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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語言哲學的必由之路論文
1語言哲學的研究歷史
柏拉圖認為，人們的知覺通過邏各斯成為思想，思維和語言是同一的。亞里士多德則主張，口語是內心經驗的符號，文字是口語的符號。古代哲學注重本體論，而到了20世紀，哲學開始經歷語言轉向，它是西方哲學發展的一場革命。語言哲學是由分析哲學推動，在布爾·弗雷格建立的現代邏輯學背景下發展起來的。維也納學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fBergman)在其著作《邏輯與實在》(LogicandＲeality)中第一次提出“語言學轉向”這一概念。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羅素(BertrandＲussell)、海德格爾(MartinHeridegger)等人真正推動了這場哲學的歷史性轉變。其中，維特根斯坦是當之無愧的、貢獻最大的一位哲學家。
2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思想對譯學的啟示
2．1維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學思想被譽為分析哲學“精神之父”的維特根斯坦于1922年出版了他的著作《邏輯哲學論》(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在書中，他用“圖像說”(PictureTheory)來闡釋語言與世界的關系。他寫到:“世界是事實的總體，而不是事物的總體;圖像是實在的一種模型，圖像是一種事實;事實的邏輯圖像是思想，思想在命題中得到了一種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表達，被使用的、被思考的命題記號即是思想;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命題的總體即是語言”(維特根斯坦2012a:25－41)。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世界(事實)與語言是一一對應的，即能被語言命題的都能說出來，不能被說的只能被顯示。他認為，世界是事實的總和，而非對象的總和。同樣，語言是命題而非名稱的總和。在《邏輯哲學論》的最后一章中，維特根斯坦寫到:“對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維特根斯坦2012a:105)。2．2維特根斯坦早期哲學思想給譯學實踐帶來的啟示與困惑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堅持邏輯原子主義觀。他認為，命題是思想的表述，有命題才有意義。簡單說來，在語言活動中，語言的規則就是邏輯規則，它們有非常嚴密的使用系統。語言先于人類活動，并預先設定詞語的意義，語言與人的活動和實踐無關，人的實踐活動不能改變語言的規則。“定義是從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的規則。凡是正確的記號語言都應該按照這種規則可以翻譯為其他任何一種語言:這一點是一切正確的記號語言所共有的。”(維特根斯坦2012a:40)維特根斯坦的前期語言觀與奧古斯丁的語言觀頗為相似。奧古斯丁認為，符號或詞語是組成語言的基本單位，語言在符號和對象之間建立規則性聯系，詞語的意義即是它所指的對象。維特根斯坦把語言使用的共同性稱為“定義”(Witt-genstein2002:21)。他認為，表達同一對象的不同語言間的詞語一定是可以被譯出來的，而它們的意義也是對等的。如英語符號的“snake”可以等值地口譯為漢語的“蛇”，因為英國有snake這個對象，而漢語也有“蛇”這個對象，它們所表述的意義是對等的。但對于經驗外的東西，譯員卻是不可以翻譯的。維特根斯坦的圖像理論也為譯員從事口譯活動增添了諸多困擾。在他的圖像理論看來，詞語組成命題，而命題所描述的事實構成命題的意義。一個命題在經過翻譯之后，它的形式極有可能發生變化而不再成為一個命題。所以，在維特根斯坦看來，只有“可說之事”的“說”才可以翻譯，對于“不可說之事”的“說”是不可以翻譯的。
3維特根斯坦后期語言哲學對譯學的啟示
