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過勞死”的法律性質及救濟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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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過勞死”現象頻發亟需法律規制，但目前我國關于該問題存在立法空白，大部分“過勞死”案件既無法走工傷保險程序，也難以提起民事侵權訴訟。本文在簡要闡述立法現狀的基礎上，重點論述了“工傷說”和“侵權說”的合理之處及存在問題，并通過二者的比較得出民事侵權訴訟更有利于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結論。在本文最后，筆者針對目前適用民事侵權訴訟可能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

　　關鍵詞：過勞死 侵權 救濟 工傷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2012年某媒體與知名企業聯合舉辦了一項名為《2012關愛職場白領關注白領健康》的活動，統計結果顯示，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達60萬人，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第一大國，平均下來，每天約超過1600人因勞累引發疾病離開這個世界。”這種嚴峻的現實除了引起人們的唏噓感嘆，法律界對“過勞死”的法律性質、認定程序、救濟途徑等相關問題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工作過度勞累已然成為眾多勞動者生命的殺手，與我國《憲法》規定的勞動者享有休息權和尊重人權的理念相悖，但目前勞動保障相關法律對“過勞死”問題并無明文規定，使得眾多“過勞死”情況訴諸無門。

　　一、 法律現狀及適用障礙

　　從我國現有法律體系來看，并不存在對“過勞死”現象的直接規定，“過勞死”既不屬于《法定職業病目錄》中規定的職業病種類，也不適用于大部分“工傷”情形。從《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列舉的七種工傷情形來看，我國嚴格采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三要素原則作為判定工傷的標準，第14條列舉的七種工傷情形并不包括“過勞死”。該條例第15條視同工傷的三種情形是法律對在工作崗位上突發疾病或對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情況所作的傾斜保護，其第一款規定雖然可以將48小時內死亡的“過勞死”事件涵蓋進去，但無法適用大部分“過勞死”現象。從該規定可知，其適用具有多重限制。首先突發疾病時間應當是工作時間，發病地點應當是工作地點，或者由于工作原因突發疾病在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的。48小時搶救無效死亡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時間為起算點，而在大量過勞死事件中，因疲勞誘發的基礎性病因并不一定在初次感覺不適時就導致勞動者死亡，經常表現出隱蔽性、持續性的特點。其次，對于大量在48小時之外才發生的過勞死事件而言，被強制排除在適用范圍之外，哪怕48小時零一分鐘也無法認定為工傷，并且以48小時作為認定界限并沒有醫學方面的合理性。

　　除工傷救濟途徑外，勞動者直接起訴用人單位侵權也無明確規定，只能適用《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規定的一般侵權條款。因為“過勞死”發生與工作因素緊密相關，因此法院通常認定其為勞動爭議應先經過勞動仲裁，但根據上述我國《工傷保險條例》關于工傷的苛刻規定極有可能無法認定工傷，如此一來，死者家屬無法得到任何救濟。并且即使法院受理了侵權訴訟，適用過錯責任原則的一般條款，勞動者家屬需在用人單位占據顯著信息資料優勢的情況下承擔大量的舉證責任，尤其對于因果關系的舉證難度較大，很可能產生敗訴風險。至今，我國沒有出現過因過勞死亡而獲得賠償的案件，且因過度勞累導致死亡而提起訴訟的案例少之又少。

　　除了《工傷保險條例》15條視同工傷的規定外，《勞動法》第四章第36條到44條規定了工作時間及休息休假制度，第六章52條到65條規定了勞動安全衛生制度，第十二章89條到92條規定了用人單位違反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不符合勞動安全衛生條件應當承擔的責任。這些規定對認定是否“過勞”具有一定意義，但由于過于較輕的違法成本，用人單位的違法行為通常并不受牽制。

