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風描寫人物散文

　　張曉風,中國臺灣著名散文家，曉風是一位資深教授，更是一個對萬物皆有情的女子，在方塊字的藝術世界里，她多方出擊，來看下面關于張曉風描寫人物散文內容：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開來，臺北在一片燈霧里，她已經不在這個城市里了。

　　記憶似乎也是從雨夜開始的，那時她辦了一個編劇班，我去聽課;那時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著，同學們漸漸都不來了，喧嘩著雨聲和車聲的羅斯福路經常顯得異樣的凄涼，我忽然發現我不能逃課了，我不能使她一個人丟給空空的教室。

　　我必須按時去上課。

　　我常記得她提著百寶雜陳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樓，坐下來常是一陣咳嗽，冷天對她的氣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過氣，可是在下一陣咳嗽出現之前，她還是爭取時間多講幾句書。

　　不知道為什么，想起她的時候總是想起她提著皮包，佝著背踽踽行來的樣子——仿佛己走了幾千年，從老式的師道里走出來，從湮遠的古劇場里走出來，又仿佛已走幾萬里地，并且涉過最荒涼的大漠，去教一個最懵懂的學生。

　　也許是巧合，有一次我問文化學院戲劇系的學生對她有什么印象，他們也說常記得站在樓上教室里，看她緩緩地提著皮包走上山徑的樣子。

　　她生平不喜歡照相，但她在我們心中的形象是鮮活的。

　　那一年她為了紀念父母，設了一個“李圣質先生夫人劇本獎”，她把首獎頒給了我的第一個劇本《畫》，她又勉勵我們務必演出。

　　在認識她以前，我從來不相信自己會投入舞臺劇的工作——我不相信我會那么傻，可是，畢竟我也傻了，一個人只有在被另一個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問我為什么寫舞臺劇，我也許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見了一個老師”。

　　我不是一個有計劃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歡那個人，我就跟他一起做”。

　　在教書之余，在家務和孩子之余，在許多繁雜的事務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戲是一件壓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讓她失望。

　　在《畫》之后，我們推出了《無比的愛》、《第五墻》、《武陵人》、《自烹》(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將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導演黃以功，舞臺設計聶光炎，也都是她的學生。

　　我還記得，去年八月，我寫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車到新店去叩她的門，當時我來不及謄錄，就把原稿給呈她看。

　　第二天一清早她的電話就來了，她鼓勵我，稱贊我，又囑咐我好好籌演，聽到她的電話，我感動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趕著看的。

　　現在回想起來不免內疚，是她太溫厚的愛把我寵壞了吧，為什么我興沖沖地去半夜叩門的時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齡和她的身體呢?她那時候已經在病著吧?還是她活得太樂觀太積極，使我們都忘了她的年齡和身體呢?

　　我曾應幼獅文藝之邀為她寫一篇生平介紹和年表，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仔細觀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點心)，穿得也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簡單實用，連計程車都不太坐。

　　我記得我把寫好的稿子給她看過，她只說：“寫得太好了——我哪里有這么好?”接著她又說：“看了你的文章別人會誤會我很孤單，其實我最愛熱鬧，親戚朋友大家都來了我才喜歡呢!”

　　那是真的，她的獨身生活過得平靜、熱鬧而又溫暖，她喜歡一切愉悅的東西，她像孩子。

　　很少看見獨身的女人那樣愛小孩的，當然小孩也愛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們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時候只是小孩，不是學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員。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見她所教過的兩個女學生，說是女學生，其實已是孩子讀大學的華發媽媽了，那還是她在大學畢業和進入研究所之間的一年，在廣東培道中學所教的學生，算來已接近半世紀了。

　　(李老師早年嘗用英文寫過一個劇本《半世紀》，內容系寫一傳教干終身奉獻的故事，其實現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個奉獻了半世紀的傳教士)我們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時候，那太太掏出她兒子從臺中寫來的信，信上記掛著李老師，那大男孩說：“除了爸媽，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這樣一個被別人懷念，被別人愛的人。

　　作為她的學生，有時不免想知道她的愛情，對于一個愛美、愛生命的人而言，很難想象她從來沒有戀愛過，當然，誰也不好意思直截地問她，我因寫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問她：“你平生有沒有什么人影響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親，他那樣為真理不退不讓的態度給了我極大的影響，我的筆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質則是家譜上的排名)就是為了紀念他”。

　　除了長輩，我也指平輩，平輩之中有沒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給了你終生的影響的。”

　　她思索了一下說：“有的，我有一個男同學，功課很好，不認識他以前我只喜歡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寫作也只覺得單憑才氣就可以，可是他勸導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憑才氣是不行的——我至今還在用功，可以說是受他的影響”