3．1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言哲學觀1953年，維特根斯坦的學生安斯康姆和里斯以德英對照的方式出版了維特根斯坦因多種原因未出版的著作《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書中提出一系列與《邏輯哲學論》截然相反的語言語義觀和概念，引起了語言學發展史上的又一次變革。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言哲學以“生活形式”和“語言游戲”為核心，把語言視為生活形式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s)的語言游戲。他認為，人們只能在語言的使用中去理解語言的規則，并由此得出意義判斷的標準。在此時的維特根斯坦看來，要探究語言自身的特性，就必須以語境為依托，語言是沒有本質可言的，人類所操縱的各類語言不過是語言游戲的各種形式而已。語言游戲這個概念最初是由維特根斯坦在其《藍皮書和棕皮書》中提出來的，他認為，語言游戲是指“孩子剛開始使用語詞時的語言方式”，是“語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語言”(Wittgenstein1958:67)。在《哲學語法》一書中他說，一個小孩在學習“或許”這個詞用法的時候，這個小孩或許會說出他從一個大人那里聽到的一句話“她或許回來”，并以同樣的語調說出了它，“這就好比說是一個游戲”(維特根斯坦2012b:37)。維特根斯坦提出“語言游戲說”，“就讓詞語的使用者來告訴你它們的意義吧!”(Wittgenstein1995:220)他主張語言的原始形式是跟人類的其他實踐活動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場景中，語言的使用才有意義，離開語言使用的特定的“場”，語言是沒有意義的。3．2維特根斯坦后期語言哲學觀為譯學實踐提供哲學基礎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以“語言游戲說”取代了其之前的“圖像理論”。在語言游戲理論中，他不再堅持語言與世界的一一對應關系，而是將語言活動比喻為下棋游戲。“語言游戲論”將語言視為一個可以自我調節的整體，擁有不斷變化和更新的能力，可以依據自身的規律不斷地變化，語言可以脫離于事實。語言與事實無關，而只與語言的使用者有關，即為語言的“在場”與“不在場”。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游戲與棋類游戲是一樣的，說話者不會關注詞句是否符合事實，而只會在意自己的言論是否遵循了預先確定好的語言規則。正如人們在下棋的時候不會關心棋子是什么，而只會在意下棋者是否按照弈棋的規則走棋子了沒有一樣。口譯這一20世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一直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如何確立一個好的口譯質量評估體系是困擾國內外學者的難題。20世界80年代，以塞萊斯科維奇(D．Seleskovitch)和勒代雷(M．Lederer)為代表的巴黎釋意派在為口譯譯員進行培訓時，提出了“釋意模式”，即先理解原文，再脫離原語語言形式，最后用譯語表達理解原語的內容和感情(Seleskovitch＆Lederer1995)。他們認為，口譯不能拘泥于原語文字形式，而應將語義作為口譯核心的觀點，引起了口譯界的一次革命。我國的著名學者劉和平、劉宓慶、蔡小紅、鮑剛等也圍繞著口譯的釋意主題等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2001年劉和平出版了《口譯技巧———思維方法和口譯推理教學法》;2004年劉宓慶出版了《口筆譯理論概述》;2005年鮑剛的專著《口譯理論概述》問世;2007年蔡小紅的《口譯評估》一書出版。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鮑曉英老師在2004年由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聯合上外英語學院共同舉辦的“國際口譯大會暨第五屆全國口譯實踐、教學與研究會議”上宣讀了題為“口譯標準“信”的實踐———記憶心理學在口譯中的應用”的論文，以探討口譯的實踐標準。但諸多研究，總給人以缺乏強有力的哲學支撐的感覺。今天再讀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我們可以從這部永恒的辯證法著作中為口譯、口譯質量和口譯活動的可實踐性找到一些哲學的依據。3．21語言游戲論與口譯的實踐性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談論語言問題時主張語言的意義應該在使用中體現，各種語言活動必須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礎上，這為口譯活動提供哲學理據。口譯是人類一項特殊的跨語言交際活動，口譯實踐過程也是一個游戲的參與過程。在這個游戲過程當中，參與者必須遵循口譯活動的相關規則。而口譯譯員要出色地完成任務，把握說話人的語義，就必須了解影響口譯的各類因素，確立口譯語言游戲的參與規則，只有這樣才能“獲取并傳遞原語欲表達的現實或意義”(Seleskovitch＆Lederer1995:22)。維特根斯坦在語言游戲論中一直強調，想像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形式。