　　二、 法律性質界定及評析

　　由于前述我國“過勞死”現象頻發以及法律對“過勞死”問題存在的立法空白等情況，對“過勞死”進行法律性質研究就愈發迫切，法律性質的選擇決定了不同的救濟模式。

　　關于“過勞死”的法律性質，國內學者對其有不同看法，大體有職業病說、工傷說、侵權說，工傷侵權競合說。其中職業病說是主張將“過勞死”視為一種法定的職業病種類，按照工傷保險制度賠償，因此總體上屬于工傷說的一個分支，只是在認定程序上更為簡化，暫不做細說。而工傷侵權競合說是主張將兩種學說融合，其基礎還是“工傷說”和“侵權說”。因此本文重點探討“工傷說”及“侵權說”的合理之處及存在問題，并進行優劣比較，為后文救濟途徑的選擇奠定理論基礎。

　　(一)侵權說

　　主張侵權說的理論依據是用人單位侵犯了憲法賦予勞動者的休息權或人身權中的生命權、健康權，違反了法律規定應當保障勞動者在工作中的健康安全的義務，侵犯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屬于一種侵犯勞動者絕對權的行為。其責任承擔主體應是用人單位，其適用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存在勞動合同關系為基礎，不同于一般的侵權行為，應進行有利于勞動者的特殊利益保護，規定特殊侵權條款予以規制。由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并不是平等主體，存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用人單位負責保管勞動者生前的個人檔案、記錄工作時長、分配工作任務等，在因果關系的舉證上負有絕對的信息優勢，因此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由用人單位舉證勞動者死亡與“過勞”無因果關系。“過勞死”侵權應滿足侵權的四個要件，分別為用人單位的行為違法、過勞事實的客觀存在、勞動者死亡的損害結果、過度勞累與死亡結果有直接或推定的因果關系。行為違法是指用人單位違反了《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以及規范勞動安全衛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直接或間接強迫勞動者超時、超強度或在不符合標準的工作環境中勞動。根據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水平，“過勞死”特殊侵權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如果無論用人單位是否存在違法違規行為，都要承擔勞動者因為用人單位的利益而過度勞累死亡的民事責任，企業負擔過重，把社會保障應當分擔的責任過分加重在企業身上，不利于經濟發展，并且可能會造成勞資關系更加緊張，不利于社會和諧。

　　“侵權說”的優勢在于救濟范圍的完全性、重視個體差異、責任承擔明確，而不利之處在于訴訟程序繁瑣、成本較高，并且勞動者承擔一定的敗訴風險。其次還有執行難的問題。

　　(二)工傷說

　　有些學者主張將“過勞死”納入到工傷保險制度中，其理由是“過勞死”的共同特點是由于工作時間過長，勞動強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發身體潛藏的疾病急速惡化，救治不及而喪命，主要是由于工作原因促發疾病死亡。而我國《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認定的工傷包括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因素三個要件，“過勞死”至少符合工傷的一個或多個特征，應作為視同工傷的一種特殊形式。工傷保險屬于社會保險的一種，采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傾斜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有利于死者家屬采用工傷認定程序得到快捷的補償，同時也有利于隔離用人單位的風險。在立法實踐上，日本將“過勞死”納入職業災害(概念外延大于工傷)中，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因此，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副所長彭光華、華東政法大學董保華以及全國人大代表黃席樾極力主張將“過勞死”作為一種特殊工傷納入到工傷保險制度中，比照工傷保險進行補償。

　　“工傷說”優點在于工傷保險申請的快速直接，并且轉嫁了用人單位的風險，有利于勞動者獲得補償。但其不利之處在于我國現行工傷保險制度存在眾多局限，“過勞死”適用工傷保險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及不適宜之處，并且其賠償數額是固定的，忽略了個案差異，有可能無法完全彌補損害。

　　三、 救濟途徑及立法建議

　　縱觀上述兩種觀點，筆者認為將“過勞死”視為一種侵權或特殊工傷，都具有一定道理，但選擇侵權救濟方式更利于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實現，同時也符合在現有條件下對于“過勞死”認定標準并不清晰這一現實狀況。通過對“侵權說”與“工傷說”、“競合說”相比較，可以總結出“侵權說”在“過勞死”法律救濟上更具有優勢。

