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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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1】

　　摘 要：金融創新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各國紛紛重新審視國內的金融監管體系，我國的金融體系同樣存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不足的問題。

　　在金融創新趨勢不可逆轉的情形下，借鑒國外經驗，找出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缺失并提出完善的措施建議：完善立法;樹立新價值取向，完善監管體制;督促信息披露;金融糾紛司法解決手段;金融機構等級制;明確金融機構責任。

　　關鍵詞：金融創新;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

　　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來看，金融創新是把“雙刃劍”。

　　一方面促進了金融繁榮，另一方面卻帶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事關國家經濟安全。

　　在這場危機中，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侵害，成了犧牲者。

　　一、金融消費者與金融創新的關系

　　金融消費者的概念早在20世紀末伴隨著金融資本市場的蓬勃發展出現在發達國家。

　　在我國雖被廣泛使用，但還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一般理解為購買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務的社會成員的泛稱[1]。

　　筆者認為，這個定義在概括金融消費者的范圍上過于狹窄且不明確。

　　現實中，購買金融商品、接受金融服務的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社會成員，還包括了眾多中小投資者。

　　中小投資者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重要資本來源，并且由于分散，無形中擴大了金融危機波及范圍。

　　同時，中小投資者在信息、知識、資源、交易能力、市場經驗等方面都處于弱勢，其利益隨時都可能受到侵害。

　　在相關法律制度和保護機制尚處在構建和完善的我國，就應更重視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如果將其排除在金融消費者范圍之外將會在源頭上構成對其利益的損害。

　　另外，金融消費者與一般消費者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明顯的投資目的性，將金融消費者定義為購買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務的社會成員和中小投資者就突出了該目的，顯然更為合適。

　　金融創新產品是金融機構利潤增長點和競爭力的體現，是整個金融市場向縱深發展的必經途徑[2]，金融創新為金融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因此不能因為金融創新所帶來的金融風險而一味遏制金融創新。

　　只有在金融創新背景下加強金融監管，才能防范金融風險，這就要求重視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為了分解風險，金融創新產品不斷被分解、打包、整合各種基礎性的資產債務，并披上各種誘人的外衣，刺激金融消費的購買欲望。

　　此外，隱藏的這些基礎性資產債務的真面目不能被看清，模糊了人們對風險的評估。

　　危機出現后，金融創新產品的鏈條式反應使危機影響輻射至所有購買者、所有涉及的行業、領域，最終擴散到整個金融領域。

　　從這個角度而言，學者們大致同意美國的次級債危機是誘發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而對次級債追根溯源就知道危機實際上是來源于金融創新。

　　過分依賴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放松金融監管是促進金融創新的一種有效方法，美國危機前的金融繁榮也印證了這一點。

　　但是，忽視作為金融創新參與者的金融消費者的權益，必然導致市場無序和金融基礎的動搖，嚴重的會引發金融危機，這一點也已經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印證。

　　因此，金融消費者保護不足也是導致次貸危機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引起此次金融危機的原因并不只是金融創新，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缺失同樣是危機根源。

　　所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是必須，保護金融消費者應該成為金融監管基礎價值。

　　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不僅關系到消費者的微觀利益、人權保護、公平正義，更關乎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和宏觀經濟的穩定。

　　就金融消費者個體而言，在面對強大而專業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產品時無疑處于弱勢地位，形式上的“公平”無法實現對權益的保護，只有通過外部力量“除強扶弱”，偏重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才能達到實質的“公平”[3];就金融體系而言，消費者的信心是金融發展的基礎。

　　只有充分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金融機構才能夠實現效益最大化，也才能夠為金融業持續發展營造良好的環境，保證金融業理性、健康發展;就整個社會而言，金融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國民經濟息息相關。

