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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中的倫理困境
市場經濟中的倫理困境
摘要:市場經濟是克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脫穎而出的新型經濟體制。
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它的出現為人類帶來了新的文明,新的景象。
然而卻始終逃不出世間萬物的的哲學兩面性,在帶來經濟利益的同時,它也往往容易忽視道德對人類進步的推動作用。
當市場經濟的光芒耀眼到幾近遮蓋道德文明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深思市場經濟的道德合理性。
關鍵詞:市場經濟;倫理困境;道德化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整個社會生活大廈都是奠基于經濟之上的,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在或慢或快的發生變革。
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市場經濟的出現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但它同時也造成了對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精神的巨大沖擊,引起了社會倫理生活的嬗變。
“經濟人”與“道德人”的爭辯因此成為了當下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困境。
一、市場經濟中的倫理二難性透視
新舊道德觀念的沖突、市場機制的局限與人們正常倫理生活的沖突,以及市場轉型過程導致的價值選擇的迷茫,都是市場經濟帶來的雙向沖擊。
我們不能簡單的用“道德滑坡”或“道德爬坡”來界定。
市場經濟對道德進步具有推動作用。
物質生活條件是道德生活的基礎,誠如管仲所言:“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極大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從而為新道德的產生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同時,市場經濟確認了個人利益的合理性,打破了禁欲主義倫理觀,否認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倡導的道德烏托邦,承認個人追求正當物質利益的合理性,為道德的進步提供了一個新的生長點。
市場經濟的道德進步性還表現在它催發了主體道德意識的覺醒,帶來了道德觀念的全面更新,使主體的道德良知逐步復蘇。
隨著實踐的需要,市場經濟主體能在善與惡、美與丑、正義與非正義之間作出適應時代需要的選擇,能將傳統道德的神圣化、空泛化換之以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自主自律、勤奮競爭、公開公正等新的倫理精神,從而使新的社會道德體系的形成呼之欲出。
然而,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至善和萬能的,因為市場是沒有“大腦”和“心臟”的,它本身也具有先天的局限性。
市場經濟的倫理局限性。
從哲學的角度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市場經濟作為目前公認的最佳經濟體制自然也不可能完美無缺,其倫理局限主要體現在它在自發發展中無可避免的功利性、盲目性和自發性。
第一,市場經濟容易滋生功利主義。
這種功力主義的價值觀一旦缺乏外在的法律、規章和制度的制約,又缺少高尚的道德原則從內心深處加以范導,就極易誘使一部分人為攫取暴利而采取與良心、義務、責任相悖逆的反倫理的方式從事經濟活動,從而走向放縱自我的極端利己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
第二,市場機制的盲目性容易導致經濟主體為了一己私利,以致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等不道德現象橫行。
第三,市場經濟的自發性致使其只能按照自身的內在邏輯自發運行,而不能自覺地提煉和選擇能為經濟秩序和人性的完善以及人類精神世界的充實提供具有超越意義的倫理道德規范。
最后,市場觀念的世俗化容易招致人文精神反叛、道德理想缺失、終極關懷鮮有問津。
致使文化商業化、娛樂化甚至庸俗化,最終導致人類精神迷惘、心靈困惑。
二、對市場經濟道德化的構想——用智信仁禮等倫理精神指導市場經濟發展
市場經濟越發達,經濟人之間的聯系度和交往度就越頻密。
而市場經濟既是競爭經濟,又是合作經濟,經濟人要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僅要善于處理利益集團內外的密切關系,更要妥善處理好“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微妙關系。
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廣泛的合作體系,并且在互利的原則下從事經濟運作,使市場經濟日益趨向道德化。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說:盡管由新教倫理創造的資本主義精神和道德力量哺育了近代“經濟人”,然而,“經濟人”的成長需要道德的支持,他強調經濟利益的求取應符合“天理”。
亞當?斯密認為市場經濟的倫理精神是在自愛的利己心與同情的利他心的平衡中產生的,也即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正”。
因此,用傳統的倫理道德來指導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用“智、信、仁、禮”來嚴格規范市場行為,是市場經濟運轉的內在價值要求,也是市場經濟圍繞道德軌道運行的保障。
市場經濟包括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這四環節與我們的倫理德性是緊緊相依的。
首先.生產在整個經濟活動中占據核心地位,因此,在市場經濟生產中要嚴格遵守“智”的規范。
其次,財富交換符合信。
誠信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信譽是物質交換中的保障性因素。
朱熹的經濟倫理思想稱:“信便是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 。
再次,財富分配符合仁。
市場經濟下的分配原則遵循按勞分配,但并不反對以 “仁”的方式去達成。
以仁愛之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之樂”,從而實現共同富裕和社會和諧。
最后,財富消費應當符合禮。
對個體消費來說,朱熹主張“學圣賢安貧樂道”,厲行節約,崇尚個人消費脫離世俗物質享受的層次,追求一種精神享受的至高境界,這是合乎“禮”的最高消費境界表現,與兩型社會建設中的資源節約型恰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將倫理精神滲透到市場經濟的現實意義
市場經濟與倫理道德之所以存在雙重作用關系,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與人類進步的歷史尺度是正相關關系,而歷史的必然性從根本上決定著道德的合理性,所以市場經濟一方面能推動倫理道德的進步。
另一方面,由于市場經濟以功利為原則,有悖于利他的社會倫理的主導取向,因此市場經濟機制會誘導出不道德現象。
但是,市場經濟的正負作用都不是自然直接發生地,而是通過道德主體的行為選擇而發生作用。
亦即,市場經濟本身無所謂善惡,就像武器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一樣,既可以用來造福人類,也可以用來殘殺無辜。
所以,加強對市場經濟主體誠信、禮智等道德德性的培育,樹立不義之財不可取、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信念,追求一種合理的利己主義,使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承擔起應盡的社會責任,是市場經濟穩步前行的重要保證。
“誠信”作為一種“天道”,是經濟活動中不可違背的信念,是經濟活動的“基石”,是經濟利益不斷增長的人文資本。
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書中也曾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信譽的世紀,哪個國家的信譽度高,哪個國家就會贏得更廣闊的市場”。
他使我們認識到利益的獲取不僅僅關涉手段運用,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經濟活動主體的人文本性,尤其是“誠信”德性的具備。
所以建構現代社會經濟活動的誠信體系,將“誠信”作為經濟活動實體的內生要素和力量,并運用它來規范經濟活動秩序,是繁榮和發展市場經濟不可繞道的選擇。
“節約”曾被亞里士多德認為是“四主德”之一,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消費道德,在防治揮霍、奢侈、腐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對于一個財富還相對貧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奢侈消費是極大的不“善”,而缺乏正確的消費觀引導是目前的實然狀態,因此朱熹提倡適“中”不違“禮”的經濟消費觀,認為在現代經濟社會中我們要力行勤儉節約與合理消費相統一。
在“節儉”基礎上更多的追求健康型的滿足精神需要的消費,這不僅是公民文明程度提高的體現,更是構建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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