在他看來，語言和語言交流被嵌入到以人類為主題的群體生活中，并適用于由個體所組成的各個歷史群體。這些個體又經由語言這一媒介的共同實踐而融為一個整體，語言的共性為所有參與語言活動的個體提供交流的平臺。人們要把握語言的意義，就要到實際的生活中去進行實踐，這就好比一個口譯譯員去完成不同的口譯任務，所有的口譯任務都代表著不同生活實踐的語言游戲，如公司慶典、商務談判、開業典禮、畢業典禮、歡送會、記者招待會、國際會議，等等。這些口譯活動都是不同的文化場景，口譯譯員的任務是使互不通曉對方語言的談話雙方得以思想交流，完成溝通行為。可見，口譯實踐活動也是一種語言游戲，它因自身的口語性、及時性、互動性而使這項語言游戲體現出復雜性和高強度性。3．22“意義即使用”與口譯語言游戲的在場與不在場“意義即使用”是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第一節中提出的一個非常核心的觀點。他斷言，“在使用‘意義’一詞的一類情況下———盡管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可以這樣解釋‘意義’:一個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維特根斯坦2001)。不問意義，只問使用，這是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的一個核心語言哲學觀。語言的使用就是要在場，離開語言的使用，談論意義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在場”這一概念最初是由后結構主義文論家德里達(JacqueDerrida)提出來的。在場論認為，語言能夠完善地再現和把握思想與存在，存在就是在場，不存在即不在場，這與維特根斯坦的意義即使用的觀點一致。維特根斯坦后期的語言哲學認為，理解一種語言的意義不取決于說出它的那一刻所產生的事實，而取決于當時環繞它的、由實際的和潛在的語言用法構成的不確定的視域。意義存在于構成言語事件的用法中，為語言和非語言行為所組成的更大的背景所揭示(Wittgen-stein1958:80)。在口譯過程中，交際雙方話語的含義體現在語言的使用中，口譯譯員對語義的提取是一個多層次、自動化和共時加工的過程(鮑剛2005:128)，具有當下性特征。一個出色的口譯譯員在口譯過程中要對口譯的參與規則有準確的拿捏，不僅要考慮在場的知識，更要結合宏大的不在場知識。維特根斯坦“言與不言”的觀點恰好為口譯活動的“在場”和“不在場”提供理據。劉宓慶提出口譯的不在場因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是傳統觀念、文化心理和意識形態(劉宓慶2006:59)。我們則更傾向于把口譯的不在場因素理解為口譯參與者的一個體系。在口譯語言游戲中，發言者和譯員是在場的，但口譯的可實踐性必須要求譯員將口譯的不在場因素納入到語義的理解和詮釋中(劉宓慶2006:59)。3．23“言與不言”與口譯質量評估維特根斯坦在《哲學語法》一書中明確指出，“人們只能不完善地顯示其理解”，“人們似乎總是只能從遠處指向它，接近它，但是絕不能用手觸摸它，最后的東西必定沒有被說出來”。“理解的表達恰恰是一種不完善的表達。”他還說，理解的東西是“一種缺少某種東西———本質上不可表達的東西———的表達;因為，否則，我可能找到一種更好的表達”。他認為，“談論一種完善的表達式沒有意義”(維特根斯坦2012b:11－20)。他的這些思想為我們解釋諸多有關口譯標準的困惑提供寶貴的哲學依據。在口譯這一特殊的實踐活動中，口譯譯員往往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境，還會遭遇外行人士的諸多調侃和諷刺。如當一個本國的口譯譯員因為無法向國人準確地傳遞該國不存在的某種文化現象時，他會遭到業外人士的懷疑和刁難。可實際的情況是，在不同的國度里，因為文化經歷、教育背景以及地域習俗的不同，一個口譯譯員在很短的時間內要找出一個完全對等的詞語來描述說話人所要傳達的意義是很困難的。一句話，離開對語言意義的把握，任何口譯的標準都是不科學的。正因為談論一種完善的翻譯是沒有意義的，所以，當代譯學界應該更多地關注翻譯在促進人類文化交流上應起的作用，以讀者期待和原語意義的真實表達作為譯學質量評估的科學依據。
4結束語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不僅帶來了20世紀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也改變了西方哲學的發展歷程。其重要著作《邏輯哲學論》、《哲學語法》和《哲學研究》為當代中國翻譯學的研究和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為口譯研究奠定了哲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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