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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聰九年檔分析滿族的送禮文化滿族文化論文
一直是從事滿族史研究的學者所關注的重點領域,從服飾、建筑、宗教等各個方面均進行了深入研究,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從這些角度我們可以分析滿族的文化特征。與任何政權一樣,滿族皇室為了籠絡各部落以增強自身力量,外部落進獻禮品、對他部落進行賞賜、皇室之間的各種宴請、統治上層的互相聯姻這一系列行為也貫穿始終。筆者認為,從他們這些行為中也可以窺探到滿族的文化內涵,而這些行為都可以概括為送禮,它們分別發生于大汗、部落首領、皇室成員之間。從他們每次互相之間所贈禮品的內容中,我們可以分析出當時他們的心理活動,從而看到滿族與漢族之間文化的異同。筆者將以《天聰九年檔》所記錄的滿族上層統治者之間互贈禮品為依托,分析其所反映的當時的滿族的文化現象。
一、聘禮
聘禮的多少,一直都是彰顯個人地位高低的重要標尺,其所包含的內容也可以體現一個民族的文化,滿族也不例外。通過以下兩個表格我們可以窺探出滿族在這方面所展現的文化特色。我們也可以從《天聰九年檔》中看到聘禮這一行為體現了社會成員的地位因統治者的重視程度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天聰九年這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察哈爾部落的歸附,因此關于察哈爾部落的林丹汗之眾福晉和妹妹下嫁大汗和諸貝勒以及林丹汗之子迎娶格格的記載最為詳細。
在《天聰九年檔》所有關于男方娶妻所納聘禮的記載中,額爾克孔果爾娶皇太極次女的記載是最為詳細的,所納聘禮數量也是最多的,這說明察哈爾部落與皇太極相互之間都是相當重視的。一方面,皇太極需要察哈爾部落來充實自己的力量,對抗明政權,因此在招降察哈爾部落后嫁予公主,并給予很多賞賜。另一方面,察哈爾部落在臣服滿族政權后,也希望通過皇太極的力量為自己謀求更多的利益,因此積極與其聯姻。在這一事例之外,還有很多林丹汗福晉下嫁皇太極和諸貝勒的記載。這說明雙方都希望通過聯姻的方式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皇太極并不是接受所有的聘禮,只是收下一小部分,這應該與下面將要敘述的皇太極接納進獻之禮是相同的道理。為了表現天子的權威只收下一些,但也是根據自身的需要來決定接受哪些東西。
二、進獻
各部落向皇太極進獻各種禮品,由于雙方都并未脫離游牧狩獵的經濟模式,因此主要以牛羊馬等牲畜以及野生動物毛皮所做的各種帽、衣、靴為主,同時由于對外戰爭的需要,還有很多插有弓矢之雕花撒袋等軍事作戰用品。
正月各部落及家族內部成員共向皇太極進牛 1 頭、羊44 只、馬 64 匹,其余毛皮制品、手工制品 622 件,但皇太極只接受了馬兩匹、其余手工制品 1 件。這些牲畜加起來總共 109 只,馬匹就占了其中的 59%。雖然再加上其余的手工制品一共有 731 件,其中馬匹只占 9%,但那時由于在這些手工制品中包含的種類眾多,與之相比,馬匹所占份額也是相當大的,表明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當時進獻各種禮物也是以實際需要為著眼點。下面來細致分析一下這一年進獻的各種牲畜數量所體現的統治者的意圖。
我們可以看出,馬匹和羊在所有進貢的牲畜中所占數額是最大的。馬在四種牲畜中是數量較多且進獻數量較穩定的,羊的進獻數量最多,但不及馬的進獻數量穩定,牛和駝進獻數都較少。這說明馬和羊在滿族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是馬匹在軍事作戰中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就是羊在日常飲食中所占據的重要地位。與這兩者相比,對于尚在關外且政權處于發展階段的滿族來說,牛與駝的重要性就不及馬和羊了。再次審視表格,我們也可以發現皇太極并不是所有貢品都接受,只是象征性地收下很小的一部分,其余均卻之。在他所接受的貢品中也主要以馬和羊為主,其次是牛和駝,其數量也比表格中沒有列出的豬、驢、騾等牲畜要多出很多,這也說明了馬和羊的重要性。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時候無論是其他部落首領向皇太極進獻禮物,還是皇太極接納禮物,都是以自身的需要為主,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比例相對較小,這與漢族以各種奢侈品、工藝品為禮品的主要組成部分還是存在差異的。
三、賞賜
皇太極賞賜給大臣或其他首領物品,一可以表彰將領卓越功勛,激勵其英勇作戰;二可以籠絡人心,同時顯示天子的威嚴,起到震懾人心的作用。因此,在《天聰九年檔》中有很多皇太極賞賜他人的記載,尤其是歸附的察哈爾部落。賞賜以野生動物毛皮所制的帽、衣、靴和各種手工制品為主,雖然也有牛羊馬,但所占比例甚少,這說明滿族為了與明政權對抗,需要大量牲畜作為食物補給,尤其戰馬更是重中之重,因此數量把持相對嚴格。同時,這些手工制品對其他部落來說應該更加珍貴,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滿族在這一時期生產力較之前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并領先于其他部落。
九月之后賞賜的馬匹數量明顯增多,這是由于察哈爾部落的歸附。九月之后關于賞賜察哈爾部落的記載也大大增加,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馬匹對當時整個滿族的重要性。皇太極為了籠絡察哈爾部落,使其為自己效力,賞賜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賞賜珍貴的物品才能凸顯其對察哈爾的重視程度,而戰馬就是其中必要的組成部分。
四、筵席
筵席是皇太極與各部落首領及家族內部各成員溝通的一個平臺,筵席的次數及筵席上所殺牛羊的數量都可以反映皇太極心之所向。“近日以來,唯頻頻筵席察哈爾新附諸臣,故前出師北京之役歸附各官及自大凌河城來降各員,尚未筵宴”。在這段記載之前沒有皇太極宴請察哈爾部落的記載,但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之前皇太極曾宴請察哈爾歸附眾人多次,甚至為此而忽略了其他人員。在這段文字之后,便出現了大量宴請察哈爾部落歸附人員的記載。筆者做了一下統計,在之后的記載中,大汗主動宴請察哈爾部落人員 13 次,而在此期間大汗宴請包括察哈爾部落人員在內所有一眾人員的筵席數只有 40 次,可以看到,其中察哈爾部落占了三分之一,這充分說明皇太極對察哈爾部落的重視程度。
以《天聰九年檔》九月份的檔案為例,記載的筵席數共10 次,其中 9 次都是察哈爾部落成員與滿族上層統治者之間的筵席(包括四次婚宴),只有 1 次是滿族人宴請朝鮮使臣,足以見得察哈爾部落與滿族之間是互相看重的。再從筵席所備食物上來看,也可以看出這一情況
可以看到,與察哈爾部落有關的筵席食物數量遠遠多于宴請朝鮮使臣時所用的食物數量,筵席要豐富得多,這些都表明對于滿族來說餐桌上的交流也是溝通與其他部落的情感、拉攏有生力量壯大自己的重要手段之一。
從以上四個方面我們可以發現,這時候的滿族在送禮的心理上既有與漢族類似的地方,又有與漢族相區別的地方。一方面都會迎合接受者的心理,并對不同等級的人區別對待,以體現其重視程度,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在送禮、招待賓客時,與漢族統治者不同,奢侈品所占比例較小,更多的是以生產生活為主要依托點,這也可以看出天聰九年時的滿族與入關之后的滿族有很大不同,政權尚處于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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