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與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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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覺與文化走出去【1】

　　摘 要：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任務，其中提出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走出去”為我們打開了一條新思路。

　　在內在文化轉型與外在文化變遷的背景下，只有深入了解“文化自覺”與“文化走出去”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才能更全面地實現文化自覺，更科學地踐行文化走出去。

　　關鍵詞：文化強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走出去

　　文化是發展的搖籃，是一個民族的靈魂。

　　恩格斯曾指出，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1]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所提出的“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既是立足現實得出的深刻認識，更是著眼未來所作的宏偉規劃。

　　文化強國，終將成為時代的趨勢和歷史的選擇。

　　而 “文化強國”戰略踐行的關鍵在于文化自覺與文化走出去的有機結合，這是知與行、認識與實踐的統一。

　　一、文化自覺與文化走出去相結合，是哲學視野下的辯證統一

　　就認識與實踐的辯證關系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強調實踐與認識的統一，強調二者的緊密結合和相互促進。

　　我們只有正確地理解認識與實踐、知與行的相互關系，才能正確而有效地從事現代實踐活動。

　　文化自覺，要求我們既要正確把握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又要主動擔當文化發展的歷史責任。

　　早在1997年，我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費孝通先生就提到：“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誠然，文化是一條河流，只有元素持續不斷的匯聚，只有價值和而不同的碰撞，中國文化才得以融入人類文明的汪洋。

　　文化自覺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對傳統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發掘與重建上，要本著“交流、交融、交鋒”的姿態，要懷揣“君子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與多元文化互動，與世界文化共榮。

　　文化走出去，既是我國經濟“走出去”戰略在文化產業發展領域的必然延伸，也是我國文化市場對外開放的必然結果。

　　在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中，先后五次提及“文化走出去”戰略，可見其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文化走出去不能片面地理解為單向地輸出，文化鑒別與經驗汲取更為重要。

　　我們要在差異之中，求其同;對比之下，取其真。

　　文化走出去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擁有更開闊的視野、吸收更先進的文化，來發展和完善自己。

　　面對國際文化產業的分工與競爭，如何克服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維護國家文化的安全，如何應對多元價值的沖擊、建構文化品格的自強，這是文化走出去戰略亟待攻破的課題。

　　文化走出去，不只是文化產品的輸出，不只是“孔子學院”的建立，而是文化的交流與思想的對話，這將是我們在他族文化的生活世界里所開展的新的歷史實踐。

　　文化自覺與文化走出去的有機結合，實質是文化強國視域下，認識與實踐的辯證統一。

　　首先，文化自覺是文化走出去的動力和源泉。

　　文化走出去是為了讓世界更全面、更客觀地了解中國，是為了讓中國更深入、更主動地融入世界。

　　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在當今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

　　在文化自覺的維度下，我們要傳承也要創新，要改革也要重建，力圖在文化傳播中樹立品牌，在文化交融下建構品格;讓中國勇敢而自信地迎接多元文化的交鋒，讓世界積極而主動地了解中國文化的價值理念。

　　換言之，文化自覺為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和生生不息的內容。

　　其次，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覺的客觀要求。

　　文化自覺是為了在文化轉型過程中進一步加強自主能力、取得自主地位，來理性面對新環境、新時代下的文化選擇。

　　獲得自主的前提條件是自我定位，然而，只有“走出去”才能真正地做到“自覺、自信和自強”。

　　國務院參事、國家漢辦主任、孔子學院總部總干事許琳女士認為：“中國文化只有走出去，才能發現不足，找到自身優勢。”①文化只有在不斷地碰撞與激蕩中，才能激發文化創新的靈感;價值只有在公平的對話與交流中，才能開創文化繁榮之盛世。

　　二、文化自覺與文化走出去相結合，是現實困境中的路徑選擇

　　在中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自覺”思想的提出和“文化走出去”模式的確立，恰逢其時。

