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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削減機電產品進口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分析論文
一、引言2000年底，中國政府與東盟各國達成協議，在2010年建成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根據雙方協議，自由貿易區建成后。中國與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原東盟6國的絕大多數產品將實行零關稅，取消貿易壁壘，實現貿易自由化。2015年東盟新成員(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也實行同樣的做法。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一旦建立，將創造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近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1．2萬億美元貿易總量的經濟區。這意味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同時也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之間最大的區域貿易集團的建立。
近年來，中國和東盟的貿易額在雙方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額在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在1975年為3．35％，1995年上升到7．25％，2003年這一數據進一步增至9．19％；另據東盟數據，1993年東盟對中國貿易額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2．06％，2001年上升至6．61％，2005年進一步增至12．47％。至2005年底，雙方已互為第四大貿易貿易伙伴。在貿易額逐年提高的同時，雙方貿易結構也在不斷優化，交換的主要商品實現了由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的轉變，機電產品在貿易中所占比重不斷增長。2004年中國對東盟國家出口的機電產品達237億美元，同比增長42．44％，占對東盟出口的5450／oo與此同時，中國從東盟進口的機電產品也大幅增長，2004年，從東盟進口的機電產品達365．7億美元，同比增長36．56％，占自東盟進口總額的58．1％。機電產品貿易額在1999年和2004年占雙邊貿易總額的比例分別為34％和57％，年平均增長率為45．7％，超過了所有產品貿易的增長率。
伴隨著機電產品在中國一東盟雙邊貿易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研究機電產品進出口變化對雙邊經濟以及相關產業的影響也日趨成為學者關注的焦點。尤其在中國一東盟自貿區構建的背景下，這一命題就顯得更為緊迫。泰國學者提塔帕(2003)從貿易與投資角度入手，研究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等東盟欠發達國家如何應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帶來的挑戰。認為四國應該充分利用協定給予的優惠待遇，加強國內的供應能力和企業的競爭力，才能保持在機電產品零部件上作為第二道供應商對中國的出口優勢；朱軍生(2003)分析了中國一東盟雙方在機電產品上的競爭性和互補性，認為中國與東盟在機電產品的互補性更強，發展前景更為廣大；Kar－yiu W0ng(2003)首先分析了中國與東盟產品的競爭性和互補性，然后運用嵌套商品、地理等因素的出口競爭力公式，研究中國與東盟各國在加入自貿區后的利得和損失，認為加入自貿區后，中國商品在第三國市場上擠占東盟各國出口的效果并不顯著，反而雙方都會從自貿區的建成中受益；而張伯瑋(2005)則從宏觀層面上，以多國多部門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為基本分析工具，對東盟、中國、日本和韓國之間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東南亞各國以及美國、歐盟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影響進行了定量評估。研究表明，加入自由貿易區的國家將有明顯收益，而貿易區外國家則因為貿易轉移等原因有受損的可能。