　　作為一個女孩子、我很難相信一個女孩既折服于一個男孩而不愛他的，但我不知道那個書念得極好的男孩現今在哪里，他們有沒有相愛過?我甚至不也問他叫什么名字。

　　他們之間也許什么都沒有開始，什么都沒有發生——當然，我倒是寧可相信有一段美麗的故事被歲月遺落了。

　　據她在培道教過的兩個女學生說：“倒也不是特別抱什么獨身主義，只是沒有碰到一個跟她一樣好的人。

　　”我覺得那說法是可信的，要找一個跟她一樣有學養、有氣度、有原則、有熱度的人，質之今世，是太困難了。

　　多半的人總是有學問的人不肯辦事，肯辦事的沒有學問，李老師的孤單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劇運的事上也是孤單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導演舞臺劇的江偉先生到臺灣來拜見她，我帶他去看她，她很高興，送了他一套簽名著名。

　　江先生第二次來臺的時候，她還請他吃了一頓飯。

　　也許因為自己是臺山人，跟華僑社會比較熟，所以只要聽說海外演戲，她就非常快樂、非常興奮，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領，就是在最無可圖為的時候，仍然興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張曉風描寫人物散文【2】

　　有些人，他們的姓氏我已遺忘，他們的臉卻恒常浮著——像晴空，在整個雨季中我們不見它，卻清晰地記得它。

　　那一年，我讀小學二年級，有一個女老師——我連她的臉都記不起來了，但好像覺得她是很美的(有哪一個小學生心目中的老師不美呢?)也恍惚記得她身上那片不太鮮麗的藍。

　　她教過我們些什么，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永遠記得某個下午的作文課，一位同學舉手問她“挖”字該怎么寫，她想了一下，說：

　　“這個字我不會寫，你們誰會?”

　　我興奮地站起來，跑到黑板前寫下了那個字。

　　那天，放學的時候，當同學們齊聲向她說：“再見”的時候，她向全班同學說：

　　“我真高興，我今天多學會了一個字，我要謝謝這位同學”

　　我立刻快樂得有如脅下生翅一般一一我生平似乎再沒有出現那么自豪的時刻。

　　那以后，我遇見無數學者，他們尊嚴而高貴，似乎無所不知。

　　但他們教給我的，遠不及那個女老師為多。

　　她的謙遜，她對人不吝惜的稱贊，使我忽然間長大了。

　　如果她不會寫“挖”字，那又何妨，她已挖掘出一個小女孩心中寶貴的自信。

　　有一次，我到一家米店去。

　　“你明天能把米送到我們的營地嗎?”

　　“能。”那個胖女人說。

　　“我已經把錢給你了，可是如果你們不送，”我不放心地說，“我們又有什么證據呢?”

　　“啊!”她驚叫了一聲，眼睛睜得圓突突，仿佛聽見一件聳人聽聞的罪案，“做這種事，我們是不敢的。”

　　她說“不敢”兩字的時候，那種敬畏的神情使我肅然，她所敬畏的是什么呢?是尊貴古老的賣米行業?還是“舉頭三尺即有神明”

　　她的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再遇到，我未必能辨認，但我每遇見那無所不為的人，就會想起她——為什么其他的人竟無所畏懼呢!

　　有一個夏天，中午，我從街上回來，紅磚人行道燙得人鞋底都要燒起來似的。

　　忽然，我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人疲軟地靠在一堵墻上，她的眼睛閉著，黎黑的臉曲扭如一截枯根，不知在忍受什么?

　　他也許是中暑了，需要一杯甘冽的冰水。

　　他也許很憂傷，需要一兩句鼓勵的話，但滿街的人潮流動，美麗的皮鞋行過美麗的人行道，但沒有人佇足望他一眼。

　　我站了一會兒，想去扶他，但我閨秀式的教育使我不能不有所顧忌，如果他是瘋子，如果他的行動冒犯我——于是我扼殺了我的同情，讓自己和別人一樣地漠然離去。

　　那個人是誰?我不知道，那天中午他在眩暈中想必也沒有看到我，我們只不過是路人。

　　但他的痛苦卻盤據了我的心，他的無助的影子使我陷在長久的自責里。

　　上蒼曾讓我們相遇于同一條街，為什么我不能獻出一點手足之情，為什么我有權漠視他的痛苦?我何以懷著那么可恥的自尊?如果可能，我真愿再遇見他一次，但誰又知道他在哪里呢?

　　我們并非永遠都有行善的機會——如果我們一度錯過。

　　那陌生人的臉于我是永遠不可彌補的遺憾。

　　對于代數中的行列式，我是一點也記不清了。

　　倒是記得那細瘦矮小貌不驚人的代數老師。

　　那年七月，當我們趕到聯考考場的時候，只覺整個人生都搖晃起來，無憂的歲月至此便渺茫了，誰能預測自己在考場后的人生?