　　90年來，我黨積極運用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力量、團結民心，不斷以思想文化新覺醒、理論創造新成果、文化建設新成就，推動各項事業蓬勃發展，開創了一個個嶄新的歷史。

　　然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為了能夠更加積極主動地進行文化創造，為了能讓人民共享文化發展成果，我們必須在科學地把握當今時代發展趨勢的前提下，冷靜地審視我國文化發展所處的現實困境。

　　其一，文化精神受到市場經濟的利益沖擊，文化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聲勢浩大的古裝戲，不演繹盛世治國的方略舉措，不講述傳統文化的仁義禮信，卻將妃嬪的爾虞我詐、后宮的陰謀權術作為最大的賣點;喧囂一時的金庸武俠，鴻篇巨著彰顯的不是正義與仁愛，江湖暴力與亂世閑情卻成為題中之義。

　　總理在兩大會議記者招待會上明確指出，自由、民主、正義、博愛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具有普世性價值。

　　然而，當今的部分文化工作者，狂熱地追求文化市場的商業價值，以至于文化發展出現今天的低俗化、情色化、無厘頭化局面。

　　其二，文化創新停留于“翻新”的原地踏步階段，抑制了文化發展的內在張力。

　　文化的積淀事實上是一把雙刃劍。

　　我們時常講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它為我們提供了豐厚的文化資源和廣泛的溝通平臺，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任何文化都具有惰性，表現為傳統文化對新文化的排斥與反對。

　　為此，我們要想真正建構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文化形態和文化產品，必須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文化，摒棄以往文化復制與文化翻新的做法，真正地解放思想、凝聚精神，以激發文化發展的內在生機與無限張力。

　　“送來文化”到“自辦文化”【2】

　　摘要：當前新農村文化建設需要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設施和公共文化陣地的建設，并提供更加多樣的、適合農民需要的公共文化服務來滿足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還應當突出農民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把他們從以往的“看客”變為文化建設中的“主體”。

　　農村的集體文化活動在豐富農民文化生活，推動農村文化建設，塑造鄉村文化認同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大力支持農民自辦文化等集體文化活動的發展。

　　關鍵詞：新農村建設;鄉村文化傳播;送文化下鄉;農村集體文化

　　文化建設對于新農村的建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前農村文化建設所遭遇的種種問題，如果從傳播學的視角加以觀照，其實就是一種傳播與接受的“斷裂”問題。

　　它既包括農村文化傳播社會網絡的斷層，也包括文化傳播語境的斷裂，以及傳播內容與文化需求之間的斷裂。

　　本研究主要通過實證調查的方式從農民作為主體的視角來解讀農村的文化建設及傳播。

　　我們于2009年7月始至2010年4月，對江蘇省J市農村進行了有關農村文化建設與傳播狀況的參與式觀察和入戶訪談。

　　期間，我們還于2010年1月對J市的農村進行了主題為“農村文化傳播現狀與需求”的問卷調查。

　　調查對象為長期生活在農村的、擁有農業戶口的普通農民。

　　問卷發放按照各鎮的農業人口比例進行抽樣，共發放問卷250份，實際回收有效問卷220份，有效回收率為88%。

　　問卷調查內容涉及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傳播媒介的接觸和使用情況，平時主要的娛樂休閑活動及場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使用狀況，對農村文化生活的認識和態度，以及對送文化下鄉、農村集體文化活動的參與和評價等。

　　一、錯位與偏差：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建設與使用現狀農村公共文化設施是提供豐富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的基本載體，是滿足農民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和保障農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前提條件。

　　然而，當前鄉村文化建設的基礎設施建設卻不容樂觀。

　　從本次調查結果來看，目前J市農民的文化生活還比較單調和匱乏。

　　農民最主要的文化娛樂活動是看電視(90?5%)、上街逛逛(45%)、打麻將(30?5%)，進行文化娛樂的場所也主要局限在自己和親朋友鄰的家里。

　　從調查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選擇“看電視”作為自己平時文化活動內容的農民占壓倒性的絕大多數，比例高達90?5%，而參加公共文化活動的農民數量極少，只有1?4%的農民參加了各類文化協會，參加業余表演活動的農民也只有1?8%。

