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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社會學眼中的管理會計研究理論論文
1引言
在西方會計的發展史上，早在1922年，H·W·奎因坦斯就在《管理會計：財務管理入門》中就首次提出了“管理會計”的概念。而直到1952年，倫敦舉行的會計師國際代表大會上會計學界才正式提出“管理會計”一詞。西方會計界通常把管理會計當做是各種專業技術的應用，所以一直以來管理會計的基本理論也鮮有深入細致的研究。盡管中國的會計學者一直在關注管理會計理論的研究，但由于中國管理會計的研究歷史比較短，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來說，依然有很大的差距。鑒于此，本文基于社會學視角對管理會計發展歷程、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研究進行了概述，以期為管理會計的應用提供參考。
2管理會計的社會學發展歷程
2.1概述
Weber將會計當作資本主義社會理性化的核心，他認為應當將資本主義理解成通過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持續追求利潤(Weber，1930，p.17)。他認為如果沒有簿記的計算功能，就不可能有現代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組織。理性化為Weber的社會學課題提供了總的主線。他關心產生并促進“特定的現代計量觀”傳播的條件。Weber將經濟企業定義為能夠導向資本會計的自主活動，認為“這種導向通過‘計量’方式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說，Weber把計量作為經濟活動的社會學分析核心，并將會計看作一個中心角色。Sombart對Weber的論點進行補充，他就復式簿記和資本主義的相互關系提出了一個相似但更強的論點。他的觀點與Weber的觀點一起，建立了社會學和會計學間的聯系。早在Weber之前，Marx就已經指出會計簿記與資本主義間關系的重要性，在“資本論”中，簿記被描述成生產過程的演繹。Marx在生產關系中將會計以及其他政治因素賦予一個重要的地位。在其著作中，會計被賦予宏觀結構性地位，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形成和再生產產生重要影響。在他們看來，會計幫助界定社會和經濟關系，而這恰恰界定了一個社會的本質。因此，會計學和社會學的相互關系開始萌芽。然而，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行為會計學”出現前，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在20世紀50年代，會計的社會學關注才重新浮出水面，其焦點已經由宏觀層面對理性化和積累的關注轉移到以微觀群體、群體動態及會計的作用為中心。可以從Argyris(1952)關于預算對人的影響這一開創性研究來追蹤這種變化。1930年以后，群體與群體動態成為社會學家的一個主要研究焦點，企業可以被看作一個社會系統，而人際關系和群體動態是這個社會系統的核心。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群體觀念為核心的社會學科迅速發展起來。社會學家Homans(1951)首次試圖基于群體觀念進行理論綜述。他的貢獻在于試圖綜合各個學術流派并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學理論，該理論將使群體成為社會關系研究的起點。在Homans進行理論綜述的同時，社會學家致力于調查諸如礦工、員工流動、道德、生產率和行業沖突等群體關系問題。大西洋對岸的許多作家加強了這種理論模式。“行為會計”用于刻畫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研究浪潮的標志，它根植于群體的社會學分析發展基礎之上。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預算的組織和行為方面成為研究人員的當務之急。利用群體和組織的社會學理論和管理理論，Hopwood(1974)將這種推理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通過鑒別在管理績效評價中運用預算信息的三種不同方法，Hopwood重新確定了辯論的標點。他確定了一種“預算約束”模式、一種“利潤意識”模式以及一種“非會計”模式。
在20年間，預算和相關評價機制的行為特性研究永久性地改變了會計學和社會學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此過程中，會計學科也被改變了，會計不再被認為是一個純粹的技術過程，而應該被視為一種組織的和行為的過程。然而，隨著社會學和更廣泛的社會學科環境的發展、變化，會計內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2.2作為組織和社會實踐的會計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穩固建立起的行為會計如果是會計實踐社會學問題的一種響應，那么它的核心幾乎無一例外地集中于組織內產生的種種過程。由Weber，Sombart和Marx等學者概括的議程，以及尋求分析大規模社會變革和會計變革之間的相互關系，幾乎完全被群體和群體動態的議題所替代。Hopwood(1974)明確主張恢復會計的宏觀層面分析來糾正這種傾向。1978年，Hopwood再次談到，只有非常少量的研究關注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因素對會計的影響。甚至到1980年，那種能夠將宏觀和微觀關注融為一體的會計社會學分析仍主要停留在期望階段。1980年以后，情形開始發生變化，制度結構與過程的關系與會計實務的關系逐漸被重視起來。在未來的20年里，社會學與會計之間相互作用的變化，對會計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會計學科的領域。關注和研究對象的改變，也不再單純地將預先假設的社會學概念作用于會計。概念本身在與會計計量實踐緊密相連中得以發展，會計學科變得更具有思想性，也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會計研究領域的拓展受益于四個研究分支：第一是會計制度環境的研究;第二是會計的政治經濟研究;第三是會計的民志學;第四是會計嵌入的關系網絡研究。
2.3代理人、網絡和核算實踐集合
Granovetter(1985)以指出經濟行為蘊含于社會關系網絡或系統之中。根據他的觀點，絕大部分經濟行為緊密鑲嵌在個人關系網絡中。在Granovetter看來，不能僅將這些關系看作理性市場中引起摩擦的因素，這些關系應當被看作社會學分析的中心和責任。Callon(1998)提出了關于經濟和經濟學科之間相互關系的嵌入問題。他認為，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要塑造經濟而不是觀察經濟。
比照Granovetter的嵌入概念，Callon認為代理人的計算容量與其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絡密不可分。不應當將代理人所在的網絡看作場景和制度環境，而應當將代理人和網絡看作一枚硬幣的兩面。代理人的計量能力完全取決于其所處的關系網絡。這種回避宏觀和微觀的差異以及場景概念的嘗試，與上述早期會計文獻著述是相符合的，對核算的代理和網絡之間內在聯系的關注也是一致的。
2.4結論
