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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鄉土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鄉土性
摘要：2004年以來，有關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對其的研究更是開展得如火如荼。
然而，在眾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卻鮮有按照非遺保護的初衷來探究非物質文化的文化特性的。
所以，很有必要認真比較辨析非物質文化與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的區別與聯系，進而確認非物質文化內卷化、本土性、生活性、群眾性、活態性等鄉土性特征。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鄉土性;精英性;大眾性;內卷化
國內有的學者根據目前中國綜合發展形勢，將中國當代審美文化大致分為了三個部分：主流文化(或主導文化、官方文化、正統文化等)、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少數人文化、小圈子文化等)和大眾文化(或文化產業、流行文化、通俗文化)，這種劃分也基本得到了文化界的認可。
但按照此種劃分，我們回過頭來檢視目前國內研究如火如荼的非物質文化時，就會陷入一種無家可歸的尷尬境地，非物質文化似乎并不能根據上述三種文化的任何一種來進行歸屬認定。
那么，非物質文化與所謂的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有何種區別和聯系呢?它的文化屬性究竟是什么呢?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主流、精英及大眾
近年來，確切地說是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明確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呈現出飛速發展的趨勢。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全球范圍的興起并非偶然，有其產生的多重背景與多重動因，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作為20世紀末世界各國應對全球性、全球化發展問題的一種策略是顯而易見的。
(一)非物質文化與主流文化
既然是全世界范圍內對應全球化與全球性的一種策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必然要有政府的參與。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從2004年開始至今幾乎每年都有關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政策條文，比如2004年的《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文化部、建設部、文物局等部門關于加強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意見的通知》、2005年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6年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等，并于2011年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專門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將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與保護寫入了正式的法律條文。
此外，國家還大力投入資金在全國高校等研究部門專門成立各級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深入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可持續策略。
而且還把每年六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定為中國的“文化遺產日”，以節日的形式來舉行各種民間藝術展演和宣傳。
如此，非物質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染上“官方”的色彩。
但是，著染了官方的色彩，并不代表非物質文化就是主流文化。
中國的主流文化更多意義上指稱的是主旋律文化，而所謂主旋律大致是指體現官方意識形態導向的文化，應“表現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與理想主義，以歌頌改革時代正面的人物與光明的事件為主，積極向上、格調健康”。
根據國內學者的考察，中國的主流文化在20世紀80年代末直至90年代發生了一些變化：“90年代的主流文化是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這個轉型的核心之一，就是有條件地從改革開放以前高度政治文化的政治社會向市民社會的轉變……使得80年代至90年代的主流文化表現出了與以前的主流文化不同的許多特點，其核心則是與市民文化的共處、互滲以及對市民文化的一些價值取向與操作方式的吸收。”
換句話說，主流文化開始有意識地關注與吸收市民文化等各種非主流文化的一些有益的東西，以便具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更有力的闡釋空間，所以主流文化對非物質文化的關注與保護也同樣有此深意。
故而，非物質文化盡管有官方的認可與保護，但并不可就此簡單歸置為主流文化。
(二)非物質文化與精英文化
在主流、精英、大眾三者之間，非物質文化恐怕離精英文化最遠。
