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柏拉圖的人性論與制度設計論文

　　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包含著豐富的人性論思想，他從人性的角度來思考制度設計，認為人性與制度之間存在著博弈和互動。人性是政治制度設計的前提，人性的變化導致制度的失靈，另外制度也可以塑造人性。研究柏拉圖的人性論與制度設計思想對我們今天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切實做到以人為本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張紅星（1983-），女，漢族，河南禹州人，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2006級政治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
　　
　　波普認為，一切政治問題都是制度問題。他說：“我們需要的與其說是好的人，還不如說是好的制度。……設計使壞的統治者也不會造成太大損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①而什么樣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呢？周少來認為：“制度設計時必須切合人性。……同時要做到既能遏制人性惡端的流露，又能促發人性善相的暢揚。”②柏拉圖認為人性與制度之間存在著互動和博弈：人性是政治制度設計的前提，人性的變化導致制度的失靈，另外制度也可以塑造人性。研究柏拉圖的人性論與制度設計思想對我們今天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切實做到以人為本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柏拉圖的人性論
　　
　　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是由理智、激情和欲望組成的。理智用來思考推理，是靈魂中的理性部分，具有智慧的美德，它只存在于少數統治者身上。激情是理智的盟友，具有勇敢的美德，體現在城邦的護衛者身上，是他們良好的天性和后天教育培養的結果。欲望是人們用來感覺愛等物欲騷動的，被稱為心靈的無理性部分或欲望部分。當這三部分彼此和諧時就具有了節制的美德，這種美德體現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上。就像城邦的正義是統治者、護衛者和生產者這三個等級各安其位，各司其職一樣，個人的正義指靈魂中的三個部分各做自己分內的事情，即理智和激情占據主導地位，三者之間達到和諧，反之就是不正義。正義是一種美德，是人性善的表現；不正義是一種邪惡，是人性惡的表現。
　　
　　二、人性論與制度設計
　　
　　柏拉圖的人性論與制度設計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從人性的角度對政體衰變的原因進行分析，并探討了在某一特定政體下制度對人性的塑造，這也就是說人性與制度之間存在著相互博弈。
　　
　　（一）人性是制度設計的前提，人性變化導致制度失靈
　　
　　柏拉圖認為：“有多少種不同類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種不同類型的人們的性格。……政治制度是從城邦公民的習慣里產生出來的；習慣的傾向決定其他一切的方向，”因此，“如果有五種政治制度，就應有五種個人心靈。”③柏拉圖所謂的“習慣的傾向”就是指人性中的理智、激情和欲望這三個部分哪個占據主導地位。根據這三個部分在人性中的作用不同，他認為存在著五種政體類型，它們依次是王政、榮譽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和僭主政體。在柏拉圖看來任何一項制度都是關于人的制度，其產生是為了實現城邦的正義，而城邦正義的實現最終又是為了城邦成員個人的正義人性善的實現。因此，人們在制度設計時就無法回避對人性的研究和假設，正是對人性假設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制度。當然，由于“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④所以，受存在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制約，人們不能隨意選擇制度。但是，現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制度設計之間并不是嚴格的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制度設計本身就是對這些現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做出的積極主動地選擇，而且制度選擇的前提就是對某一特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下的人性的認識。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性是制度設計的前提。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富人通過制定法律，規定人們參政的最低財產數目從而導致寡頭政體的產生，這是人性對制度的又一次偏移。受激情和欲望主導的寡頭們進一步放縱自己和他人的欲望，從而導致城邦中貧富嚴重對立。因而窮人一有機會就起來推翻富人的統治，從而建立民主政體。在民主政體下，欲望已經主宰了城邦中所有的人，而且每個人乃至動物都是自由平等的。“所有這一切總起來使得這里的公民靈魂變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誰建議要稍加約束，他們就會覺得受不了，就要大發雷霆……他們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③，民主政體發展到這種地步，就成為僭主政體產生的根。
　　
　　正是由于不同等級的人性變化導致了從王政到僭主政體的蛻變，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次蛻變都是由人性對制度的偏移引起的。當然，柏拉圖在這里主要強調的是政體的蛻變，實際上每種政體的存在都有相對的穩定期，因為人性的變化是緩慢的。
　　
　　（二）制度與人性的博弈
　　
　　柏拉圖的制度與人性博弈思想主要體現在制度對人性的塑造上。為了實現個人的正義，柏拉圖設計了其理想政體王政。由于實現王政的條件非常苛刻，柏拉圖極其重視教育的作用，希望通過教育塑造適合王政的人性。同樣，在另外四種政體下，家庭及父母的教育也對青年的人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不同的政體下對青年的教育不同，從而不同政體下的人性也不同。
　　
　　同時柏拉圖還看到了制度環境對人性的影響，一個本來不愛爭權奪利的年輕人，經由他的母親和仆人們灌輸爭權奪利的思想，使他成了一個傲慢和愛慕虛榮的人，適合榮譽政體的人性由此產生。在榮譽政體下，統治者的兒子起初以他父親為榜樣，但是后來，目擊父親在政治上觸礁后，他會逐漸的從一個好勝的青年變成一個貪財的青年。這樣，寡頭型政治人物就被塑造成功了。民主政體下人性的變化同樣離不開寡頭政體下人們對后代的培養，以及制度環境對人性的影響。當年輕人靈魂中的美德被“傲慢、奢侈、放縱”等充斥時，一個從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人就蛻變成 “民主分子”。而民主城邦中的個人之所以發展成僭主式的人物，就是源于其靈魂中的其他至善部分未能抑制非法欲望的發展，最終成為一個十惡不赦的僭主。
　　
　　三、對我國制度設計的啟示
　　
　　通過以上對柏拉圖的人性論與制度設計思想的分析，我們發現，在進行制度設計時，一定要以人為本，注重從人性的角度設計、選擇制度，既要看到人性中理智的一面，又要看到不理智激情和欲望的一面。這就要求我們要努力發揮政治智慧，通過制度建設來倡導人性中的積極一面，規范和疏導人性中的消極一面。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雖然存在過關于人性善與惡的爭論，但是在進行制度設計時一般都是從人性善的角度出發。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重人治輕法治、潛規則眾多等制度失靈現象，與制度設計者對人性認識的偏差是分不開的。因此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一定要切實做到以人為本，制定出符合人性的制度，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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