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而復返的出租車雜文隨筆

　　多年后父母已經忘記此事了，提起時他們只說我在胡謅，但我怎么會記錯呢，那個讓人刺骨的冬夜 。它教會了我無可奈何。

　　夜很黑，沒有星星，這個時間，末班車早已離開，我們只能打車回家。大伯住得遠，攔到的第一輛車便讓給他了。過了兩分鐘，從大伯離去的方向駛來一輛出租車。拉開車門，我一愣——司機是同一個人。我心猛地一沉，整個人壓抑起來，把自己裹在襖子里一動不動。

　　大伯今年已經71歲了，大伯母走得又早，單剩他一人照顧我的姐姐們——大姐精神病，二姐白化病。為了給她們治病，大伯家里很是拮據。

　　大姐的癔癥并不是天生的，相較于二姐，她在我記憶里，總還有些明媚的時光。大姐對繪畫有著極好的天賦，我還記得她的窗邊灑滿日光，向光長著著一幅她臨摹的《向日葵》，與梵高的手法如出一轍。最后大姐和梵高一樣——她瘋了。后來大姐發病時扔了家里所有裱裝起來的畫，那幅向日葵，一些素描，還有她母親的遺像。在原本遺像該有的位置，打了一個觸目驚心的叉。她不肯告訴任何人遺像的去處，我漸漸的忘記了大伯母的模樣。大姐也再沒碰過畫筆了，她把所有的筆都丟進了角落。

　　因為白化病，二姐看不了強光，她也盡量避免出門迎接路人像太陽一樣灼熱而露骨的眼光。久而久之，二姐幽暗的房間里的墻壁上，布滿了歪歪扭扭，或大或小的鉛筆字。我記得她抄了一份小餐館的菜單，一些報紙上的文章，廣告，也有“聚眾賣銀”這樣的有錯別字的，大概是她自己寫的東西。還有在更暗處的文字，密密麻麻的叫我看不清楚，只能推斷出她是蹲在墻角，或是踩在床上，桌子上，手里拿著一支大姐不要的半短鉛筆，咬著唇，執拗而癲狂地寫出的。

　　大姐和二姐今年四十有余，沒有工作，都未婚，大概也嫁不出去了。伯父卻不著急，總是笑瞇瞇的，頂著明亮的腦袋，毫無怨言的照顧我的兩個姐姐們。

　　他是頭發斑白的七十一歲。洗衣的是他，買菜的是他，做飯的是他，掃地的是他，去銀行取退休金的也是他。孤身一人。

　　大伯背負了很多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卻從不讓晚輩知曉。他只是笑。

　　扎西拉姆？多多曾說：“有人在笑，或許僅僅是因為墻外剛好有人在聽，如此而已。”枷鎖一直在我們身上，而我們對此熟視無睹。

　　“我不如死了算了！”直到我坐在飯桌上聽到喝酒的父親啞著聲告訴姑媽，大伯曾這樣對他說過。我聞言心下大驚，我是萬不知伯父有這般想法的。卻知這話不是我們晚輩該聽的。父親仍悶頭喝酒，倒是姑媽半含顧忌半含擔憂地看了我一眼。我低了頭屏聲吃飯，卻只覺得慘淡無味。

　　在我的記憶中，沒有哪一次從姑媽家到大伯家是可以用雙腿抵達的，無一不是轉乘公交三四次，叫我頭昏腦脹雙腿發軟。沉默的數著車窗外的路燈，大伯走回家的路是我難以想象的，兩小時？三小時？我實在是不清楚，大伯還要背著這沉重的枷鎖走多遠。

　　今夜寒風烈烈，又有誰看見了一個裹緊了衣服埋頭走路的瘦小老頭呢？

　　后記：

　　寫完這篇文章之后，我又問了母親“從姑媽家走到大伯家到底要多長時間呢？”母親有些詫異地看了我一眼，說“走回去是萬萬不可能的，那太遠了。” “那到底是多久呢？”我又問。母親回答：“四個小時吧。”我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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