　　全球金融危機使人們重新認識到金融消費者與金融創新之間作用與反作用關系。

　　一方面金融創新拓寬了金融消費者的投資領域，為消費者的資本升值創造了可能;另一方面金融消費者對于金融產品的青睞為金融創新提供了動力。

　　如果金融消費者不僅沒有因為金融產品中獲得期待利益，還因此投資而虧本破產，勢必會減少對金融產品的需求，從而抑制金融創新的發展。

　　因此，金融消費者的利益是金融創新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保護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對于促進金融創新有重要的意義，必須樹立最大限度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理念。

　　二、我國金融消費者權利保護的缺失及其成因

　　現實中，因為相關的立法跟不上金融行業的發展速度，已有的保護機制難以真正運行等原因，金融消費者權益受損的現象屢屢發生。

　　(一)權利保護缺失的主要表現

　　1.安全權

　　現實生活中，金融消費者經常受到侵害的安全權主要是財產安全和信息安全。

　　復雜和多樣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尤其是作為金融創新代表的銀行卡業務和電子支付業務的全球普及和應用，更增加了金融消費者安全風險，也就頻繁出現金融機構結算客戶資金損失或者密碼等個人信息外泄糾紛。

　　2.知情權

　　金融市場的高度專業性使金融消費者在購買金融產品和接受金融服務時面臨眾多困難，尤其是信息不對稱直接導致金融消費者利益受損，因此作為自由選擇并實現公平交易前提的相關金融知識和信息非常重要。

　　但現實中，一些金融機構在提供商品和服務時，不向金融消費者提供相關的知識介紹，更不清楚告知存在的投資風險和金融機構的免責事項，甚至虛假宣傳。

　　同時，多數的金融機構沒有形成動態、持續的信息披露制度，嚴重侵害了金融消費者的知情權。

　　在危機來臨時，既缺乏專業知識，又缺少相關信息的金融消費者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必然成為金融危機的受害者。

　　3.公平交易權

　　消費者與經營者的法律地位平等。

　　但實際上，金融機構的單方免責格式合同卻將金融機構和金融消費者在形成法律關系時就置于不平等的地位，金融消費者公平交易權受到很大的威脅。

　　(二)權利保護缺失的成因

　　保護依據不足、范圍狹窄、保護力度不夠和保護機制的不健全是阻礙我國金融行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也是金融消費者權益受損現象屢屢發生的根本原因。

　　1.立法缺失

　　我國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范圍集中在一般商品和服務領域，對金融行業較少涉及，且適用性不強[4]，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其他涉及金融業的法律，如《保險法》等也沒有將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作為立法的目的。

　　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規定只是散見于部門規章或行業規定，效力層級低，操作性不強。

　　分頭立法規定也導致業務范圍之間的不一致，不僅不能適應我國混業經營的現狀，也不利于形成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合力。

　　總之，立法上將金融消費者排除于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的一般消費者行列，特殊金融領域法律又無所涉及或效力低下，使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無法可依。

　　一些原則性規定又無法適用，出現了法律嚴重落后于現實的尷尬局面。

　　2.執法機構監管不嚴

　　我國目前金融監管機構是“分業監管”模式，不能適應“混業經營”的需要，無法達到全面監管的狀態。

　　再加上監管視角僅局限于保證金融機構的運作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規定，“保護金融消費者”不是監管機構的價值選擇，金融消費者被侵權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從我國金融業現有相關立法的精神可以看出，維護金融秩序穩定，保護金融機構利益是首要的目的。

　　這種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金融消費者的利益，必然無法建立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

　　發生糾紛時，執法監管機構并不能給予金融機構合理處罰，也不能幫助金融消費者挽回損失，使消費者對金融監管機構產生極大的怨氣和不認同感，也加劇了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對抗性。

　　另外，金融行業自律組織大都扮演國家金融監管機構的決定實施者的角色，貫徹保護金融機構利益的宗旨，對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不足[5]，可以運用專業知識解決糾紛的這些機構又因為同樣缺乏相應的溝通、協調與解決的方式，使金融機構與金融消費者之間的矛盾不減反增。