上述研究或側重于特定年份，或側重于某幾國或地區，或側重于宏觀層面上，都無法全面地量化地分析中國一東盟自貿區建成過程中對中國宏觀經濟以及各產業尤其是機電產業的沖擊影響。本文則試圖在Chingem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中國一東盟CGE模型，從宏觀、產業、省市三個對東盟削減機電產品進口關稅對中國宏觀經濟以及產業、省市的沖擊影響進行全面的量化研究。
二、中國一東盟CGE模型的構建
(一)模型介紹
本文采用的是湖南大學經貿學院和澳大利亞MONASH大學政策研究中心(Cops)共同開發的Chingem模型中的一個擴展模型一一中國一東盟CGE模型，模型的核心基于澳大利亞單國ORANI模型(見Dixon e1．a1．1982和Horridge 2001)。基礎數據結構來源于全球貿易分析項目(GTAP)下的第六版數據，并在此基礎上對2001年的中國數據進行合并調整。模型基本結構包括了25個生產部門，1組居民以及土地，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力和熟練勞動力四種生產要素。25個生產部門中包括5個農業部門，2個礦業部門，14個工業部門，6個服務業部門。其中，屬于機電產業的有三個部門，分別為金屬及其制品(Metals)部門、汽車制造(MotorVehicle)部門和其他機械設備(OthMachineEq)部門。根據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Code2碼分類，金屬及其制品包括HS72．HS83共計11個2碼大類；汽車制造部門產品為HS87；其他機械設備包括HS84-HS86、HS88-HS93共計2碼9個大類。
模型生產過程采用了Leontief生產函數與多層嵌套的常替代彈性(CES)。進口方面采用Amington假設，模型假設以國外貨幣計算的進口價格外生，即國內的進口需求不會引起進口品國際價格的變化。出口方面，出口需求用不變彈性的需求曲線描述。生產部門產出產品，以及產品出口與銷往國內之間均滿足常轉換彈性(CET)。居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資本、勞動和土地收入，居民支出采取擴展的線性支出系統(ELES)。政府收入從直接稅、間接稅和關稅中獲得收入。匯率在模型中作為價格因子(Price Numeraire)。
基于本文主要研究東盟削減機電產品進口關稅對中國經濟和產業(尤其是機電產業)的影響，在引用Chingem模型核心的同時，對模型部分模塊進行了必要的擴展：
1、綜合模型中三個機電產品部門，構建新的機電產業模塊；
在原始的Chingem模型中，并沒有將機電產業單獨作為一個子模塊。而是將其分解為三個部門，即16金屬及其制品部門、17汽車制造部門和18其他機械設備部門。為方便研究機電產品關稅削減的不同變化對中國經濟的綜合沖擊，模型中將三個部門合并組成新的子模塊——機電產業模塊。
2、將出口商品區分為出口至東盟及出口至世界其他國家；
Chingem模型是單國CGE模型。為更好研究中國與東盟自貿區機電產業內貿易，有必要將模型中機電產品對世界出口進行細分。所以在模型中，模型將機電產品對世界出口劃分為兩個獨立的部分，分別為對東盟(ASEAN)出口和對世界其他國家(RestOfWorld，ROW)出口。事實上，根據東盟十國的不同特點，也可將東盟再細分為農業國及工業國。 但作為典型農業國的緬甸、老撾、越南、柬埔寨在中國與東盟貿易中占據及其有限的份額，故模型中僅考慮東盟幾個重要工業國的情況。因為存在運輸距離，消費結構，投資結構等外在原因，機電產品出口到東盟與出口到世界其他國家之間是存在一定差異的，所以可使用CET函數來反映這一特點。這樣中國機電產品的出口表現為兩層嵌套的CET函數形式，第一層區分國內貿易與對外出口，第二層區分了出口到東盟和世界其他國家。
3、中國機電產品出口貿易方程的改進：
