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飲職業教育論文范文

　　摘 要：

　　與國外職業教育的先進理念相比，我國餐飲職業教育存在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不相通、培養目標與社會需求不一致、職業教育教師綜合素質不高、職業教育終身化認識不夠等不足，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職教普教相對應，提升職教吸引力;提倡終身學習，拓寬辦學途徑;以市場為導向，加強教學管理;講究實際應用，整合課程體系等觀念。

　　從失業問題看我國高等教育體制的缺陷。

　　(一)我國的大學生失業率高嗎?

　　無論是產業結構調整，還是教育結構調整，都不是短期內能夠實現并且生效的，當然也不可能解決當前的失業問題。于是，我們轉而從更深層次的問題中尋求答案，那就是失業現象本身。然而，我們有一個疑問：當前的大學生失業現象是正常現象嗎?表1是我國1996～2010年普通高等院校畢業生數量和就業情況。

　　從表中可以看出，我國的大學生就業率自2001年以來一直處于70%左右的水平。但是，如果單看失業率而忽略其他，這顯然不夠客觀。相關研究證明，新增大學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對就業人口學歷結構的影響十分有限。2001年，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為5.60%，到了2009年，這一占比升至7.43%，9年來只增加了1.83個百分點。其原因在于，雖然近年來我國每年的大學畢業生數量龐大，居世界第一，但這幾百萬大學畢業生規模(2009年為611萬)，與我國龐大的就業人口存量(2009年我國就業人員數量為7.80億人)相比，其比例僅為0.78%，這是微不足道的。這一比例雖無多大實際意義，但過分夸大畢業生失業問題，似乎并不恰當。

　　(二)我國的高等教育超前嗎?

　　青年人和大學生的失業問題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問題，并不是中國所獨有。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1960年以前的韓國以及二戰后的日本等國均出現過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張造成畢業生大量失業的現象，其原因也大多出于勞動供給結構不能適應當時的產業結構而出現的“結構性失業”。但是，這些國家都無一例外地在短時期內成功擺脫這種困境，并沒有特別的擺脫方法和途徑，普遍認可的解釋就是人才培養為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人才“蓄水池”的作用。而且，“教育先行”的超前意識一直是國際教育界對教育、對經濟發展、對擺脫經濟困境所優先考慮的戰略。值得借鑒的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幾乎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前提，日本、韓國這樣的資源匱乏國之所以能夠長期領先于世界經濟，其優先發展教育的思想功不可沒;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教育普及率更是遙遙領先。而我國1993年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只有5%，直到2010年也不過26.5%的水平。因此，我國的教育發展不是超前，而是落后。

　　(三)我國的高等教育人才過剩嗎?

　　自高等院校擴招以來，我國18～22周歲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并沒有顯著的提高，到2010年僅為26.5%(如圖1)，而日本早在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就已經達到53.7%，韓國大學生入學率由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到2003年更是達到66%。另外，從大學生就業占比方面來說(見表2)，即使是與我國相似的國家(如巴西、南非、捷克、俄羅斯等)相比，我國大學學歷就業人口占比也是很低的，2009年的數據也僅為7.4%。同樣是人口大國又是發展中國家的巴基斯坦早在2002年就已達到21.1%，而俄羅斯、美國更是達到了50%以上。可見，擴招也并沒有顯著改變我國就業人口的學歷結構。從整體上來說，我國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還是很低的，大學生人才數量沒有過剩，而是太少了。

　　(四)大學畢業生失業的根源是什么?

　　以上的論證足以說明，我國國民的受教育程度還遠遠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因而，我們認為失業并非來自教育結構或經濟結構問題，其根源存在于教育體制自身的缺陷。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一旦出現經濟萎縮，畢業生失業率就緊隨其后快速上升，甚至比總體失業率還高。高額成本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相比其他類型的就業人員，卻沒有更多的就業競爭優勢?其原因很簡單：豐富的理論知識并不能代表著就業能力，大學畢業生缺乏實踐能力和工作經驗。雖然很多專業有畢業前的實習機會，然而，這種以熟悉業務為目的的短期過渡也并不能培養出大學生應有的職業素養。因而，面對經濟波動，大學生失業加劇就成了必然的現象。更為遺憾的是，很多畢業生直到工作以后才發現自己并不適合他所從事的職業或者行業，如果轉行成本很高的話，隱性的人才流失就更多。正如很多企業家所言，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甚至影響其一生。因而，如何使大學生在畢業之前就能發現他所喜歡的職業，至少發現他不喜歡的職業，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的教育體制并沒有給大學生太多的提前接觸和發現自己興趣(職業興趣)的機會。因此，在面對經濟波動時，大學生失業就成為必然。 如果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而是更加關注就業與失業的表面問題，那將是舍本逐末。因此，對于如何調節大學生失業問題的重點也就不應該僅著眼于過剩的問題，而應該在繼續擴大高等教育普及率的同時，完善現有教育體制，在加強理論教育的同時加強大學生的職業教育，為經濟發展做好人才“蓄水池”。在這方面，國外的一些先進經驗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從國外職業教育經驗看人才“蓄水池”的構建