　　3.金融機構保護不力

　　金融行業具有專業性使普通消費者不能完全而準確理解金融類合同，也不能對風險做預期的評估，這意味著金融投資完全是一種類似賭博的非理性行為。

　　金融機構不重視保護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消費者交易時應用各種手段最大限度排除自己的責任，并將風險轉移給金融消費者。

　　同時，基本不公開相關商品和服務的信息，金融消費者完全處于被動局面，無法做出決策和采取措施維護自身權益，最終成為金融機構運作的“替罪羊”。

　　三、后危機時代美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經驗及借鑒

　　金融創新是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

　　如何在金融創新背景下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從而保證整個國家的經濟保持持續的發展動力是首要問題。

　　美國率先轉變其金融監管的價值取向，并推出了一系列以保護金融消費者為突破口的改革措施重整美國金融監管機制為我國在后危機時代處理金融事務開闊了視野。

　　(一)具體改革措施

　　第一，根據改革方案成立獨立的金融消費者保護機構，確定該機構將專門負責金融消費者保護，并擁有與其他監管機構同樣的權力。

　　同時輔之以增強金融產品和服務的透明度、簡單化、公平性和可得性四個方面進行消費者保護改革[6]。

　　第二，樹立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監管理念，整合紛繁復雜的監管機構，填補監管的真空地帶。

　　(1)在金融消費者保護領域設立個人消費金融保護署，彌補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于聯邦特許或者擔保銀行、信用機構的監管空白。

　　對擁有相關監管權的機構進行整合，在突出金融消費者保護監管的理念同時，實現監管機構的承接。

　　(2)充分吸取教訓，對金融機構盲目、“濫用”發貸行為設置新型責任，并且授權監管機構根據形勢對金融機構不公平、欺詐性的交易做出新解釋，以適應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的保護金融消費者的需要。

　　(3)特別許可各州及自治市采取比個人消費金融保護署更嚴格的監管措施[7]，打破一直以來聯邦貿易委員會的限制，給予地方應對金融市場和多樣的金融商品與服務的自主性，靈活監管的方式和手段。

　　(二)經驗借鑒

　　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缺失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美國在危機后采取的多種措施為完善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借鑒。

　　1.確立保護金融消費者理念

　　因為金融消費者利益保護不當，引發金融行業整體風險呈“井噴”式發展，最終導致金融危機，才讓人們重新審視原有的監管理念。

　　只有保證金融消費者持續購買力，才能為金融創新提供持續的動力。

　　金融消費者的購買力來源于其利益，必須樹立保護金融消費者的監管理念。

　　2.重視金融消費者的教育和信息披露

　　《個人消費者金融保護署法案》中強調金融消費者相關專業知識和信息是其做出正確決策的依據，也是避免金融風險的基礎。

　　因此，要通過多種形式讓金融消費者了解更多的專業金融知識，提高判斷能力，督促金融機構在運作過程中實時公布信息，幫助金融消費者處理金融事務。

　　3.合理設置監管機構

　　監管機構的設置必須適應市場的需要，更要有明確的監管權限和對象范圍。

　　我國“分業監管”模式已經暴露出了不適應“混業經營”的弊端，其中監管不力、監管真空或重疊等最為突出，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國的監管機構。

　　四、完善我國金融消費者保護的措施建議

　　審視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增強應對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危機和風險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

　　只有吸取經驗教訓，借鑒他國成功經驗，以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為監管的價值目標對現存的監管機制做出大膽改革，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金融創新所帶來的巨大效益，降低金融風險。

　　(一)完善立法

　　金融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的很大原因在于沒有法律肯定金融消費者的法律地位，也沒有法律將金融消費者的權益納入保護范圍。

　　因此，要保護金融消費者，法律體系的構建就是首要環節。

　　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可專門就金融消費者的權益做出特殊規定，并輔之以行業規定。