　　(一)救濟途徑比較

　　1、 立法目的及功能。“侵權說”中，“過勞死”適用的主要法律為《侵權責任法》，“工傷說”主要適用《工傷保險條例》。從立法目的來說，筆者認為“過勞死”更符合《侵權責任法》的立法精神。因為工傷保險是一種社會保險，其注重的是社會利益，主要功能在于把勞動者因工作受到損害的風險及賠償問題從企業轉移上社會，實現雙贏。而《侵權責任法》要實現的是矯正正義，主要在于彌補被侵權人的損害，其次還具有教育、懲罰等功能，其關注于勞動者的個體差異。因為“過勞死”事件在現實中可能呈現各種形態，雖然都是由于工作原因誘發其他疾病死亡，但勞動者本身因素、環境因素、工作因素等多種因素相作用共同促成死亡結果的發生，在認定上存在諸多困難，“過勞死”個案差異極大，不適合用嚴格的工傷標準認定，可能會標準設置過窄或過寬，都不利于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而侵權法恰恰關注于勞動者的個體差異，經過專家認定、法庭辯論等多個環節，可以有效認定用人單位過錯大小及應當承擔責任的程度。

　　2、 責任承擔主體。工傷保險是通過將企業的責任轉嫁到社會，從而鼓勵企業為職工繳納工傷保險，同時也有利于職工遭遇工傷時迅速受償。但從“過勞死”的產生原因及認定要件來看，用人單位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強迫或變相強迫勞動者長期勞動，是勞動者過勞死亡的誘因，其具有過錯，如果企業繳納少量保險費就可以肆無忌憚地壓榨勞動者為自己謀求最大利益，然后由工傷保險承擔補償責任，顯然不具有合理性。而《侵權責任法》主要以自己責任為主、替代責任為輔，在用人單位存在過錯造成侵權的情況下，由用人單位作為責任承擔主體賠償勞動者的損失，不僅起到了補償作用，也達到了預防和懲戒用人單位違法的目的。

　　3、 賠償范圍。《工傷保險條例》第39條規定了因工死亡的待遇，其近親屬可以從工傷保險基金中領取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其標準是根據職工工資或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數額具有確定性，并未完全考慮勞動者個案情況。《侵權責任法》第16條規定，因人身受到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死亡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除此之外，第22條還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在賠償范圍上，《侵權責任法》不僅賠償了死者的實際支出、可預期收入的減少，還規定了精神損害賠償，賠償范圍更廣，更有利于撫慰家屬因勞動者死亡所造成的損害。

　　4、 程序方面。“過勞死”適用工傷保險程序的優勢是快速便捷，無需經過訴訟的拖沓遲延，因此往往被認為有利于保護勞動者。而其缺陷正如上述所言，有時并不能完全賠償，因此“工傷侵權競合說”主要將二者的優勢集合，但筆者認為，無論工傷還是侵權，其適用依據完全不同，在競合說的四種適用方法(相加模式、免除模式、選擇模式、補充模式上，補充模式最具有合理性，也為國際上很多國家所采用。補充模式的主要構想是工傷保險賠償不足的部分，尤其是精神損害部分，通過當事人提起侵權之訴獲得補充賠償。然而應當看到，其雖然集合了兩種學說的優勢之處，但因為競合造成了當事人程序上的更加繁瑣。受害者親屬首先需提起工傷申請，走工傷認定程序，其中還可能因為工傷爭議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之后其親屬還要再提起民事訴訟，獲得另一部分賠償。不僅耗時耗力，并且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其最終還是要通過侵權訴訟獲得完全賠償。因此，筆者認為勞動者親屬直接提起侵權之訴更為便宜。

