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觀經濟學的博弈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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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學的博弈思想論文

　　微觀經濟學的博弈思想論文【1】

微觀經濟學的博弈思想論文

　　【摘要】近年來博弈論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領域。

　　而影響最大的便是微觀經濟學，甚至可以說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本文對博弈論的發展進行了歷史回顧，并對博弈論為何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進行了探討，力圖理清博弈論與經濟學的關系，從中把握經濟學的發展。

　　本文的研究發現，博弈論的分析范式及其學科的精密性使博弈論能夠與主流經濟學結合，而博弈論在完全信息假設、完全競爭假設、利己理性等方面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突破，使經濟理論對現實問題的分析更加深刻，從而博弈論融入主流經濟學也順理成章。

　　【關鍵詞】博弈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

　　自80年代中期開始，博弈論的廣泛應用促使經濟學經歷了一次巨大變革，而且，目前這場變革還在加速進行。

　　博弈論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951年納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

　　但博弈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上的應用卻最為廣泛成功。

　　經濟學是研究資源如何有效配置以達到或實現既定目標的一門學科。

　　但從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來看，這種觀點將被另一觀點所取代：經濟學是研究人的行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為。

　　博弈論在短短10余年對經濟學產生的如此深刻的影響是史無前例的。

　　近年來，博弈論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滲透到了幾乎所有的經濟分析領域。

　　而影響最大的便是微觀經濟學，甚至可以說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80年代以后博弈論迅速地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個內容豐富、體系健全、邏輯合理和更加貼近現實的經濟學分析體系。

　　博弈論不但強化了經濟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寬了經濟分析的廣度，從而不但使經濟分析以更加符合現實的方式揭示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而且也使信息經濟學得以迅速發展。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深深地影響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成為經濟學家的必備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論專家也因對博弈論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獲得了經濟學的中心地位，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熠熠生輝，引人注目。

　　博弈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十分廣泛，如寡占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并形成了經濟學新的分支――信息經濟學。

　　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對博弈論做出開拓性的三位博弈論專家納什、澤爾騰和海薩尼。

　　相隔十年，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度授予在博弈論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兩位專家――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和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

　　博弈論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為研究各種經濟現象開拓了新視野，博弈論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取得了主流經濟學的中心地位。

　　博弈論之所以被經濟學家普遍使用，是與傳統經濟學的缺陷和經濟學自身發展的要求分不開的。

　　傳統經濟學在談到人(或其他經濟主體)的決策時，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條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個人的效用也只決定于自己的選擇，其他所有人的行為都歸結在價格這個參數中;市場是充分競爭的，壟斷和寡頭是特殊情況;信息是充分和對稱的。

　　然而現實中這些條件都是很難成立的。

　　第一，充分競爭的市場是很少有的(例如，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鋼鐵生產廠家屈指可數，占據一定市場份額的彩電生產廠家也為數不多)，由于存在產品差異、地域差異和信息差異，任何一個廠商總是處于某種壟斷地位(正是這樣他們才有利可圖)，所以與充分競爭相比，壟斷和寡頭倒很常見;第二，每一主體在做出自己的選擇時不僅要受到其他主體的影響，而且自己的選擇也往往影響到其他主體的選擇(考慮一下1998年長虹大規模吸納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場競爭中信息幾乎總是不充分、非對稱的，獲取信息經常是有成本的，有時成本還是相當大的。

　　如果不考慮以上這幾方面因素，經濟學所討論的決策其實僅僅是規劃問題，是在沒有競爭對手時的決策，所解決的也只是資源分配問題。

　　現實世界中決策者要在面對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對手與之激烈競爭時做出選擇。

　　在競爭對手日益明顯、競爭越來越直接的情況下，博弈論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工具。

　　另外，經濟學現在已經越來越重視對經濟個體的研究，而在各個經濟個體之間，博弈是無時無處不在的。

　　博弈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為主流經濟學家所接受，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論分析范式與新古典經濟學不謀而合;二是博弈論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

　　1.分析范式的趨同。

　　即強調個人理性，也就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經濟利益主體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終達到一種穩定狀態，實現均衡。

　　可以說博弈論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鍵鏈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設。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一套有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體系，而經濟學不同于物理、化學等學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設。

　　對此，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舉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張百元鈔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沒有風吹，也沒有警察，我敢打賭，這張鈔票會不翼而飛，在人類發明的所有科學中，只有經濟學可以推斷，可以解釋。

　　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大廈便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之上，即人類在其經濟選擇行為中是絕對理性的。

　　這個假設意味著，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約束下爭取最大化報酬。

　　消費者根據自己的偏好和市場既定價格，在收入約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廠商根據外生的價格水平選擇利潤最大化產量。

