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之趣隨筆

　　《明史》經過清代官方修史，不少明人的筆記也有選擇性記錄的傾向，明代言官據說和武則天時一樣，還有風聞言事之權，所以，技術性地拼湊部分內容，就比較容易為各種觀點服務了。不過，只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史料，也比較容易發現其中有不少疑問。比如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成了暢銷書，立即就有潘叔明、許蘇民兩位學者寫了《萬歷十五年對李贄著作的誤用》，陳梧桐教授在《明史十講》中還指出，黃仁宇提到胡宗憲說海瑞買了兩斤豬肉，而海瑞是回民，買的不是豬肉。海瑞在淳安縣懲罰胡宗憲之子的故事常被人引用，可是海瑞同時代，而且是同郡人梁云龍所撰的《海忠介公傳》中說，那是鄢懋卿之子。

　　吳晗、丁易分別在1943年和1948年寫成了《從僧缽到皇權》和《明代特務政治》抨擊黑暗政治。丁易在序中說：“在那時想寫文章公開攻擊他們的罪行，是沒有辦法發表出來的，就想利用歷史事實繞個彎兒來隱射。”既然是影射，真實性打點折也就難說了。丁易英年早逝，而后來當了北京副市長的吳晗，則于1948年和1965年二次對原書進行了修改，試圖用以適應不同的歷史時期，并將書名更名為《朱元璋傳》。然后，他又不合時宜地寫了《海瑞罷官》，于是，姚文元寫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終于，利用歷史為現實服務，又成了重大歷史事件。

　　朱元璋在《御制大誥三編》中說：“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家而沒其身家，不為之過。”不剝奪別人存在的感覺，不足以享受皇帝自我存在的優越。海瑞懂得如何活出存在感，所以“壬子（1372年）舉孝廉會試不第，即毅然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他也敢于罵皇帝，還要求對他有私恩的前內閣首輔徐階交出一半田產，甚至還說了一句名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萬歷十五年．序》說其書：“所敘不妨稱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但官場另類的海瑞，何嘗失敗？其他人也未必失敗。《海忠介公傳》說他臨終時，身邊還有“二媵四僕”，生活上，他也并不是極端不會過日子的人。存在是要被他人看見的，聚斂財物、炫耀地位、斗狠爭勝，都可以顯示存在，最討厭的是那些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的人，他們總是不滿于現狀，而且因為學識上的努力，即便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仍能保持一份從容與自信，唯一的辦法就是肉體上消滅他們的存在，這也是朱元璋實行恐怖統治的需要。“白色恐怖”也好，“黑色恐怖”也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的恐怖，才是最恐怖的。

　　見有學者陳學霖的文章，為了說明朱元璋“開創大明帝國，當是國史上之豐功偉績”，對朱元璋的濫殺無辜，找出了一些相反的證據，試圖推翻原有的說法。比如徐一夔的被殺一事，作者從《始豐稿．上虞顧君墓志銘》顧氏葬于至正十九（1359）年，三十五年后徐一夔寫了這篇銘文，又從《杭州府志．職官表》中，考證出徐一夔死于朱元璋之后的建文二年。然而顧氏葬后三十五年仍然是洪武年間，徐一夔洪武五年任杭州府學教授，次年就受命去修《大明日歷》了，“書成后，要授他翰林院官，因患足病而辭歸。”即便他名義上仍然掛職，《杭州府志．職官表》有多少可信度？而且他提到的《始豐稿》中《故文林郎湖廣房縣知縣齊公墓志銘》一文并沒有被收入，究竟怎么說的也無從考證。還有蔣清（景）高被殺一事，明人黃溥《閑中今古錄摘抄》的原文是：“蔣景高，象山人，元末遺儒也。內附后仕本縣教諭，罹表箋禍赴京師斬于市。斯禍也，起于左右一言。初，洪武甲子（1384年）開科取士，響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以故曰：‘世亂則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諸勳進曰：‘是固然，但此輩善譏訕。’初不自覺......”其中說的是兩件事，“洪武甲子開科取士”，并不是明朝到了那年才有科考。地方志上說蔣氏洪武九年死于任上，又沒有明說怎么死的，憑什么就說他不是被殺的？

　　也許，讀明代歷史之所以有趣，就在于它的撲朔迷離，需要自己去細細思考、探討。借用陳獻章的話來說，就是，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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