20世紀初作為社會學中心的會計在大約半個世紀里從視野中消失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會計被社會學家“重新發現”的時候，關注的焦點已經從宏觀層面理性化過程轉移到微觀層面群體和群體過程。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會計文獻中可以看到進一步的轉移現象。會計研究人員尋求理解和分析組織內部更廣的制度壓力和社會壓力之下的會計實踐間的關聯。最近，出現了關注嵌入社會網絡的代理人改變經濟過程的方式方面的研究。但是，網絡概念的首要性、網絡作為相互連接代理人的各種網絡觀念、對經濟學塑造經濟之作用的強調，為會計研究人員提出了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
3社會學方法與社會責任會計
3.1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基礎
社會學的方法，突出了會計技能對社區的影響。社會學的方法是一個近似道德的方法，它以社會福利為中心的問題。社會學方法的兩個重要特征：(1)重視會計信息披露能夠反映企業的經營活動承擔社會責任;(2)“正義”延伸到“社會福利”，強調會計對社會生產技術和方法的具體影響。社會學的所有方法都可以通過會計信息來進行社會福利的決策。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結合社會學和經濟學的方法，形成了社會經濟福利學觀點，社會學方法關注“社會福利”，而經濟學方法則將強調“一般的經濟福利”。 因此，運用會計理論的理論，有助于社會責任會計的發展。社會責任會計是在20世紀70年代被提出的一種新的會計學分支，是把社會利益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從企業所有者或股東的角度來衡量企業經營活動的結果，從而讓會計服務對象，從單個的企業延伸到整個國民經濟。對社會的影響有社會責任會計的優秀企業的經濟活動，從而為會計發展的中心，它是從宏觀的社會經濟角度出發，而不是從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經濟活動的微型企業經濟措施來看，與企業的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識別、計量、報告，涵蓋社會責任履行的數據收集，確定測量方法、測量程序和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評估信息并將其提供給企業企業相關利益者的會計程序和會計方法。
社會責任會計作為會計的一個分支，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點、理論基礎和方法。文碩教授曾將其概括為：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基礎是以經濟學為中心的多層次理論和方法體系，且這些基礎處于不同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如三角形描述的內容為：認為社會責任會計最一般、最基礎的理論支柱是哲學和數學，所以它們在三角形的最底邊。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為社會責任會計問題提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數學是會計的本體，會計責任會計在對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進行計量和評估時，必會使用大量的數學方法。經濟學是整個會計理論基礎的核心，社會責任會計的基本理論重有相當一部分也是來源于經濟學，因此經濟學處于三角形的中心，而把經濟學作為社會責任會計的基礎，也就是承認了社會責任會計的兩重屬性。在三角形中在三角形中，提供了一種基于邏輯和“三理論”的社會責任會計。在社會責任會計研究中，應該首先分析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模型和實際應用，并采用歸納和演繹的方法。揭示社會責任會計的目的、功能、原則和信息等。
“三論”是新生事物，屬于跨學科模式的邊緣。“三論”對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擴大了傳統會計的范圍，也使人們有新的視野。作為社會責任會計理論基礎的最高層次的社會學自然置于三角形的頂端，這也是有別于傳統會計理論基礎的一個顯著特征。傳統的會計理論研究關注經濟之間的數量關系，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基于社會問題的會計研究，已然成為當代和未來會計研究發展的趨勢。
3.2社會責任會計的現狀
美國的《幸福》雜志曾對排名前500名的公司進行調查，結果顯示：1971年時只有29家公司公布有關社會資料; 1976年，此數量高達456家，占比達到91%;而Ernst對《財星》雜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公司的研究指出，在年度報表中披露社會衡量方面資料的企業數量也在逐年增加。但就實際情況來看，由美國企業和社會信息發布的絕大多數是相關的環境污染，沒有公布的社會責任會計報表的完整內容;德國只有20家最大的公司定期發布社會報告。在德國殼牌石油公司公布的社會年度報告中，經濟和社會數據一起發布，從而為公司提供了一個特定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福利目標。1970年以來，日本對國內企業社會責任會計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其中涵蓋了關于社會成本計量的信息披露方式和有關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原則、研究假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信息需求和對社會責任審計的研究。1977年法國頒布的法律中法律要求員工750多人的，準備社會資產負債表，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以金額來衡量。在1982年，法律要求的人數擴大到超過300人的企業。法國政府頒布的這項法律要求社會資產負債表中披露的信息應當包括勞動報酬、補貼、擔保和其他工作條件、培訓和家庭生活條件等細節。這些信息大部分集中在員工和工人上，揭示了一個狹窄的范圍，反映了法國社會的社會福利。其他如奧地利、新西蘭、瑞典等國家在建立社會責任會計方面也進行了大量的嘗試，但重點強調了公司與員工之間的關系，公布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就業、工資、健康和安全等方面。從1976年初開始，在英國一些大型企業準備了一個增值表，目的是改善公司的態度、精神和行為。
80年代初，在Marx關于“簿記向社會簿記轉化”的思想啟迪下，我國開始研究社會責任會計，并在借鑒西方社會責任會計的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對我國的社會責任會計進行探索和實踐。1988年，閻達五教授在編制我國社會核算體系建立社會核算書時，對會計系統進行了詳細的討論。1995，財政部頒布《企業會計準則第X號——— 職工福利(征求意見稿)》，2006年，國家財政部印發了《企業會計準則第9號——— 職工薪酬》，而在2014年修訂后，職工薪酬的范圍進一步延伸到了離職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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