　　各經濟行為主體的趨利行為通過競爭，最終達到穩定狀態，實現均衡，這包括從單個市場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場的一般均衡。

　　而博弈論研究范式是給出個人的支付函數及戰略空間，然后看當事人都選擇其最優戰略以最大化個人支付函數時將發生什么，這與經濟學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

　　博弈論從行為分析入手，堅持并突出了個人理性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作用。

　　不論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還是后來的“納什均衡”及其精煉，都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的，并對理性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為背后心理作用的過程，加深了對個人理性的信念。

　　博弈論通過研究擁有不同利益的主體在發生沖突時是如何進行理性決策的，并研究利益沖突的主體如何通過理性決策最終達到均衡，從納什均衡到精煉納什均衡再到貝葉斯納什均衡和精煉貝葉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創立、精煉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質與應用的研究是現代博弈論的主要內容。

　　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趨同，經濟學家很容易用博弈論工具對經濟問題進行研究，使博弈論在經濟學有著廣泛的應用領域。

　　2.符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化趨勢。

　　對于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這一話題，歷來爭論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開論述，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學者一直致力于將數學、物理學等精密科學的分析方法應用于經濟學，試圖使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他們把現有制度視為外在，只研究可以純粹用目的和手段來刻畫和判斷的人類理性行為，強調將復雜社會現象簡約成某種可以向物理學那樣可以準確把握的東西進行研究，試圖將經濟學變成一門科學。

　　因此，經濟學的分析和論證盡量仿效精密科學尤其是數學和物理學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無法回避的規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實證分析，大量采用了數學方法。

　　作為一種數學方法的博弈論，其創立之初就是為了是對經濟行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學，《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本身就是用深奧的數學理論寫成的，對博弈論發展起過奠基作用的論文最初都是發表在數學雜志上。

　　運用博弈論分析工具對存在利益沖突的理性人的選擇行為進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經濟學向科學化目標邁出一大步。

　　自從將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以后，經濟學改變了傳統經濟分析地那種以個人孤立決策，其他經濟活動者的行為影響則被典型地簡化為價格信號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而側重于經濟活動中多個利益主體的行為所產生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分析，從而使經濟分析更能反應經濟系統的本質。

　　參考文獻

　　[1]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謝識予.經濟博弈論[M].復旦大學出版社.

　　[3]彭建剛.博弈論與西方經濟學的發展[J].經濟動態,1998(5).

　　[4]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5]張培剛,方齊云.博弈論的應用及其展望[J].經濟評論,1998(2):13-14.

　　微觀經濟行為的道德性論文【2】

　　摘要：經濟與道德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經濟與道德之間的邏輯關聯尤為顯現，對此應對二者本身作價值論證。

　　從微觀經濟的視角分析經濟活動中的道德問題，說明經濟與道德在價值層面是辯證統一、互為依存的，市場經濟也是道德經濟，所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和發展，必須要建立起與之對應的道德上層建筑。

　　關鍵詞：經濟行為;“經濟人”;道德;價值

　　一定的經濟體制需要建立怎樣的道德規范，這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意愿，而是取決于經濟運動的客觀要求。

　　正如恩格斯所說：“人們是‘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的，道德‘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經濟狀況的產物’。”[1] 通常我們認為，經濟和道德是兩個互不相關的領域，但實際上，經濟和道德始終是相互依存的。

　　道德從本質上說是經濟的產物，而經濟也并非是沒有價值目標的自然現象，任何經濟發展的目標中都內涵著相應的道德目標。

　　經濟是目的與具有可供選擇的用途的稀少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2]，道德是一種有利于社會及他人的行為規范，在哲學層面它將被提升為人內心情感的一種滿足，這就說明了道德也是具有效用性的，因而我們可以利用經濟的與道德的效用這一共通點，證明經濟與道德二者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所以，經濟的發展必須要遵循道德的要求。

　　一、經濟行為主體的道德分析

　　經濟與利益是社會運行的條件和目標，是人們生活的核心內涵，也是人們社會活動、社會工作注意力的焦點及行為動力所在[3] 。

　　對于市場經濟的形態而言，勞動產品表現為商品的形式，或者是商品的價值形式，可以說這就是組成該形態的細胞形式。

　　在經濟形態的運動中，涉及人的經濟范疇是由一定的人來承擔的。

　　在經濟哲學層面，經濟范疇人格化之中蘊涵著“經濟人”和“道德人”之間的互動關系，經濟范疇人格化表現為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

　　在市場經濟的活動中，經濟活動和道德作用之間有著相互作用的能動關系，而經濟范疇人格化使得這種能動關系更具體化。

　　1776年問世的《國富論》中，作者亞當·斯密成功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創造性地使“經濟人”這一概念成為一種真正的社會經濟哲學，并賦予它嶄新的價值。