　　(一)實用技能培訓

　　相比總就業率來說，德國的大學生就業率總是最樂觀的。2004年德國的失業率大約為11.2%，其中高學歷人口的失業率僅為4%;到了2009年，失業率大約為10%，但大學生失業率仍保持在4%以下的水平，而且德國的就業市場預計在2020年后會出現供過于求的狀況，但德國的大學生就業卻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除了要歸功于很多大學生畢業后選擇繼續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德國，無論是政府、學校還是企業，都非常重視對學生實用技能的培訓。眾所周知，德國的高等教育以其教研并重的模式和嚴謹務實的學風為國際教育界所推崇。企業與學校之間的高度依托關系不僅為企業的自身發展和人才儲備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也需要高校在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和實踐技能培養方面加以重視。因此，學校根據社會需要，對學生進行各種實用能力的培訓，并且規定這些實用技能的學分占畢業生所需全部學分的18%左右。這種培訓方式深化了就業指導的內容，增加了畢業生工作的附加值，也縮短了畢業生就業后的適應期。當然，畢業生實用技能培訓作為一種國際慣例并不止于在德國實行，其他國家如日本、美國、芬蘭、韓國等國均有實施，我國高校也有這種技能培訓的課程。韓國在線就業網(www.jobkorea.co.kr)對國內四年制大學的1 774名二至四年級學生進行 “大學生就業相關培訓現狀” 調查的結果顯示，55.8%的受訪者回答“正在參加就業相關培訓班”。德國的高等教育至今仍信奉嚴謹務實的求學態度并嚴格把關學生的學習成績，其準時畢業率居世界最低，為19%，如下頁圖2所示。韓國的大學生準時畢業率則居世界前列，大學生的實踐能力值得懷疑。而我國的大學生準時畢業率更是超過韓國，我國大學畢業生能否通過技能培訓提升就業率也是個未知數。

　　(二)體系化的職業教育

　　日本大學生就業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其不同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雇傭制度，即“畢業生一起錄用制度”和“終身雇傭制度”。日本企業和政府機關每年對優秀畢業生進行一次統一錄用并終身雇傭，這種制度使得日本企業能夠長期維持自身的人才“蓄水池，正是因為這種制度的長期執行，使得日本能夠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維持長期穩定的低失業率。但在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日本經濟下滑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這種“統一”的制度逐漸變得靈活和多樣化。盡管如此，這種制度思想卻一直影響著當代日本企業的人才儲備觀和學校的職業教育觀。與德國相同，日本的企業也非常重視與高校合作，并十分重視對創新人才的儲備和培養。不同的是，日本的職業教育是體系化的，是貫穿整個學業生涯的教育。在日本，小學便設立“早起會”，用早課前的時間進行勤工儉學，以培養小學生的職業觀念;初中階段設置“職業科”，以幫助學生了解和掌握一些必需的職業技能和基礎知識;到了高中階段，教育機構會減少基礎課程來增加職業課程的選修科目;在大學，就業課程及職業規劃教育則更加細致與專業，如“人生出路和選擇”、“職業生涯形成論”、“現代職場論”等相關課程。“就業”作為職業生涯的教育核心貫穿于整個受教過程，使得學生能夠更早地準確定位自己，認識自己并明確自己的就業方向，從而在校期間便可以及早參與相關方面的活動和技能培訓，并通過考試取得相關的執業證書等，為以后順利就業提供保障。

　　(三)政府政策的支持

　　政府政策支持首先表現在各國政府對教育事業的大力支持。當今世界不少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普遍規律是：經濟越發達，越重視優先發展教育;科技水平越高，越舍得花錢培養人才，尤其是日本、韓國、美國等發達國家。這些國家在人才培養上的共同點首先表現在立法上，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對教育形式加以規范和激勵，以保障人才培養的規范化和持續化。如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學校教育法》、《私立學校法》、《教育公務員特立法》、《臨教審設置法》、《教科書法》等多達幾十部法律規范。二是表現在教育經費投入上，1999年美國教育經費投入高達6 350億美元，占GDP的7.7%;日本上世紀70年代中期教育經費占GDP的份額超過5%，80年代接近6%，且教育經費增長一直快于GDP的增長;英國教育經費投入占GDP的比例2001年至2002年度為5.0%，2003年至2004年度為5.3%，2004至2005為5.5%，2006年至2007年為6%。然而，我國直到現在才勉強將教育投入提升至GDP的4%。