我們一談到精英、精英性、精英文化便不免聯想到潔身自愛、虛空高蹈、品性高雅、曲高和寡等表述詞語，即所謂的少數人的文化、小圈子的文化。
中國傳統的精英文化是由士大夫們來履行和完成的，直到五四運動以來的近代才轉由所謂的“知識分子階層”來接手。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精英文化就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人文知識分子創造、傳播、分享的文化……在精神上與傳統的士大夫文化一脈相承，承擔著社會教化使命，發揮著價值范導功能，它得以如此的前提是在全社會確立一種普遍的信念：真理和道義盡在其中”。
實際上，精英文化一直和主流文化有著最為深層親密的關系，傳統的士大夫階層本身大多數就置身官場，而近代以來形成的知識分子階層也大多不過是“統治階層的被統治者”，均與官方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系。
在面對非物質文化這樣滋生、流傳于民間的文化時，精英文化所代表的高雅文化一般采取的態度則要么是居高臨下的指手畫腳，要么是不屑一顧的置若罔聞。
然而，這種居高臨下抑或是不屑一顧在法國社會學、思想家布爾迪厄看來不過是一種“區隔”心態在作祟。
布爾迪厄通過對文化審美趣味概念的歷史考察發現，審美趣味自身可以被當做一種劃分階層類屬的工具，就連康德所提出的“審美無功利性”命題也不過是“康德想要將他本人所隸屬的階層習性普遍化的產物”。
即是說所謂高雅文化的形成過程不過是那些占有較多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乃至于政治資本的少數人自我封謚，從而對其他階層強加審美趣味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合法性理應受到質疑。
故而，非物質文化在精英文化面前并不見得就是低俗文化、落后文化的代名詞。
而且，如要一味高揚精英文化、貶低非物質文化，也不利于文化的多元性與豐富性，更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構與發展。
(三)非物質文化與大眾文化
無論是名稱抑或是一般心理感覺，非物質文化似乎都與大眾文化更具親密性，因為它們似乎均源自于下層階級，受眾范圍都比較廣范。
但如果我們真正了解大眾文化的內涵，就會發現它們之間的區別還是相當明顯的。
盡管目前世界范圍內對大眾文化的認識以及接受態度并不十分一致，甚至于對大眾文化的基本概念界定都意見不一、互相抵牾，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特征描述上來了解大眾文化：首先，大眾文化不是在任何社會形態下都存在，而是伴隨工業文明、后工業文明而出現的新的文化形態;其次，它多是以大眾傳媒為手段，并遵循市場原則運作的;再次，它緊跟時代而動，與普通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緊密相融。
盡管大眾文化的產生與發展有其重要的意義，比如加快了文化傳播速度、豐富了文化的傳播內容、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文化區隔與文化壁壘從而建立真正的文化民主等優點。
但其實大眾文化在西方一經產生，便變成了千夫所指的對象。
F·R·利維斯、阿諾德、D·麥克唐納等思想家先后對大眾文化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尤其是稍后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更是對大眾文化形成了圍剿之勢，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決心。
現在總結起來，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大眾文化有刻意炮制以博取民眾歡心的媚俗之嫌，大眾文化以市場為其基本導向，故而更多考慮的是文化產品的銷售與盈利。
其次，大眾文化以大眾傳媒為其主要生產、傳播手段，故而傳媒在大眾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很容易導致民眾經驗的“類型化”，容易輕松誤導民眾的審美傾向與審美趣味。
再次，大眾文化不要深度只求感性，不要思想只求娛樂，不要公共民主關注只求抓人眼球的追求，容易遮蔽大眾對民主、社會以及真正美好生活的關注與思考。
此外，大眾文化容易被官方主流意識形態所引導，并與其形成合流。
大眾文化于20世紀80年代末在中國興起之時，社會對之都是口誅筆伐。
實際情況是，直到目前所謂的精英階層們對待大眾文化仍然是嗤之以鼻的。
然而，中國與西方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出發點有所不同：“西方熱衷把大眾文化看做一種政治參與姿態，國內更多關注的還是大眾文化的道德內涵……大眾文化如果不說是粗俗、平庸、淺薄，至少也與精致、高雅、深刻相去甚遠，它是文化的墮落、藝術的墮落、人的品位的墮落。”然而，中國社會目前對待大眾文化的態度讓人頗感吊詭：一方面對其在道德內涵上大加鞭撻，另一方面卻在經濟上大加支持。
大眾文化的同義詞“文化產業”當屬中國近年提的最多的關鍵詞之一，而且專門寫進了相關文件要求在經濟上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并希冀將文化產業發展成為新的經濟支柱產業。
此種矛盾也足可見出大眾文化在國內所處的尷尬地位。
如此看來，盡管非物質文化和大眾文化均是“大眾”的文化，但“大眾”一詞所指涉的群體卻相去甚遠。
非物質文化中所指涉的大眾更多指的是農耕文明背景下的鄉土民眾，而大眾文化的大眾更多指的是工業文明背景下的那些城市民眾;非物質文化更多關心的是民間文藝，如剪紙、陶藝、民歌、祭祀儀式等，而大眾文化關注的更多是時尚和“小資”品位，如酒吧文化、咖啡館文化、電影藝術等;非物質文化更多關注的是有著遠古歷史與積淀的民間經驗，大眾文化則與工業、后工業時代相連，不斷追求新的文娛形式。
所以，不論在受眾、藝術形式、藝術內容與經驗等各方面講，非物質文化都與大眾文化有著顯著的差別，并不能浮皮潦草地將其歸入大眾文化的范圍。
那么，既不屬于官方文化，又不能簡單歸于為精英、大眾文化的非物質文化的文化屬性究竟在哪里呢?
