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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電影“犯罪”敘事與道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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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后現代文化過分宣揚“娛樂”的觀念,西方一些電影忽視了電影的道德底線。然而,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電影導演對其所敘述的人和事,應該有一個最基本的道德倫理把握,需要時刻警覺以提防電影作品的敘事走入歧途,也避免成為所敘述人物的個體道德的完全認同者。唯有這樣,才能讓青年人在一個健康和諧的影像世界中自我成長。
關鍵詞:西方電影;敘事;道德倫理
從敘事學上說,對于一個敘事過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誰在講故事”,這是文本建構的基本前提。對于電影導演,也存在這樣的問題:什么樣的導演在講述電影?一個人還是多個人?采用的是全知視角還是內知視角?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電影敘事比其他任何藝術門類的敘事都更加強調主體的作用。鏡頭的組接、時空的轉換、事件信息范圍的框定、人物形象的刻畫等無一不受到影片敘述者視角的牽引和制約。就電影的實質而言,它和做夢一樣,目的也是滿足觀眾的欲望。克拉考爾早就指出,“電影是群眾性的娛樂。因此,它必然要去迎合一般群眾的愿望和夢想”[1]。
就電影觀賞者來說,他們試圖通過這一不違反法律、不影響他人的方式獲得對自己欲望的宣泄。因此對電影中出現的犯罪、血腥、道德影射問題,會保留“本我”的觀點。觀賞者本身不會去關注道德界限和倫理界限,而只是接收影片帶來的各種信息和圖像沖擊。暴力電影“滿足了觀眾觀影時意識到的自身的安全感(快樂原則)及對他人的侵犯欲(死亡原則),使人的生命原動力中這兩種最基本的能量得以釋放和宣泄,從而體驗到日常生活難以察覺的巨大心靈震撼,獲得一種異常的審美快感”[2]。當代社會人類的許多欲望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實現,于是電影敘事就成了一種欲望的發泄渠道,暴力、情色、恐怖從感官刺激上給人以影像和聲音的滿足。
麥茨曾經指出,觀眾與電影間關系的建立在許多方面是基于愿望和激情,觀眾由于在銀幕上看到了種種他不可能親身接觸的東西而得到滿足。[3]而由于當代電影技術的不斷提高(如《指環王》(2001)、《變形金剛》(2007)等系列電影對高科技電腦技術的應用),電影越來越逼真,越來越類似于生活,也越來越可以勾勒出科幻片中幻想世界的全貌。當代法國思想家讓·鮑德里亞認為,復制實際上是一種“極度逼真”的模擬,它可能模擬的是生活,也可能模擬的是一種幻覺、幻象、幻影。影像與現實就其本體論地位而言,并無任何不同:即在影像與現實之間毫無差異。[4]正是這樣的生動性,使得電影的視覺沖擊力越發明顯,而觀眾也更加深入地接受電影中所傳達的觀點。后現代電影傳達出的道德界限越發模糊不清,血腥和屠殺在其中變得逼真而冷酷,尤其是反面角色多被塑造得充滿吸引力,顛覆了觀眾對傳統反面角色的印象,也誤導了觀眾對是非的判斷。
電影中的吸血鬼角色往往由帥氣的男演員扮演,因此引來大批的崇拜者,并由此衍生出吸血鬼文化崇拜,滋生出很多社會不良現象。而在犯罪類型電影中,殺手和盜賊往往身手不凡、長相英俊、善于高智商犯罪,電影放映后,仰慕者和模仿者不斷。多項調查顯示,當前社會人們模仿電影中角色的趨勢逐漸明顯。電影《天生殺人狂》(1994)播出之后,美國社會犯罪手段與電影中出現過的殺人手法類似的謀殺案比任何時期都多。這部電影從兩個殺人狂的角度來敘事,將殺人和犯罪表現成華麗的演出和宣傳。并且有一個新聞工作者對他們的瘋狂行為進行大肆報道,社會上泛濫出很多追隨他們的年輕人,用同樣的方式殺人,進行暴力血腥的狂歡。殺人和暴力成了這些年輕人的目標,他們的大腦與心靈都接受了這樣的追捧,犯罪成了某種意義上值得推崇的事情。該片完全忽視了電影的道德底線,甚至可以說,該電影把宣揚這種反道德、美化犯罪的主題當做后現代一種新的電影敘事路線,把犯罪者的個人道德推向了極致。