　　這樣，既明確金融消費者的法律地位及權利，又提高了保護依據的法律層級，消除原則性規定的模糊性，增強法律、法規的效力和操作性。

　　(二)樹立新價值取向，完善監管體制

　　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表明，必須正視金融創新產品的外部性特征，重視專業性、復雜性、不透明性帶來的金融監管的難度。

　　摒棄過時的金融監管理念，樹立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作為金融監管的價值取向，才能為金融創新提供強大的動力，保證金融市場的持續穩定。

　　金融創新與金融風險相伴相生，高回報意味著高風險。

　　較高的風險為金融消費者投資帶來了不確定性，我國“混業經營”的金融市場加大了金融機構的監管難度，所以必須改變目前的“單一”監管模式。

　　建立包括官方監督、民間監督與金融消費者個體監督的監督模式，充分發揮民間與個體監督及時性和直接性。

　　另外，要設立專門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依靠其專業性、權威性和有針對性的優勢成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力量。

　　它提供的金融糾紛解決的專業平臺，不僅有利于爭議的處理，更有利于金融機構信譽的維護。

　　(三)督促信息披露

　　專業金融知識的缺乏和信息的缺失是導致金融消費者在交易過程中處于弱勢地位的一個根本原因。

　　通過各種形式普及金融知識，督促金融機構公布有關信息，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風險轉化為實際損失，避免數個實際損失累積成為巨額債務引發金融混亂。

　　(四)金融糾紛司法解決手段

　　因為金融產品和服務具有復雜性和專業性特點，在法理上和道義上就應當更加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金融消費者，這樣才能實現權利、義務平衡。

　　體現在具體的歸責原則上，金融糾紛因更宜于通過過錯推定責任或者無過錯責任，免除消費者承擔證明金融機構過錯的義務[8]。

　　以此實現實質的公平。

　　(五)金融機構等級制

　　金融機構對于金融創新產品的開發、經營和風險控制與該機構本身所具有的實力密切相關。

　　這種實力包括了機構的資本、規模、技術、人員配備等眾多因素。

　　不是所有的金融機構都有金融創新的能力，而不具備該能力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產品必然存在很多缺陷，造成的損失也是不可估量的。

　　因此，對金融機構進行等級認證，明確其創新的能力，限定其創新的范圍和種類，才能阻止盲目創新帶來的巨大金融風險，凈化金融市場環境。

　　(六)明確金融機構責任

　　金融機構作為金融商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和經營者，與金融消費者法律地位平等，理應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

　　尤其應當加大對金融機構的格式合同的監管力度，采取實質審查的方法，避免因金融機構夠規避風險、推卸責任而對金融消費者造成的損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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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岳彩申，張曉東.金融創新產品法律責任制度的完善——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反思[J].法學論壇，2010，(5).

　　民間金融【2】

　　[提要] 目前，很多文獻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對民間金融的內涵進行分析和界定，其中有些定義存在交叉的地方或紕漏，有些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分歧很大。

　　本文試圖從分析幾種典型的民間金融形式入手，剖析它們的共同特征，從而歸引出它的定義，并以此為標準對該范疇的相關概念進行甄別，同時分析民間金融的外延和定義時應慮及的因素，指出其內涵是發展的、動態的。

　　關鍵詞：民間金融;非正式金融;金融監管

　　在我國關于民間金融的研究頗豐，但是對民間金融內涵及外延的界定各不相同，而且存在爭議。

　　定義時既有交叉重疊的地方，又有未涵蓋的真空地帶;不同的文獻對此的定義既有相矛盾的地方，又有錯誤之處。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條分縷析，標準化它的內涵和不同層面的統計口徑，以便后來的文獻能從不同的口徑上進行計量和分析，這樣使得不同的研究將具有可比性。

　　一、民間金融的再定義

　　1997年世界銀行對非正式金融(Informal Finance)作了定義并進行了分類，即把非正式金融定義為監管當局沒有控制到的金融行為或金融機構，同時把它們歸為三類：一類是專業性質的金融機構和金融組織;二類是既不發放貸款也不吸收存款業務的機構;三類是金融市場上的中介機構。

　　當前很多文獻把民間金融與非正式金融等同起來，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的“民間金融”內涵與國際上的“非正式金融”概念能完全重合嗎?