中國與東盟各國消費者因地域、風俗、氣候等明顯差異也存在不同的消費偏好不同。另外相對于競爭激烈的東盟市場，國內機電產商因為擁有營銷渠道、熟悉本地市場等方面的優勢，銷售機電產品的難度與對東盟出口有不少差距。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假設：在機電產品上對國內市場銷售與對外各國出口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性價比上。基于這個假設，本文在模型中構造CET(轉換彈性不變)函數來描述機電產品國內銷售到出口的轉換，以求更加符合中國機電產品出口東盟的特點。
(二)情景設計
2004年11月，中國與東盟10國共同簽署《中國一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簡稱《貨物貿易協議》)。協議規定，除已有降稅安排的早期收獲產品外，其余全部產品分為正常產品和敏感產品兩大類。在正常產品中，產品又分為一軌產品和二軌產品兩類。兩者共同點是最終稅率均為零，區別是二軌產品在取消關稅的時間上享有一定的靈活性。在敏感產品中，產品又細分為一般敏感產品和高度敏感產品兩類。兩者的共同點是最終稅率可不為零，區別是前者要在一段時間后把關稅降到相對較低的水平，而高度敏感產品最終可保留相對較高的關稅。根據協議規定，中國與文萊等東盟6國在一般敏感產品上，2012年將降至20％，2018年降至0～5％；高度敏感產品2015年降至50％。與柬埔寨等4國的一般敏感產品2015年降至20％，2020年降至0～5％；高度敏感產品2018年降至50％以下。
本模型在對東盟十國關稅進行加權平均基礎上，得出東盟綜合關稅值，其中權數采用的是2004年中國對東盟十國機電產品出口份額。在降稅模式上，東盟機電產品既包括正常商品中的為一軌產品和二軌產品，如大部分金屬制品和其他機械設備等；又包括一般敏感產品和高度敏感產品，如數字彩電等少數其他機械設備和摩托車、汽車等。正常商品與敏感產品的不同，關系到各部門產品降稅幅度的差異。因此在模型中，將金屬及其制品和其他機械設備定義為正常和一般敏感商品的綜合，按其降稅幅度進行模擬；將汽車制造定義為高度敏感產品，按高度敏感的降稅幅度進行模擬。在東盟關稅降低過程中，存在兩個關鍵年度其一為2009年，正常關稅降稅幅度最大的一年，整體降稅幅度約為3％；其二為2015年，敏感及高度敏感產品開始大幅度降稅。故模型模擬場景分為兩個階段，即2009年減讓階段和2015年減讓階段。模型將2003年作為關稅消減的基準年份，當年東盟十國正常機電產品的綜合關稅為8．02％，敏感產品的綜合關稅為40％。
1、2009年減讓階段：
模擬情景為金屬及其制品和其它機電產品按綜合商品降稅，而汽車制造部門關稅則保持不變。通過加權平均，可得出前者關稅水平為3．85％。繼而可得出該減讓階段關稅的沖擊量為．3．85％。因為存在2015年第二次關稅沖擊，故2009年第一次關稅沖擊模擬方式為短期模擬。短期模擬將實際工資和資本存量外生，實際工資影響就業水平，從而最終影響GDP的增長。在支出方面，居民實際消費，政府消費以及投資外生，因此，最終影響GDP支出的只表現在貿易赤字上。
2、2015年減讓階段：
2015年，在正常商品關稅繼續降低的同時，高度敏感商品關稅也開始進行減讓。具體模擬情景為金屬及其制品和其它機電產品繼續按綜合關稅降稅，汽車制造部門按高度敏感商品降稅。通過加權平均，可得出前者合關稅水平為0．9％，進而可得出正常商品關稅的沖擊量為．6．59％；后者綜合關稅水平為20％，關稅的沖擊量為．14．29％。2015年后，雙方關稅已經降至極低的程度，已不存在第三次降稅沖擊，故此次模擬方式采用長期模擬。長期模擬將就業水平和資本收益率外生，資本收益率影響資本存量，最終影響GDP的增長。在支出方面，只有貿易赤字外生，最終影響GDP支出的只表現在消費和投資上。具體模擬場景由下表所示：
三、模擬結果分析
(一)宏觀效應
1、實際GDP上升，社會福利改善：
從短期影響上看，東盟削減來自中國機電產品進口關稅，將刺激中國名義GDP增長0．149％，實際GDP增長0．067％。對實際GDP的貢獻進行分解(見表5)：首先從支出法角度來看：GDP：c+G+，+E-M，GDP由消費、投資和貿易平衡共同決定，在短期模擬中，模型假設私人消費C、政府消費G、社會投資l、都不發生變化，能夠引起GDP變化的只有貿易平衡，即進出口差額(E．M)。其中出口貢獻+O．148％，進口貢獻．0．081％；其次從要素收入角度來看：GDP=A·F(K，L，T)經濟增長來源于技術、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短期模擬中，技術進步A、固定資本投入K及土地資源T都保持不變，能改變GDP的只有勞動力投入和間接稅。其中勞動力增長貢獻0．050％，間接稅貢獻0．017％。
