名額的增長速度是極其緩慢的。

　　但旁聽生一類的短講生，是不受限制的，如岳麓書院的旁聽生曾達千余之眾。

　　但只有正式學生才能享受到膏火等待遇，旁聽生是不能享受的。

　　書院的考試。

　　書院的正式學生，必須遵守一套嚴格、嚴密的考核制度，考試是其中的核心部分。

　　書院考試分為學業(yè)考試、德業(yè)考試和招生入學考試三種。

　　學生入院前必須參加入學考試，合格者方可入學。

　　學業(yè)考試每月三次，從命題、考課、閱卷到張榜、獎懲等都有一整套的制度，考試結果直接與膏火、升降相結合，正副課生的身份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與考試成績直接相關的，不僅是榮辱問題，還關系到津貼問題，副課生的膏火一般只有正課生的一半。

　　成績名列前茅的還會有花紅之類名稱的獎勵，也不是小數目。

　　德行考核類似于今天的學生的操行評分，不過更為嚴格，直接關系到學生的學籍，德行不好的有戒飭、開除、鳴鼓驅逐、除名并報官立案永遠不許入院肄業(yè)等極為嚴厲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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