　　首先我們剖析幾種典型而又公認的民間金融形式，把握它們的本質特征，這對于我們歸納出它的涵義具有提綱振領的作用。

　　(一)民間借貸(或民間自由借貸、民間直接借貸)，主要是指民間個人或家庭自發的資金借貸、企業間的資金拆借等。

　　其資金主要為自有資金，不通過其他中介，通常發生在比較熟悉的社會關系或親友之間。

　　其中，有的是以親緣、地緣或業緣為紐帶的無息借貸，帶有援助性質，因此民間金融不一定以盈利為目的，并不是“所有以盈利為目的”(秋慧，2004)的金融活動。

　　多數情況下，借貸雙方之間沒有協議或僅為口頭協議，只是在金額較大時才有借條，借貸關系靠信用來維系。

　　中國人民銀行對民間借貸的干預僅為借貸利率不得高于正規金融機構同期同檔利率的四倍。

　　(二)合會，這是一種流行于民間的自發性的集體金融組織，無須注冊和登記，具有互助合作性質。

　　一般由會首邀請具有地緣、血緣的親朋好友自發組成一會，每位會員以自有資金定期繳納定額會金，并按某種方式預先確定順序依次得到一期會金并支付當期利息。

　　借貸關系靠人脈和道德來維系，通常不以盈利為目的。

　　如果會員多到一定程度而超出信任邊際也會出現金融詐騙和倒會，因此我國目前將規模較大的合會界定為非法活動。

　　我們有必要對那些對地方經濟有重大影響的合會進行改造，若將其發展成小額貸款公司(Micro finance)將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抉擇路徑。

　　(三)私人錢莊，主要是將自有資金作為信用保障，為借貸雙方提供擔保，從事存貸款業務、外匯交易和結算的一種金融形式。

　　信用關系是建立在社會人際網絡基礎之上，一般采用股份制或私人合伙制，所有者以其出資承擔有限責任或以其私有財產承擔無限責任。

　　其業務活動不接受金融當局的監管，也不為政府所認可，運作缺乏規范性。

　　隨著1986年《銀行管理暫行條例》的頒布，我國的私人錢莊一部分登記為城市信用合作社，另一部分則成了地下非法錢莊。

　　(四)典當行，俗稱當鋪，典當是指當戶將其房地產作為當物抵押或將其財產權利、動產作為當物質押給典當行，并繳納規定的當費獲得當金，然后約期歸還當金、支付利息和贖回當物的行為。

　　從本質上講，典當業務相當于一種小額抵押貸款。

　　由于缺乏相應的監管和法規，多頭審批，造成畸高的費率甚至其成為銷贓之所。

　　雖然目前典當行已實行注冊制并接受監管，但法律上把它歸為工商類企業，并未接受金融當局監管。

　　因此，“正規金融是指……典當業等正規金融部門所進行的交易活動”(杜偉，2008)，認為典當業屬于正規金融的觀點是有失偏頗的。

　　直到后來頒布了一系列管理辦法對其加以規制，典當業才成為我國多元化融資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縱覽以上幾種民間金融形式，我們可以窺見它們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民間金融存在于官方監管體系之外，是“游離于正式金融體制之外的金融活動，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和國家信用控制”(Anders Isaksson，2002)，資金處于正規金融機構體系外循環。

　　也就是說，“正規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一般由中央銀行調控，非正式金融則是除此之外的金融活動”(lvan & Michelle，2001)。

　　這是民間金融內涵的必要條件。

　　例如農村合作基金會，地方縣、鄉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它的運作和監督，其并不接受金融當局監管，因此屬于民間金融;相反，農村信用社現歸農業銀行管理，接受金融當局監管，屬于正規金融的范疇。