　　也就是說，農民當前的文化生活基本還停留在“自娛自樂”的簡單層面，公共文化活動和集體性的文化活動還相對匱乏。

　　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蔣旭峰，等：從“送來文化”到“自辦文化”——傳播學視野下的新農村文化建設研究其實，J市政府在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工作主要集中在建設文化站(鄉鎮文化服務中心)、農家書屋、體育健身設施這幾方面。

　　雖然每個鄉鎮都建設了相應的公共文化設施，但調查結果卻顯示，農民對這些公共文化設施的實際使用率并不高。

　　如在對文化站、農家書屋、體育健身設施這三種農村主要的文化設施使用情況的調查中，有79?1%的農民從未去過文化站或參加過其組織的活動，沒去過農家書屋的人的比例高達90?9%，而經常使用體育健身設施進行鍛煉的農民也只有13?6%，從未使用過體育健身設施的農民占55?9%。

　　從調查結果可以推斷農村公共文化設施的實際使用情況不太理想。

　　目前農村的公共文化設施的分布很不均勻。

　　具體來說，這種分布不均又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不同的地區之間、鄉鎮之間，乃至同一鄉鎮的各行政村之間存在的公共文化設施資源的分布不均，即橫向的分布不均。

　　第二種分布不均是指在鄉鎮內部，公共文化設施過多地分布于鄉鎮中心所在地，體現為縱向的分布不均。

　　這兩種分布不均在現實中廣泛存在。

　　一方面導致了相當多的農民群眾無法獲得充分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使得許多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無法得到充分且有效的滿足，這實際上是對大多數農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漠視和損害。

　　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不少處于鄉鎮中心的文化站的使用效率很低下，很多設備和書籍上都落滿了灰塵。

　　農村公共文化設施沒有得到有效利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設施的建設沒有或較少地從農民的實際需要出發，沒有在充分了解和尊重本地農民群眾的文化需求和偏好的基礎上進行建設。

　　實際上，農民是有著特定需求的主體，當現有的文化設施和資源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時候，他們會拒絕使用，轉向尋找合適的替代品。

　　例如，24?1%的農民認為文化站沒有什么意思，所以從不去文化站。

　　同樣，有18?7%的人覺得村里的體育健身設施過于單一，沒有興趣使用。

　　再以農家書屋為例，同意“農家書屋不實用，想要看的書找不到”的農民占55%，65%的農民認為農家書屋書的種類較為單調不夠豐富，另外有55%的農民覺得農家書屋的書過于陳舊，沒有什么新書。

　　而很多鄉鎮的農家書屋只注重形式，只追求在硬件條件上達到上級的要求，對書屋是否真正有用并不關心。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目前的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農民的利益，進行文化建設的時候更多地從經濟利益角度、彰顯地方政績角度出發，或是缺乏實際調研想當然地作建設規劃。

　　這種建設目的上的偏差必然會影響農村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和使用實效。

　　由于不少文化設施或資源不合農民口味且質量較差，不能激起農民的使用興趣，使用率自然也就偏低。

　　各級政府都在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建設上傾注大量精力，但實際的成效并不明顯，這不得不讓我們反思，到底應該提供什么樣的文化設施，怎樣提供，才能使這些農村公共文化設施發揮作用呢?其實，最根本的方法就是突出農民的主體地位，從農民的切實需要和利益出發進行公共文化設施建設，豐富公共文化設施的種類，提供多樣的、有趣味的、符合農民喜好的文化設施吸引農民使用。

　　另外，在公共文化設施地點的安排上也應考慮到農民接觸的便利性，同時提供配套的完善服務，加強對公共文化設施的維護，讓農民通過這些設施來滿足自己的文化需求，真正發揮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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