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話語共同體與市民文化的形成論文

　　宋代市民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標志。歷來被史學研究者特別是宋史研究者所忽視的“話語共同體”，是宋代市民文化形成的知識資源與人力資源的重要支撐。此對于了解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及揭開宋代的社會生活畫卷具有重要意義。
　　
　　宋代話語共同體和市民文化的形成，討論這一宋代社會文化史與城鄉社會生活問題，我想從宋代一種歷史現象開始。此即是，宋代在其政治、經濟全方位變革的前提下，文化教育已從階級等級文化的低谷中走出來，其重心由上層貴族向下層平民社會轉移，由此帶來了宋代市民階層思想、生活觀念及其文化的內化。
　　
　　一種新的文化運動在此前提下形成，這在宋代文化發展史乃至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應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運動。這一文化運動為什么會在宋代形成，一經形成且以其強勁的文化勢力，對宋代的城鄉社會生活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對此歷史事像，我提出一個話題，從一個視角來討論這個歷史現象問題，就是我提出的揭示這一歷史現象的概念“話語共同體”，依此概念，我希望把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擴展到一個較廣闊的社會層面，即在傳統文化史研究上沒有給予較多關注的教育下移，市民知識分子階層的實踐活動，市民階層的實踐活動，宮廷坊市的瓦解，宮廷藝人走向下層社會，民間藝人步入城市走入宮廷演藝圈，帝王貴胄、王公大臣文化生活消費諸因素來考析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
　　
　　一：馬克思主義文化社會學理論認為，從人類創造文化的社會屬性來看，首先出現的是文化民族性，當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的門檻之后，文化的階級性即刻分化出來，即出現雅與俗的分野。作為統治階級的上層封建貴族對文化教育和社會文化生活的支配與壟斷，文化主流歸附于上層貴族階層而與社會的下層絕緣“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在世界各國封建文化發展過程中，這種歷史現象都存在。
　　
　　當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進入宋代后，社會運行機制出現了一種變化的新氣象。貴族壟斷社會文化特權的現象已不復存在，教育和科舉權力下移，“州郡不置學者鮮矣”，且“負笈而來者相踵，諸番子弟皆愿入學”，由此而使新的平民學者崛起，更使文化大流益益泛濫滲透到社會的下層，導致知識的重新分配，由此帶來了宋代平民文化的內化。
　　
　　宋代教育的普及、學校是前提，宋代興學分中央、地方、私學三類，終宋之世，興學之舉不斷。且各類學校入學學生從身份地位上較前代大大放寬，只要是“本鄉人或寄居已久，無不孝，不悌、逾濫之人及不曾犯刑責，或曾經罰贖而情理不重者。”皆可入學，對生員只重在德行修養，并無身份等級地位的要求。呈現重才氣而不重家世的新風。“人生八歲，則自王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學。“社會群體不分等級、層次、接受初級教育已成“天賦人權”。與教育下移相應的科舉制的改革也為前世無有，后世瞻目。“取士不問家世”。“凡如工商雜類、僧儒百家、獰干、黥吏之子”及“以屠殺為業”的人皆可為舉人。正規考試制度的確立與門第限制的徹底取消，為下層平民子弟大開應試之門，并使下層平民子弟通過應試進入仕途確立了方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進程中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的巨大的歷史進步。這一進步對宋代社會文化所作的劭進之力是不可估量的。與此同時，宋中央政府又取消許多民間印書禁令，特別是熙寧后，民間印書禁令完全廢除，至使宋代社會各種版本書籍，無遠不至。到南宋時，便是“版本布滿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這為社會讀書，特別是下層平民子弟讀書創造了重要條件。
　　