　　(二)立法建議

　　基于以上幾點比較，筆者贊同將“過勞死”視為一種侵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權之訴，而不適用勞動爭議的仲裁前置程序。但“過勞死”作為一種用人單位特殊侵權，為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家屬，也應當考慮到在現有法律規定和實踐下，勞動者提起侵權訴訟存在程序繁瑣、成本較高、舉證困難、執行困難并且有敗訴風險等問題，因此建議在以侵權訴訟作為”過勞死”的救濟途徑的前提下，對現有法律做合理完善，參考“工傷說”的合理之處，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1、 先于執行措施。“過勞死”的勞動者往往是由于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力而被迫超時、超強度勞動最終導致死亡，其撫養的家屬通常可能出現生活困難的情況。由于普通訴訟程序耗時較長、費用較高，可能導致死者家屬難以承擔訴訟成本。因此筆者認為對于“過勞死”這一用人單位特殊侵權案件，法院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免除訴訟費用、提供法律援助。對于生活確有困難的家屬，在“過勞死”鑒定結論作出之后，可以采取先于執行措施暫時滿足被侵權人家屬的基本生活需要，與“競合說”中先走工傷程序的目的達到了部分一致。

　　2、 明確認定標準及認定機構。對于是否屬于“過勞死”是該種侵權案件的核心問題，也是用人單位應當承擔責任多少的依據，因此，明確“過勞死”的認定標準尤為關鍵。“過勞死”的本質特征是勞動者死亡與工作過勞有密切因果聯系，因此不能再采用工傷的三要素認定標準，應綜合考慮工作時長(包括發病前短期及長期兩個方面)、工作環境、工作模式、工作強度、心理狀態等多種因素。在“過勞死”的認定上，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制定嚴格的標準，便于司法實踐的應用。采用以勞動時長為主、其他因素為輔的認定標準。

　　在認定機構上，應由特殊鑒定機構進行“過勞死”的鑒定，作為法院作出判處的事實依據。該機構應具有權威性、專業性、公開性的特征，應當囊括多方利益主體，經過詳細的科學論證，以專家意見為主，參考其他意見的適用，最終做出符合科學標準的鑒定結果。對于鑒定結論的效力，可以做為證據中的鑒定意見使用，但該鑒定意見在“過勞死”案件中應屬于必備證據。

　　3、 規定特殊侵權條款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正如前文所述，“過勞死”案件有特殊的傾斜利益需要平衡，應適用特殊的侵權條款，而我國現行《侵權責任法》并未規定相關條款，只能適用一般侵權條款，保護力度較弱，對被侵權人家屬的舉證責任負擔過重。由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并非平等主體，存在事實上的支配管理關系，勞動者需服從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并完成其交付的工作任務。因此，應規定特殊侵權條款，明確侵權人為用人單位，明確適用于有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并適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由用人單位對被侵權人死亡結果與工作因素無因果關系及負舉證責任。同時，關于免責事由應嚴格限定在被侵權人故意、用人單位嚴格按照《勞動法》規定的工作時長、工作強度執行及符合勞動衛生安全法律規定工作環境標準。

　　4、執行問題。“過勞死”案件適用訴訟救濟程序，執行難的問題也為學者們所擔憂。執行程序是勞動者最終能夠得到賠償的必經途徑，如果判決得不到有效執行，前面所述的種種法律建議都失去了意義。關于執行問題筆者有兩點建議，一是對于“過勞死”案件法院可以依職權采取財產保全措施，以保證將來判決的有效執行。二是采用提取準備金制度保證判決的有效執行，可以由稅務機關或其他有權機關在每一個納稅年度提取一定百分比的收益作為“過勞死”的賠償準備金，無論將來企業是否面臨破產，該準備金都能保證勞動者有效受償。

　　四、 結論

　　綜上所述，“過勞死”現象的頻發已經到了必須用法律進行規制的程度，亟待法律作出明確規定。明確其法律性質，進而選擇適當的救濟途徑是當前研究的關鍵內容。筆者認同“過勞死”既符合工傷的特征，又是一種侵權，但在救濟途徑上更傾向于侵權訴訟的選擇。針對民事訴訟途徑可能出現的種種不利之處，筆者提出了相應的立法建議，以期促進相關法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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