在長期模擬中，中國名義GDP增長0．441％，實際GDP增長0．131％。對實際GDP的貢獻進行分解：從支出法角度來看，模型假設私人消費C、政府消費G、社會投資I為內生變量，同貿易平衡一起共同決定實際GDP。其中投資增加0．161％和出口增長0．164％對實際GDP增長貢獻最大，而進口減少0．21 3％對實際GDP增長起負面影響；另外從要素收入角度看，勞動力、土地以及技術進步是外生不變的，資本存量和間接稅決定GDP的增長。資本存量又由資本存量與基本生產要素之間的相對價格決定。資本品相對價格越大，企業生產對資本品需求就越低，反之同理。
機電及其相關產業產出增長拉動對勞動力的需求，在長期模擬中，實際就業水平外生給定，保持不變。供給不變而需求增加，必然拉升要素價格，所以勞動力價格上漲+0．471％。消除通貨膨脹(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0．218％)的影響后，工人實際工資仍然上漲+0．252。實際工資的上漲改善了社會福利。
2、進出口量增長，貿易條件改善，長期來看，進口增長速度更快；
從短期上看，中國對外出口增 更有利可圖，故企業將加大對進口中間投入品的需求，導致進口總量的上漲。
貿易條件由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CIF)對比決定。短期模擬中，進口價格指數作為外生變量存在，數值不發生變化。貿易條件改善0．092％，全部由出口價格指數的上升所導致。長期模擬中，出口價格指數上漲，而進口價格指數保持不變，中國的貿易條件得到進一步改善0．267％。
3、短期內實際就業水平提高，長期上企業生產成本增加；
受機電產品出口需求增加的影響，生產要素需求有所增加。短期模擬中，資本、技術和土地等生產要素作為外生變量，保持不變，唯一提高生產能力的途徑是增加勞動力，故機電產業勞動力需求提高。機電產業的發展，又帶動上游行業如能源礦產品、水力及交通運輸等行業的發展，造成對對勞動力的需求進一步增加。因此，實際就業水平上升0．109％。其中熟練勞動力需求增加0．116％，非熟練勞動力需求增加0．108％。
在長期模擬中，勞動力、土地以及技術進步是外生不變。需求增加導致基本要素價格上漲0．331％，進而拉動了勞動力和資本品價格分別上漲0．471％、0．237％。勞動力價格比資本品價格上漲更快，這是因為長期模擬中投資增加了資本品的供給，而勞動力就業水平則保持不變。同時在模型中，土地作為農業和礦產的生產要素。因為農業產出出現負增長，長期內減少了對土地的需求，而同期土地供給保持不變，故帶動土地價格下降0．304％。長期上，要素價格普遍上漲，尤其是勞動力價格的大幅上漲，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
(二)產業效應
1、行業整體產出增加，農業、輕紡工業產出輕微下降，長期上獲益向能源礦產產業傾斜；
機電產業及上游或相關產業受益不小，而農業和輕工業產出則輕微下降。在總產出水平上，增長最快的是金屬及其制成品行業和其他機械設備行業，交通運輸業、電力能源部門、建筑行業產出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農業部門，輕工業部門如紡織品部門和食品部門的總產出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減少，其中紡織業產出所受負影響最為顯著(短期內產出減少0．075％，長期減少1．104％)。原因一是作為機電產業的下游行業，機電產品價格上漲導致紡織業生產成本增加；二是作為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業主要生產要素的勞動力價格上漲0．042％；三是紡織業產品出口彈性高，出口價格的上漲導致出口量萎縮，影響行業產出。在長期中，紡織產業產出下降也影響了其上游產業——羊毛部門產出減少0．638％。
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模擬中，交通運輸部門等部門產出增幅不大，而非金屬礦產品部門則增長0．425％，增幅僅次于機電部門。這是因為根據產出方程：
Leontief[CES(K，L)，能源礦產]一CE$(K，L)／能源礦產=A保持不變。