　　可以說，是斯密第一次把最初以道德哲學問題形式出現的利己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轉化為經濟學問題。

　　作為經濟行為的主體，從“經濟人”的觀念出發，人之所以擁有自利的屬性，是因為他被置于貨源相對稀缺的并且彼此競爭的社會環境里面，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人們往往存在機會主義的行為傾向。

　　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領域的道德現象，不過是以人的經濟行為作為載體而表現出來的道德，是道德的一種具體的、特殊的表現形式[4] 。

　　在斯密看來，當時的英國正在逐漸走向一種“進步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高質量的生活標準由上而下普及全民，激勵人們努力工作的是豐富的商品和較高的工資，而非貧苦的生存壓迫。

　　對于斯密的這一見解，很多人指責他是給無限追求物質享受的貪婪帶上美麗的光環。

　　對此斯密認為，人們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追求，有利于促進人培養自身的可貴品質，有利于社會財富的增加和文明的進步，還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推動社會制度的變革。

　　人是一切社會屬性的總和，“經濟人”則是人類理性對自身屬性進行抽象思維的產物。

　　“經濟人”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通過對人的具體經濟活動的考察，揚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非本質屬性，抽象概括出它的具有普遍性的本質屬性;“經濟人”也是一個具體的概念，它能夠充分體現每個參與經濟活動的人的行為的多樣性，能夠說明人的經濟活動的普遍本性。

　　黑格爾指出：“概念在個別中既在自身中，而由于個別性，它又將在自身之外，并進入現實。”[5] 因而，“經濟人”這一概念包含著豐富的人的經濟活動的具體內容。

　　在市場經濟中，人實踐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無論從動機上還是效果上都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并且力求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經濟回報，這一目的反映了人從事經濟活動的本質屬性，而這種本質屬性的人格化就是“經濟人”。

　　二、經濟邏輯在道德分析中的體現

　　道德是一種有利于社會或群體的生存及發展的行為規范，不管它是自然篩選的結果，還是人類理性選擇的結果，它的形成以及發展需要遵循經濟發展的規律，這就是道德與經濟之間的內在一致性。

　　經濟行為的實踐過程并不存在于單純的倫理道德的活動中，但是實踐每一經濟行為都體現著一定的倫理價值和道德精神。

　　任何道德規范的產生、存在以及發展的客觀基礎，都是以社會物質生活的產生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存在，理論層面，經濟行為在實現了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應當具有一定的道德價值。

　　正像所有的動物都為快樂所向導一樣，無論人的發展比動物高級多少，也是在追求快樂滿足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的，不同的是人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理性對滿足程度作以比較。

　　在經濟學上，把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時得到的滿足程度稱為效用，是對商品使用價值的主觀評價，它或者是對人自身生理需求的滿足，抑或是對人心理層面的一種體現。

　　商品效用具有邊際遞減的規律，其原因在于，從人的生理和心理角度看，隨著相同商品的連續增加，人們從每一單位商品消費中得到的滿足程度是遞減的[6]。

　　該規律具有普遍意義，即社會對某種物品或行為的評價也會隨著其對該物品或行為的擁有而增加，以及該物品或行為的普及而減少。

　　消費者行為實踐效用最大化，要使得消費某一商品的邊際效用等于他付出貨幣的邊際效用，此時實現總效用的最大化，即消費者均衡的狀態，人們從商品上獲得的內在滿足通過貨幣的支付而取得了外在的表現形式。

　　這一規律同樣表現在人們的行為上，從道德行為的付出上得到等量的內在滿足，付出越多的人就得到的越多，沒有付出的人也就沒有得到，道德行為的付出也成為人們內在滿足的外在形式。

　　微觀經濟中的長期函數和短期函數也體現在人們實現滿足程度的過程之中。

　　可以肯定的是，一般情況下人們既會考慮行為的短期效用，也會有考慮行為長期效用的傾向。

　　但是卻往往因為誘惑而看不到未來的利益所在，就算有看到也因陷于“路徑依賴”[7]或無奈的情況下顧不得考慮未來，這是一種非可持續發展的做法。

　　如此只顧眼前利益，其所得的不論是外在利益還是內心的快樂程度，都是有限而短暫的。

　　拓展到道德領域，更多不道德的選擇不是由于人們只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是因為他們往往只考慮現在的收益而不顧明天的所得。