另外,在電影中,很多反面的黑暗角色被賦予特別的角色特征。如《沉默的羔羊》(1991)塑造了變態心理醫生漢尼拔,他擁有一流的心理分析技巧,思維敏捷、風度翩翩,擁有豐富的心理分析經驗,并且對連環殺人案的兇手“水牛比爾”作過心理分析。警方希望從他口中探聽到“水牛比爾”的消息,但漢尼拔本身就是令人發指的變態食人狂魔。電影更多地展現漢尼拔所具有的強烈的危險性、高超的智商和與女警探對話中散發出的魅力以及最終的成功越獄,使得很多觀眾對該人物產生了特殊的喜愛之情。電影結尾更是激發了觀眾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漢尼拔瀟灑的逃脫和打給女警察的神秘電話,讓人幾乎不去管他如何殘忍地吃掉警察肝臟以及犯下的那些殘酷至極的罪行,而是被這個人物深深吸引,產生一種帶有黑暗色彩的喜愛。該片改編自美國作家哈里斯·托瑪斯的同名小說,作者安排這樣的結局有一定深意,他是想讓讀者認清人性中的黑暗以及深入思考犯罪問題。但是電影敘事所塑造的形象卻很不相同,過度渲染了漢尼拔的個人色彩,引導觀眾對這一形象產生崇拜。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文學敘事空間里的漢尼拔,都不是所謂的“英雄”,他永遠是一個食人魔,殺人并且吃人肝臟。我們不禁擔心青少年對于這種形象的喜愛和崇拜會導致其價值觀的改變和行為上的模仿。
當代電影還往往將善與惡、正常與非正常之間的界限弄得模糊不清,正邪力量斗爭的結果曖昧不明。影片主題是不確定的,或者說根本就失去了主題的意義取向,影片對于一些道德問題并不發表看法。比如戰爭片中用血流成河的場面襯托英雄主義,科幻片中用大面積犧牲襯托科技力量,恐怖片中為了制造恐怖效果而肆意踐踏生命,成為純粹“恐怖展覽”或“為恐怖而恐怖”的娛樂影片。如今電影觀眾年齡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70%的票房來自16～29歲的青年觀眾。而這批觀眾不喜歡“老套”,不喜歡“經典”,他們對影片主人公的越軌和破壞行為更有興趣。這不禁讓我們擔心電影敘事所帶來的對青年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沖擊。而電影為了賺取更多票房,會一味迎合年輕觀眾的欣賞取向,刪去教條和說教,添加更多吸引人的元素,從而淡化了對道德的關注,展示給人們的是一場華麗的解構狂想曲。這一點對于青年人無疑是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經過問卷調查,現在的青年人普遍對電影中的角色好壞沒有明顯的認知,而是習慣性地去喜歡自己喜歡的演員和劇情。觀影之后,他們很少思考其中涉及的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對于電影呈現的觀點則是容易接受和相信,不會去批判和反思。這就使得電影對于年輕人的影響更加徹底。電影敘述對人物的行為不帶任何意見的展現方式也會使得年輕人對于這些行為采取漠然的態度,形成一種道德的僵化,甚至麻木不仁,看到大面積的死亡和暴力屠殺也不會有強烈的道德反應,而是純粹的旁觀。這種態度是很可怕的。青年人是日后建設社會的主力,他們的道德漠然對未來的社會建構具有很強的破壞性。而年輕一代往往社會壓力大,就業、住房和婚姻等等問題導致他們會產生反社會和反正統的思想,而接觸了電影所渲染的道德灰色區域之后,無疑會帶來頗多不可預期的后果。管紅星說得好:“當代恐怖片極為重視對遭到毀滅的人體奇觀的‘展示行為’,包括敘事和人物性格發展在內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從屬于向觀眾原原本本地表現人類殘殺的要求。這一要求通過一種不動聲色的方式展現出來,因此使得人們感興趣的主要不是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而是她或他的身體是怎樣被摧毀的。當代恐怖電影對暴力‘展示行為’的偏好表現在敘事中,必然導致細節的描繪更加真切,視聽的感官刺激更為講究。”[5]這樣就導致觀眾因為欣賞缺乏道德提醒的電影敘事而淡忘了道德的標準,使得青年人不知不覺地建立了模糊不清的道德觀念,在成長中漸漸分不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惡,而是像電影敘事中告訴他們的那樣:在社會秩序被顛覆和重置的解構時代,更多地依賴本能而不是理智。
筆者認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電影導演對其所敘述的人和事,應該有一個最基本的倫理把握。在對社會人性進行紀實的同時,需要時刻警覺以提防電影作品的敘事走入歧途,也避免成為所敘述人物的個體道德的完全認同者。面對罪惡,必須予以正視和懲罰,不允許以超然甚至鑒賞的態度將犯罪行為詩意化、合法化。唯有這樣,才能讓青年人(包括大學生)在一個健康和諧的影像世界中自我成長。
注釋:
※本文為徐州師范大學2009年“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計劃”立項項目:《西方電影敘事與在校大學生思想道德狀況調查及其對策研究》前期成果之一。
[1] 參見[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
[2] 汪獻平:《暴力電影》,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
[3] 參見[法]克里斯丁·麥茨《電影:純語言還是泛語言》,笈芒譯,《世界電影》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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