　　鑒于此，李丹紅認為八種形式的民間金融包括農村信用社，筆者不敢茍同。

　　第二，民間金融的參與主體多為個人與私人企業，屬于民間非國有經濟，帶有私人性，金融活動一般在企業、家庭和個人之間進行，這是民間金融的充分條件。

　　“孫莉等認為民間金融是由民營金融機構(如股份制商業銀行、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各種金融服務……的總和”，這種觀點與民間金融的本質相去甚遠。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民間金融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泛，民間資金逐漸向國債及股票市場流動，“民間金融……借貸資金不能跨市場流動”(Atieno & Rosemary，2001)不是民間金融的本質特征，這也說明民間金融的內涵是發展的。

　　第三，民間金融依靠道德約束、民間信用和人脈關系來維系。

　　正式金融依靠社會法律體系來約束，但是我們不能以該金融行為是否合法作為民間金融的評判標準，更不能認為違法金融就是民間金融。

　　就是在正式金融機構中也存在違法行為，我們就不能據此認為該違法行為就是民間金融。

　　再則，民間借貸中的零息友情借貸無疑是合法的。

　　因此，“在法律上，民間金融不為法律所認可”(李偉，2008)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傳統意義上將民間金融歸于非法金融或黑色金融也是不對的。

　　上述三個特征對我們領會民間金融的內涵不無裨益。

　　鑒于此，我們可以把民間金融界定為：它是處于官方金融監管之外的、由非國有經濟主體為民間經濟進行資金融通而自發經營和投資的、通過道德約束或民間信用維系的金融行為和金融組織。

　　“處于官方金融監管之外”是相對于正規金融體系而言的，其具有非監管性，從而與正式金融劃清了界限;“非國有經濟主體”說明了民間金融的供給者和參與者并不是經注冊和審批的機構或組織;“為民間經濟進行資金融通”說明其經濟本質在于滿足投融資需求，是為社會經濟服務的，最終會為法律所認可的。

　　從而與地下非法金融劃清了界限;“自發經營和投資”說明其內生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具有內生性和自發性，不為政策所引導;“通過道德約束或民間信用維系”說明它以業緣、血緣、地緣為紐帶，以橫向信用為基礎，能比較優勢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金融行為和金融組織”說明其本質是一種金融，隸屬于金融范疇。

　　在把握民間金融的內涵時，我們有必要甄別以下幾對范疇：

　　1、民間金融和民營金融。

　　民營金融是與國營金融相對應的概念，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民營銀行。

　　關于民營銀行的概念一直存在紛爭，曾康霖(2002)和姜波克、蔣冠(2002)等學者都曾經定義過，這些爭論不外乎三類：治理結構論、資產結構論和產權結構論。

　　不論他們是強調經營模式還是注重產權模式，民營銀行都為法律所認可并接受金融當局監管，都經過嚴格的審批，有嚴密的組織結構，各項數據指標持續符合規定。

　　它不符合非正式金融的國際定義，它屬于正式金融的范疇，把民營銀行放到民間金融中來討論(秋慧，2004)是不妥的。

　　2、民間金融和非法金融、地下金融。

　　非法金融是一種金融違法犯罪行為，是一國法律所禁止的，那么也就是一國的金融監管當局無法監控到的金融行為與活動，它符合非正式金融的國際定義。

　　非法金融不但包括非正式金融中的金融犯罪如金融勒索、欺詐、洗錢、非法集資等，也包括正規金融機構中出現的違法行為。

　　地下金融一定是非法金融，如果該金融行為是合法的，那么就沒有必要隱藏于地下，也就無所謂地下與地上了;而民間金融應是非正式金融中的合法部分，或者暫時不合法只是時間的問題，由于民間金融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其“經濟本質在于滿足融資需求，且借貸資金大多用于生產性投資和消費”(陳碩，2015)，最終會通過立法使其走向合法化;而對社會造成危害的，如金融詐騙、洗錢之類，將永遠被各國法律所禁止，不屬于民間金融的范疇。