　　其次表現為對就業扶持和創新培養的大力支持。這一方面的共同點仍然表現在立法和資金投入兩方面。根據德國的相關法律規定，高校畢業生有權得到有關就業信息、咨詢、培訓、進修以及求職期間個人及家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日本有《日本國憲法》、《勞動基準法》、《職業安定法》、《雇傭對策法》、《最低工資法》、《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就業促進法》等建構的一個相當完整的“就業優先”或“以就業為核心”的勞動就業法律體系和公共政策體系。在資金投入上，為鼓勵大學生積極創業和開展創新活動，英國政府提供資金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創業項目，旨在激發學生的創業熱情，釋放他們的創業潛能，使他們了解創業過程，獲得創業相關技能。美國自1947年哈佛大學開辦創業教育以來，經過60 多年的發展已經趨于成熟，通過專門設立的國家創業教育基金，創業教育已經在美國形成一個相當完善的社會體系，基本形成了社會化的創業教育網絡。日本經濟產業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省將創業教育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課題，共同研究、共同思考、共同行動。我國雖然也有相關的政策和經費支持，但政府關于大學生創業的相關優惠政策并沒有得到有效實施，而且覆蓋面太小。 綜上所述，由于各國的國情迥異，因而在人才培養和就業指導上不盡相同。如德國的教育嚴謹務實，其畢業生通過短期的技能培訓便可適應工作的需要，因而能夠長期保持較低的失業率;英、美等國家則由于科學技術領先于世界，對創新型人才的需求量更大，因而在創新支持上力度最大，也最有實效;日本通過體系化的職業教育和就業扶持與引導(“體驗式就業”)來維持穩定的高就業率。我國高校畢業生的總體就業情況與韓國較相似。因而，我們需要的是更加清醒地認識自身的國情，借鑒各國的先進經驗，制定具有我國特色的就業促進計劃(制度)，解決我國當前大學生失業嚴重的問題。

　　從經驗借鑒到完善教育體制的政策建議

　　由北京海淀區人才服務中心、中關村人才市場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共同完成的《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力調查分析報告(2009)》指出：“就業能力是影響就業的深層原因”。“就業能力”通常被認為是專業技能、實際操作能力、研究創新能力、適應社會能力、人際交際能力等幾個方面的綜合體現。我國的教育體系多重視基礎知識、專業理論方面的教育，而忽視學生在實踐操作能力、適應社會能力、人際交往能力方面的培養，以至于我國各層次的畢業生普遍缺乏自主學習能力、自我發展能力、社會實踐能力、人際溝通能力等，難以應對必要的職場社交與人際溝通。如果把現階段在校所學的基礎知識、理論知識統稱為“校內知識”，把就業理論、社會文化知識稱之為“校外知識”的話，那么，就業能力的高低就取決于“校內知識”與“校外知識”的綜合程度。我國的教育體系明顯重視“校內知識”的傳授，而忽略“校外知識”的培養。因而，如何將“校外知識”貫穿于教育始終，不僅是解決失業的有效途徑，更是解決當前對高素質綜合型人才需求的有效途徑。

　　(一)滲透式職業教育，校外知識引入課堂

　　將“校外知識”融合到校園教學內容之中，并貫穿于整個學業生涯，以豐富學生的學習內容，培養他們強烈的就業觀和創業觀。在小學階段，可以將“校外知識”作為職業教育的啟蒙思想穿插在《思想品德》之中，簡要介紹關于各種職業和就業的初級知識;初、高中階段，學生的思維漸漸成熟，可以在政治教育中引入人際交往與溝通、職業觀、就業觀等內容，使學生進一步了解社會、職業與真實的生活。高等教育階段，則完全有必要將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設立專門的職業教育課程，建立職業資格框架，并聘請專業的職業規劃師、就業培訓師等作為講師進行授課，并計入學分。個人能力的培養本是高校教育的基本任務之一，因而作為過渡階段的職業教育與就業培訓理應是高等院校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不應該將此責任推給社會、推給企業。

　　(二)政府主導，校企合作

　　日本的經驗表明，教育是政府、學校和社會三者共同承擔的職責，政府應承擔首要且最關鍵的責任。因此，政府相關機構應加大對畢業生就業及創業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制定具體的、切實有效的、認真執行的扶持制度。如通過減免賦稅的方法鼓勵校企合作，為高校學生提供有保障的實習機會;提供易于實施和易于得到的創業基金;廣泛建立科技創業園(如西南大學科技創業園，它提供免費的辦公場地、辦公設施以及貸款支持);設立專項資金獎勵創新的觀點和發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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