　　在宋代，平民階級能廣泛地接受社會教育，在知識領域處在一種沒有完全分化的狀態中，這一點明顯地體現在下層社會節衣束食，勸子苦讀的那種確定不移的理念中。“高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男女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富前讀。”傳世的《真宗皇帝勸學人》向社會的人們，不管是上層統治集團的貴族階級或是社會下層的平民百姓露骨地宣傳了封建社會讀書的功用。特別是宋代社會下層平民讀書之風氣已呈壓倒上層社會之勢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現象。所謂“農工商各教子讀書”，即使是“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師有學”，“雖窮鄉僻壤，亦聞讀書聲。”晁沖之亦曰：“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這種社會現象充分地證明宋代廣大窮鄉僻壤的農村下層子弟讀書隊伍的壯觀和感人。通過讀書標志著宋代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市民知識分子隊伍。但是在這些知識分子隊伍中，并不是所有的讀書人都能進入仕途，大多數落第的知識分子，只能將自己的目標投向廣闊的下層社會，執教于民間私學，或“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或在農村聚數童以自給”，或“以行文為鄉先生”，這已是宋代社會市民知識分子活動的一種普遍現象。宋代已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服務于民間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一群體在民間進行文化傳播和社會化教育，啟迪民智，再造文化，成為他們共同的行為話語。在社會性的平民教育運動中的實踐活動來看，而支配他們對共同話語的討論的是滿足人性之欲的這樣一些修辭方式。就是從宋代社會各群體對自身生存方式的價值選定的那種沒盡的滿足與不滿足的意欲的角度，從構造一種通而不隔，人我無間，氣脈渾然的社會政治制度角度。從歷史進步與社會文明發展，通過平民教育的實踐活動營造市民文化的文化場。在這個特殊的文化場，社會文化生活的重心開始走向社會的下層，文化生活市民化、社會化的局面開始形成，培育了市民文化體系。隨著話語共同體的形成與實踐活動而培育起來的市民文化成為反傳統思維觀念中一個最主要的生活邏輯支撐，一個具有特定社會生活價值上的取向。
　　
　　宋代不同階級，不同階層，構成的對市民文化生活的自然需求表達了這個取向�；�本上可以說，宋代市民文化是宋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氛圍的歷史性產物，但同時它又是這個氛圍的創造者，它本身在發展中又創造了一個新的氛圍。今天研究宋代社會生活史和文化史的人，受到習慣性理念定格的“雅”與“俗”兩種文化概念的嚴格的規范，把教育和其它的新的文化內容排除在市民文化之外來看待市民文化，因此而導致人們看不到支撐市民文化運動更廣泛的知識的運動和時代的運動。
　　
　　二：在此要提到“話語共同體”這一概念，在社會學中，“共同體”是由具有一定的生活與經濟利益的人群組成的，他們有共同的理念和生活原則，也有一套習慣性行為話語，才有一致性。但是，我所說的不是社群共同體，而是話語的共同體，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的話語是普通的生活話語，其話語內容僅僅是圍繞某一特定的生活對象來展開，并由這個話語意識導向其話語行為。也就是說由這個社會中的參與這種文化活動的不同的階級、階層的人自覺地組合于市民文化之域內而成的一個特殊的文化生活的共同體。這是我之所以提出話語共同體的原由。
　　
　　“話語共同體”是宋代社會的特定產物，在對宋代社會生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從文本上對他們進行解讀，以此分析他們的活動與市民文化的形成的關系。宋初，宮廷娛樂圈，依祖宗訓誡，節目正統，同時，宋代是中國理學文化的開創之期，這種貴族文化蘊含著沉甸甸的理學思想，倫理教化意義多，娛樂的成份少。大多士大夫不能從宮廷樂府中獲得文化娛情的滿足，走人社會中的瓦子、勾欄、公私妓館取樂，妓館嬌娃為了迎合他們，專事藝術訓練，吹拉、彈唱、舞、棋琴書畫，大都深通二三，她們“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聽不厭”，使這些上層士大夫無不消魂其間。另外，皇帝參約事體之輕重，從自己生活需求和治國的需求兩個層面出發，打著“與民同樂”的招牌，側身于市民文化的娛樂活動。在進行文化娛樂活動之時，皇帝與嬪妃坐于樓中觀看節目，樓下用方木壘成露臺一處，共下層市民觀看，為下層市民提供一席觀賞之地，以顯仁義之效。如：宋太祖正月十五放燈五天，并詔令縱士民之行樂，這幾日，街市上的中瓦，上演百戲，而大內正門結彩為山棚，“影燈起露臺，教坊呈百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于樓下”，縱士民觀賞�；实蹌t率領皇后、嬪妃，到東華門，或到東南角樓飲酒觀戲，或到御樓與群臣晏飲游玩，自宋太祖以降，各代皇帝依太祖故事。在生活上，求從市民文化的俗性中獲取全面娛情享受。政治思想上，“以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只在審人情，以“利民為本，則人富，以愛人為心，則人樂。……盡誠心而行之，則不待教而白成”。只要能因勢利道，就能“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并以此顯其王者之道�；实蹍⑴c市民文化活動的多重效應，與士大夫參與市民文化活動的娛情行為，無形中對市民文化的形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到北宋中后期，教坊樂工不以藝進，抱器而不知振作，到南宋廢教坊，教坊各樂工，自謀出路。大量的教坊藝人進入民間。融入市民娛樂圈，即使是留在宮廷的少數有絕技藝術活動能力之輩，如絕才知音丁仙現也在閑時進人民間獻藝，這些技藝精熟，很具實力的宮廷藝人不但自身走人民間從事市民文化的活動，還把宮廷中雅的內容融入俗的題材中，使市民文化達到了一個全新的意境，娛情藝術性進入了較完美的境界，提升了市民文化內容的質量，這使市民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人力資源和藝術基礎。