短期內，K不變，能源礦產隨L變動，故幅度有限；但在長期中，K和L同時增加，帶動對能源礦產的需求大幅增加，刺激相關產業產出的增長。
2、短期內第二、三產業就業增加明顯，第一產業就業小幅減少，長期上勞動力由農業及輕工業部門向機電產業轉移，熟練勞動力需求增加；
就業增長最快無疑是機電產業，短期內其他機械設備部門就業增長0．830％，金屬及其制品部門就業增長0．553％；緊跟其后是機電產品上游及其相關產業，如其他礦產品部門增長0．215％、石油化工部門0．173％和水力、電力能源部門0．248％。另外，得益于上述產業對物流需求的增加，交通運輸部門就業增長0．216％。其他各部門就業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農業相關部門就業需求都出現一定程度的減少，紡織產業受就業減少沖擊最大，勞動力需求減少-0．140％。
長期模擬中，就業水平保持不變，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變化通過產業間勞動力轉移實現。而勞動力需求又與產業產出成正相關關系，因此機電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最終導致國內勞動力由農業及輕工業部門向機電產業轉移。其中汽車制造部門就業人數增加最快，為2．256％；其他機械設備部門和金屬及其制品部門就業人數也有大幅提高，分別增加1．035％和0．746％。紡織和羊毛部門就業人數分別下降1．079％和0．632％。相對于農業及輕工業部門，機電產業等部門需要更多的熟練勞動力。勞動力由農業及輕工業部門向機電產業的轉移，也促使勞動力市場熟練勞動力需求上漲0．047％，而非熟練勞動力需求則下降．0．011％。
3、機電產品對東盟出口增長迅速，出口競爭力增強；
機電產品對東盟出口大幅增長，短期內其他機械設備對東盟出口增幅最大，達31．727％，金屬及其制品對東盟出口也相應增長27．550％。而汽車制造部門產品因關稅保持不變，受出口價格上升影響，出口量不升反下降O．382％。但長期模擬中，高度敏感機電產品開始降稅，導致汽車制造對東盟出口激增130．216％，其他機械設備出口增長60．182％，金屬及其制品出口增長51．369％。
進口關稅的變化，直接關系商品到岸價格(CIF)。短期中其他機械設備CIF東盟價格下降．3．386％，金屬及其制品CIF東盟價格下降-3．417％。長期中汽車制造部門價格下降幅度最大，為-12．975％；其他機械設備部門和金屬及其制品部門也有大幅降低，分別下降5．793％和5．750％。到岸價格的降低，有利于機電產品在東盟市場產品競爭力的增強。從而拉動中國相關機電產品對東盟市場的出口。
(三)區域效應
相對發達省市將從東盟削減中國機電產品進口關稅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其表現為產出、就業水平比其他各省更高。短期模擬中，老工業基地遼寧、上海、天津、北京及江蘇獲益比較明顯，而相對落后省市則獲益不多，甚至受損，如海南、西藏和新疆都出現不同程度的 產出負增長。嚴格意義而言，福建省并不算是落后省市，但因為其工業主體為紡織業和手工制品制造業，經濟受機電產品出口增長拉動并不明顯，反而受到要素和中間投入品價格上漲帶來的消極影響。
長期模擬中，能源工業省市將從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如遼寧、山西、青海等。這些地區產出增長原因有：一，能源礦產品需求的增加；二、其他機械設備部門產出增長的拉動，如遼寧山西兩省其他機電部門分別增長0．166％和0．108％；三、受紡織行業等輕工業部門產出萎縮影響較少，如山西省TCF產出僅萎縮0．031％；四、長期投資對地區產出的拉動，山西建筑部門增長0．052％。另外，上海、北京等發達工業省市產出也0．2％左右的明顯提高。而其他省市則獲益不多，部分省市甚至受損，海南和福建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產出負增長。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工業強省的浙江省產出出現-0．026％的負增長，主要原因在于浙江省紡織行業規模較大，而紡織行業大幅萎縮0．159％，影響了當地產出的增長。