　　二、民間金融的外延

　　縱觀民間金融的發展歷程，根據其正規化、制度化程度不同可以對其進行分門別類，每一大類又可以分為若干子類，這樣就可以做到岡張目舉，便于后續研究者從不同的口徑和層面上進行統計、計量和研究，同時使得研究結果具有可比性。

　　再則便于立法，使哪些類別的民間金融合法化，同時應當取締哪些種類的非正式金融。

　　(一)較為完全意義上的非制度化、非正規化的形態。

　　首先，民間借貸是民間金融的原始形態，按利率水平不同，民間借貸可分為白色借貸、灰色借貸和黑色借貸;按參與金融交易主體不同，民間借貸可分為企業間借貸和私人間借貸;按履約形式的不同，民間借貸又可分為書面約定型和口頭約定型。

　　其次是合會，按取得資金的方式不同其可分為標會、搖會和輪會。

　　合會中具有敲詐投機性質的抬會，其會首采取滾雪球的方式來擴大資金規模，以牟取暴力為目的，從而散失了合會本來的互助功能，應依法予以取締。

　　合會按參與人數可分為三星會、六合會等;按轉會或收會的期限可分為年會、季會、月會和旬會等;按組織形式又可分為單線型合會、團體型合會和混合型合會。

　　再次便是私人錢莊，它們由銀背和信用中介發展而成，集團型、合法公司型和家族型是它的三種基本類型。

　　(二)由非制度化、非正規化的形態向制度化、正規化轉化的形態。

　　首先有民間集資，它是由民間借貸向專業化演進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依據集資形式其可分為聯營集資型、專項投資型、入股投資型和以勞帶資型等;其次是銀背，即借貸中介人或經紀人;再次是私募基金，依據組織形式不同，其可分為合同型投資基金、合伙型投資基金和公司型投資基金。

　　依據投資對象不同，其可分為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私募基金又稱作私募股權投資”(劉慧敏，2014)是不確切的。

　　其中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又包括創業投資(VC)和私募股權(PE)，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又包括民間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自有資金的投資公司、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和券商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然后是小額信貸公司，按照性質不同其可分為制度性和福利性兩類。

　　制度性小額信貸公司又可分為商業性制度和公益性制度小額信貸公司。

　　其他的還有諸如融資性擔保公司、農村合作基金會、互助會、儲金會等。

　　(三)目前，已經制度化、正規化并以新的形態出現了的有典當行。

　　三、界定和理解民間金融時還應慮及的因素

　　(一)民間金融的定義是動態的、歷史的和發展的。

　　對非正規金融的界定體現了一個國家所處的金融發展階段，在某一時期為非正規金融，而在另一時期則可能為正規金融。

　　特別是像中國這樣一個體制轉型、制度變革具有跳躍式的國家更應考慮到這一點。

　　(二)對民間金融的界定還有意識形態和國家意志的因素。

　　在推行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在意識形態上就排斥非公有制經濟，民間金融自然沒有合法的空間。

　　如在解放初期，我國的《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不得從事金融活動，這體現了國家意志對民間金融的排斥。

　　在那時，民間金融是違法的，即“黑色金融”;后來中央分別于2004年和2005年頒布了《一號文件》允許“社區金融機構”之類的民間金融，這時期民間金融處于半合法狀態，因此也就有了“灰色金融”一說。

　　隨著經濟的發展，民間金融日漸成為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已是不爭的事實，逐漸健全這方面的立法只是個時間的問題，最終將使民間金融合法化。

　　主要參考文獻：

　　[1]World Bank.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Four African Countries[J].Findings：Africa Region，1997.6.10.

　　[2]Anders Isaksson.I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Finance in Kenyan Manufacturing[M].SIN Working Paper Series，2002.5.

　　[3]Ivan Light，Michelle Pham.Beyond credit worthy：Micro-credit and Informal credit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19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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