　　可以說，若是在人們的效用函數中加入長期效用這一自變量，那人們的非道德選擇將會大為減少。

　　在商品經濟活動中，很多企業都意識到強調品牌信譽建設的重要性，例如海爾“真誠到永遠”、“信念、信賴、信心，中信銀行”等。

　　“誰要生產商品，他就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社會的使用價值。”[8] 雖然在品牌信譽建設上有較大支出，前期的銷售可能無法提供凈利潤的回報，但是隨著產品交易規模的擴大，信譽品牌產品的銷量將持續增長，相比較粗工濫造、以次充好的企業，信譽品牌將占有比例較大的市場份額和穩定的購買群體，企業收益也會持續增加。

　　三、市場經濟的道德存在

　　美國倫理學家諾蘭有說過：“每一種經濟體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9] 縱覽世界近代經濟史，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歷了原始的、不發達的和發達的幾個階段，與其他任何社會經濟形態相同，市場經濟有自己內在的一套道德準則，而且是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的。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交換經濟，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方的所得都必須經由相應的付出，這樣就決定了參與市場經濟的人的利益既有矛盾對立的一面，又有協調合作的一面。

　　可以說，現代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并非極端的利己主義，而是利己與利他相結合的互利主義。

　　“真正激勵一個經濟學家的不僅是作為一個社會企業家的贏利熱情，而是這種他在探索中發現的經濟學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一致性。”[10] 因此，權利平等、自由競爭、公平交易、誠實守信等等便構成了市場有序運作的基本道德觀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日益發展壯大，但是從根本上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不完善、不成熟的，不僅是外部的法律法規不健全，更有市場經濟內部的自我運行機制未能形成。

　　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領域的發展和體制轉軌，隨之而產生了一些道德敗壞、誠信缺失等不可爭的事實，改革使得人們在追求發展的過程中趨向于拜金主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系。

　　少數人利欲熏心，妄圖利用別人的信任而進行坑蒙拐騙以取得不義之財;很多企業唯利是圖地把有損消費者生命安全的產品投放到市場，如雙匯“瘦肉精”火腿、三鹿“三聚氰胺”奶粉……這些行為嚴重違背信用準則，破壞了市場的秩序，也損害了消費者的切身利益。

　　在市場經濟發育逐步成熟的歷史進程中，信用與反信用的矛盾沖突中，最終必然確立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觀念——信用，從其深層分析，乃在于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形成的一種合力，一種客觀上的市場制衡機制，這就是優勝劣汰[11] 。

　　市場經濟的道德是由“經濟人”謀求利益最大化的思維發展演變而來的，在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實現和保障的前提下，做好事的行為能夠上升為情感的需要，從而符合實踐者的利益追求，這種實現具有雙贏乃至多贏的性質，也使得市場經濟的道德具有相對可靠的成長性。

　　在經濟活動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兼顧社會道德的問題可以概括為義利關系的互動，可以說義利關系是任何經濟活動都無法回避的貫穿始終的問題，二者之間有其沖突的一面，在經濟活動中表現為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8] 由于兩種價值在動機、結果和影響等層面并不一致，往往使經濟人行為偏向拜金主義;二者也有其協調的一面，義與利并非完全對立，而是與正當的利益是和諧一致的，它創造了人們實現正當利益的價值空間，也提供了人們實現正當利益的價值導向。

　　四、結語

　　亞當·斯密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利益導向經濟，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如此就會產生競爭—擴大生產規模—增加積累—開拓市場，從而最終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斯密的這一理解是詮釋“利益動力論”的經典，改革開放三十年多來，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也印證了利益的無窮動力。

　　正是因為有了如此依據，利益的道德意義愈來愈被人們所肯定。

　　遵照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和機制，利他的行為同時具有利己的意義，只要人們選擇并重復利他的行為，逐漸就會形成一種社會預期——只要利他就能利己。

　　現代市場經濟運作的實踐已證明，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是人類社會演進不可逾越的階段。

　　市場經濟將把我們引入一個更加自由、富裕、文明，更加符合道德的社會[12]。

　　與此同時，社會對于利他的充分肯定不只是金錢，更多則體現為一種尊重，后者帶來的情感愉悅不亞于甚至可以超過金錢增加的滿足。

　　這種行為動機的演變，表明人們選擇實現自身利益的方式能夠引導他們走向一種情感的升華，無論他們初始的行為動機具有多大的功利性。

　　綜上而言，一旦整個社會形成某種價值標準和道德情感，它就會成為一種獨立的精神力量，在這種社會主流價值和道德標準的約束下及引導下，市場經濟的行為主體都會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道德價值。

　　在繼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要弘揚民族精神，崇尚共同理想，利益創造的追求可以催生人們的責任意識和對事業的使命感。

　　此種源于現實經濟基礎而又包含理想價值導向的利益創造的追求，正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迫切需要的倫理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