從產業角度對短期模擬中受益最大三省市(上海、遼寧、天津)和受損最大三省市(西藏、福建、新疆)進行分析，如表8。可以發現發達省市一般都是工業大省強省，其工業規模大、部門齊全，機電產業占地區工業比重較大；而落后省市一般都是農業大省，機電產業占地區工業比重較小。整體上看，機電產業及上游相關產業都對各省市的產出都有正相關影響，各省市產業結構迥異最終造成相對發達省市受益頗豐，而相對落后省市則受益不多，甚而受損。如上海機電產業部門規模大、行業全，僅其他機械設備一個部門就為本地產出貢獻0．075％的增長。相反，機電產業占西藏全省工業比例極低，機電產品關稅削減造成本地區交通運輸部門萎縮，使全省產出出現－0．018％的負增長。
從產業角度對就業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的三省市(遼寧、北京、上海)和下降幅度最大三省市(浙江、新疆、福建)進行分析，如表9。可以知道，各省市產業結構的差異，也決定了各省市就業水平增減幅度。遼寧就業增長最快的原因在于紡織業行業規模小，就業水平下降不大，僅為0．050％，同時其他采礦部門擴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就業水平；上海就業水平上升則得益于其他機械設備部門的大幅擴張刺激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0．172％，另外上海農業規模很小，農業部門就業水平下降對整體影響較少；北京紡織行業就業水平雖然下降明顯，但受機電產業擴張強力拉動，地區就業水平也有顯著提高。
浙江就業水平大幅降低主要受紡織行業拖累，該行業就業減少0．117％，其他農業部門就業萎縮0．029％更使其雪上加霜；新疆機電產業規模小，農業、輕工業規模大，造成當地就業一方面受機電產業擴張的正面拉動不大，另一方面受紡織和其他農業萎縮帶來的負面影響卻不小，其中前者減少0．062％，就業水平下降迅速也就理所當然；與新疆類似，福建的農業和紡織行業規模很大，兩行業的萎縮也給當地就業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四、結論
東盟削減機電產品進口關稅，將有助于推動中國經濟的增長和對外出口，對就業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有助于機電及其相關產業的擴張和發展，但對農業和輕紡工業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有助于工業相對發達省市經濟如上海、廣東、北京和遼寧等的發展，但對工業相對落后省市如西藏、新疆等的經濟發展會有輕微的不利影響。礦產大省如江西、遼寧等省在長遠經濟發展中得到更大的利益。具體而言：
1、東盟削減關稅將推動中國實際GDP的上升，差別只在長期模擬中，關稅削減幅度更大，實際GDP上漲更為明顯，達0．131％。同時，中國對外貿易增長迅速，貿易條件明顯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在長期模擬中，進口量增長速度快于出口量增長速度0．384個百分點，貿易順差有減少趨勢。進口品價格相對下降將使國內中間投入品市場競爭更趨激烈。
2、伴隨CIF東盟價格的下降，中國機電產品在東盟市場競爭力將小幅提高，機電產業成為東盟削減機電產品進口關稅過程受益最大的產業。機電部門產出都有明顯增長，就業大幅提高，并帶動上游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的蓬勃發展將有力刺激金融、物流、信息等服務部門的成長。相反，農業和輕紡工業則受到一定的抑制效應。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壯大及第一產業適當萎縮，有利于改善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
3、大多數省市在模擬過程中受益，表現為產出增加和就業水平提高(尤其在短期模擬中)。但相對而言，工業相對發達省市受益更大，其中，遼寧、上海、北京是受益最大的三個省市。與之相反的是，工業相對落后省市經濟則輕微受損，其中，新疆、西藏、福建是受損最大的三個省市。站在長遠角度上看，遼寧、山西、青海等能源礦產省市將得到更多的利益，成為東盟削減機電產品進口關稅過程中最后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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