　　想不到的是代數老師也在那里，他那蒼白而沒有表情的臉竟會奔波過兩個城市而在考場上出現，是頗令人感到意外的。

　　接著，他蹲在泥地上，揀了一塊碎石子，為特別愚魯的我講起行列式來。

　　我焦急地聽著，似乎從來未曾那么心領神會過。

　　泥土的大地可以成為那么美好的紙張，尖銳的利石可以成為那么流麗的彩筆——我第一次懂得，他使我在書本上的朱注之外了解了所謂“君子謀道”的精神。

　　那天，很不幸的，行列式沒有考，而那以后，我再沒有碰過代數書，我的最后一節代數課竟是蹲在泥地上上的。

　　我整個的中學教育也是在那無墻無頂的課室里結束的，事隔十多年，才忽然咀嚼出那意義有多美。

　　代數老師姓什么?我竟不記得了，我能記得國文老師所填的許多小詞，卻記不住代數老師的名字，心里總有點內疚。

　　如果我去母校查一下，應該不甚困難，但總覺得那是不必要的，他比許多我記得住姓名的人不是更有價值嗎?

　　張曉風描寫人物散文【3】

　　我在餐廳看書，那一年我大三。

　　餐廳四周是樹，樹外是曲折的杜鵑雜生的山徑，山徑之上交錯著縱橫的夜星。

　　餐廳的一頭是間空屋，堆著幾張乒乓球桌，另一頭是廚房，那里住著一個新來的廚子。

　　我看完了書，收拾我的東西，忽然發現少了一本《古文觀止》。

　　我不好意思大叫，只好一個一個地去問，大家全說沒有看到，最后有一個女孩不太確定的說：“我看到廚子捧著一本書，在乒乓球桌那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我生著氣去找廚子，正好一眼就看到他拿著那本《古文觀止》，我一言不發地走過去。

　　半句吟哦嘎然而止，廚子慌張的站起來，他是一個典型的胖嘟嘟的廚子，勝上堆著油膩的笑容。

　　黯淡的燈光下，一個有名字的小人物在讀溫馨的《古文觀止》，淺碧色的絲帶停在“陋室銘”上，我真要責備他嗎?

　　“是你的書吧?你不在，我就拿來看看，本來只想看一點的，看得太久了吧?”他臉上掛著卑微的歉意，說的是一口難懂的福州腔，“是看得太久了，我太久沒有看了。”

　　我要生氣嗎?那些古老、美好、擲地可作金石響的文章，只該放在一個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的書桌上嗎?它不該哺育所有的不知名的山村中的人嗎?能看到一張被油垢染黃的臉燈下夜讀是怎樣美麗，我還能堅持書是我的嗎?

　　“不忙，你要看就多看一下吧!”

　　他再三推開了，沒有了書的雙手在燈下顯得異常空蕩，他仍然溫和地笑著，那種古老的、寂寞的、安于現實生活的中國人的笑。

　　我忽然了解，從基本精神上看來，每一個中國人都是讀書人。

　　我自此更愛中國書，它們曾被多少善良的中國人的眸光所景仰啊!他們曾在多少低檐的屋角下薰染著耙上的土香啊!它們曾在多少凄寒的夜晚被中國式的平仄抑楊所吟哦啊!

　　中國人因讀中國書而深沉了，中國書因被中國人讀而優美了。

　　有一次，從羅斯福路走過，那天天氣很好，由于路拓寬了，竟意外地把某家人家的一架紫氣騰騰的九重葛弄到人行道上來了，九重葛未被算為“違章”，我不知這該感謝誰。

　　總之，在一個不春不夏不秋不冬的日子，在高速公路旁黯淡而模糊的黃塵里，能看到一樹九重葛是一件愉快的事。

　　走了幾步，又看到一張“阿瘦露擔面在此巷內”的小招帖，紅紙條已經被風雨吹成淡紅色——其實也許甚至連淡紅色也不是了。

　　我呆站了一會，竟覺得自己和阿瘦十分熟悉。

　　我想他必是一個窄肩削臉的小人物，一雙長筷子，一把撈面的簍子，常常騰云駕霧的站在面鍋后面的水氣里。

　　能帶著自嘲的笑意叫自己“阿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世上有多少因為自己是禿子而怕聽人說“亮”的人。

　　連帶地，也想起那些堂皇的市招，如“唐矮擔擔面”、“周胖子餃子館”、“大聲公粥品”、“老頭牛肉面”。

　　連帶地又想起“王二麻子”，想起“麻婆”。

　　中國是一個和悅的民族，王二麻子是，阿瘦也是。

　　中國人是一個能夠接受自己缺點而又能正視它的人，由于一種高度的自尊和自信，他們能夠坦然地照著自己的樣子接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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