　　
　　作為一個龐大的從事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群體，實踐中，他們把自己的文化活動分為兩種理想性的部分，即家庭與市民社會，他們在下層社會傳播文化，考慮的最入效用是尋求謀生之路，這是他們非常強烈的，最現實的思考。同時他們也存在一種道德價值取向的思考。他們在對現實的思考與排遣中，看到了下層勞動者文化生活的貧乏以及對文化生活的渴求和參與的癡迷。他們從中領悟到了一些人生的意義，理解并形成了一種具有某種責任感的道德價值取向。在這驚人的感悟中按照自己的方式實踐自己的遠景中的特殊愿望，他們在教學之余，組成或加入市民文化的創作隊伍，投身于對傳統充滿神意色彩的民間文化進行改造、提升和對市民文化的創作，編寫小說、劇本、作唱詞、寫故事，他們除了借筆墨澆心中塊壘和獲取經濟報酬外，還為下層社會平民百姓提供了一種再創新生活的啟發，同時他們與市民文化的形成建立了一種主體與客體相互交互的關系。
　　
　　我再要說的是市民階層，非常重要的是他們創造了一種話語前提，這個話語前提是通過他們從事的傳統民間文化活動來實現的。市民階層是市民文化的滋生地，如果沒有廣大的市民階層的文化活動也就不存在市民文化的內容與概念。宋代。受商品經濟和教育社會化兩大時代潮流的沖擊，舊有觀念受到蕩滌，廣大的市民階層經過思想的啟蒙，已成為具有文化主體的而區別于過去的非文化階層，社會不在是傳統的有序，文化心理和人格的重建使宋代下層社會市民群體逐漸擯棄冷漠、沉寂；無爭的精神面貌，以干預生活的創造力和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向往、平等的社會人格與地位，由此而拉開了宋代傳統文化倫理觀念巨變的帷幕和開創具有自身群體特色和現實特色的、全新的市民文化格局。
　　
　　最后要說的是民間藝人，從事此文化活動的民間藝人，宋前主要活動于農村。從事此文化活動的民間藝人，為生活之計，撞州過府，漂萍四方，在廟會、趕集或節慶之日，賣藝謀生，其中賀節成為該文化張揚的一個傳統。
　　
　　而宋以前的封建社會，由于得不到知識分子的支持和參與，民間文化藝人只能師承學藝，經基本不變的定律保持著行為藝術和傳承文化的傳統，使民間“俗”文化的聲勢和影響很小。到宋代，民間農村流浪藝人，放開拘慎的行為，大踏步邁入城市文藝圈，加速對傳統技藝節目的變革。即把傳統藝術自覺地接受知識分子地改造，主動接納宮廷藝術文化的融合，把充滿神意的文化藝術在實踐中提煉成具有廣泛普適性，能滿足社會生活不同消費者群體需要的描繪下層社會城鄉社會的一幅幅卓越的藝術風情畫，民間藝人的實踐把市民文化推向了一個全新的方向。正是由于話語共同體從各自不同的方面進行實踐，從而推動了市民文化的形成。
　　
　　結語
　　
　　宋代市民文化為宋代社會各階層所構成的話語共同體所尊重和倡導，絕不是偶然的，從整體上看，它反映了宋代社會發展運行狀況，社會生活狀況、人的精神風貌。對此，我們只要深思就可理解它之所以滲透于的潛意識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也可以看到它的文化社會學價值和生活價值的地位來。人們在學術方面討論宋代文化之問題的時候，主要注重于士大夫文化發展和宋代社會形態發展、變化的關系。在此，我想強調的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在發展改造成新儒學的同時，市民文化也在改造，創造中成了具有“絕世之資，唱其新說，鼓動海內”的新氣象，這種文化氣象的實際后果是以其外在的方式存在于宋代社會中，而話語共同體則通過這種外在的方式從該文化中尋求自己內在的關于精神生活的依托。宋代市民文化是宋代社會變化的產物，但它并不完全屬于這種變化。因為它有一個歷史地傳承過程，而這個傳承過程反映在其自身上，體現宋代社會形態的變化的特征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的階段性的一個辯證關系的縮影。
　　
　　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促進了宋代社會形態的變化，在變化中使不同的社會群體在觀念上產生了重大變化，產生了一種共同的目標追求，即文化消閑。這是中國社會發展史上“雅”與“俗”兩種不同語言在表達方式上的一種同一，這種同一創造了一種滿足時代生活所追求的一種特殊的文化。換言之，宋代市民文化的形成實際上是在這個背景底下擴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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