二、非物質文化的民間鄉土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自2004年在國內成為熱門話題以來，對它的研究和闡述可謂多種多樣、不一而足。
就近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國家公布的保護名錄來看，也是五花八門、無所不包。
這盡管體現了世界范圍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情和決心，但問題在于“無所不是便可能毫無所是”，在內容上、特性上沒有深層次的認識和把握，也就基本上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為：“指被各種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尊重。”這個定義中有幾個關鍵詞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是“世代相傳”，這就界定了非物質文化不是國家規定的官方主旋律，也不是精英文化的曲高和寡，更不是大眾文化的稍縱即逝，而是扎根于鄉土世代相傳的東西。
其次是“認同感”，而且是社區和群體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是基于社區群體的，是帶有鄉土自覺性和積淀性的。
再次是“文化多樣性”，這便說明了“應當注意到傳統文化的不同類型，即具有大一統色彩的主流文化與具有多樣性的社區、民類、群落文化之間的差異”。
另外，根據上述定義，《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還大致規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包含范圍：1.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手工藝。
其中的口頭傳統、節慶活動、傳統手工藝等也無不是民間鄉土文化的基本構成。
中國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10大類518項，其中帶有鄉土特色的占絕大部分，比如民間文學31項、民間音樂72項、民間舞蹈41項、民間美術51項、傳統戲劇92項、傳統手工技藝89項、民俗70項等。
這也足見非物質文化的民間鄉土特征。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其名為《鄉民社會與文化》中打破了以前對復雜文明社會文化進行高級文化和低級文化簡單區分的傳統，代之以大傳統文化和小傳統文化。
所謂大傳統文化即是指那些精英上層的主流文化傳統，而小傳統文化即是指民間鄉土文化。
這些小傳統文化主要是以口傳、民間習俗、民間活動等非物質性延續和流傳的。
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和內涵的界定，不難看出非物質文化正可用鄉土文化來概括，換句話說，非物質文化具有獨特的鄉土性。
認清這一點，對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針對性和有效性意義重大。
選擇“鄉土性”一詞來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主要是考慮該詞的非貶低性和包容性，以往不論是“鄉民”抑或是“鄉間”等詞總感覺有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所說的低級文化的貶低之義。
其實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并無所謂高低之分，它只是不同社區、群落所形成的不同特色而已。
而且，我們所討論的鄉土性基本遵照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的涵義：即是考察那些以“土地”(更多指農業、林業而非游牧業)為基本生活依靠，以“鄉村”群居為基本群落，以樸素原始禮法觀念為紐帶的區域的文化形式與文化狀況。
那么，非物質文化的這種鄉土性具體有哪些特點呢?它又具有哪些重要性呢?結合國內外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我們大致可以將這種鄉土性概括為四個方面，即內卷化、本土性、群眾性、活態性。
第一，非物質文化在宏觀上具有內卷性特征。
“內卷化”一詞最早被社會學家運用于研究農業社會、經濟問題，其英文單詞是involution，“它源于拉丁語involuturn，原意是‘轉或卷起來’”。
通過詞義我們也可辨析出來，它在英語世界相對的是“進化”(evolution)一詞，指的是非擴張性、內部精細化、內部復雜化的一種模態，運用到文化領域則是指稱“只進行維持生存的勞作而沒有擴張發展的文化”。
非物質文化正具有這樣的特性，它在自然環境中牢固于“土地”之上，在文化環境中從不進行擴張而自覺世代流傳于鄉間(更多是口耳相傳)。
這種文化按照目前通行的文化進化論觀點肯定被視做落后的文化、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文化，因此應當是被主動拋棄的文化。
但我們只要靜下心回過頭看看我們在進化論指導下的文化現象，就會發現一味地追求進化造成了多么嚴重的后果：文化工業的商品拜物教、通俗文化的道德價值失衡甚至于低俗文化的趁虛而入。
廣大鄉土農民不斷“被城市化”，進入了城市卻流浪無居，就算居住在城市也無身份的確認，到頭來還可能遺棄了家園同時也被家園遺棄。
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禁要問，如何保證普通大眾的原樣文化生活?如何使普通大眾共同“詩意棲居”?問題的答案便是要首先確認與保障非物質文化的這種“內卷性”，充分認識到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到“進化”和“內卷化”二元共存的生態時代、文化時代，偏廢其一便可能對生態文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造成傷害。
第二，非物質文化具有本土性特征。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開篇就指出了：“從基層看去，中國的社會是鄉土性的。”此種鄉土是與“土”緊密相連的，這也就難怪有些人嫌民間鄉土藝術“土”。
然而，“豈不知正是這種‘土’才使它具有了個性和價值。
‘土’是不同地區藝術風格和特征的具體顯現”。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所提出的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正是要保護這些“土”的個性。
中國有56個民族，分散居住在遼闊的祖國大地，很難想象可以用一種文化模式來滿足如此眾多民眾的審美需求，保護文化多樣性、保護民眾審美趣味的多元性也正是現在世界發展的一大趨勢——多元共生，用中國的古話來講即是“和而不同”。
第三，非物質文化具有群眾性特征。
鄉間流傳的文化，其主要表演群體不是少數的精英，而正是廣大的人民群眾。
拿河南豫劇來說，盡管并不是每個鄉土民眾都可以登臺演出，但大多數生于鄉土的民眾都可以哼上幾句，作為田間勞作、茶余飯后的一種娛樂。
但凡去過鄉間并在鄉間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都會被那些扛著鋤頭、推著板車還哼著豫劇小調的“詩意”生活所感動。
這就是他們基本的文娛形式，甚至可以說是他們本真的生活狀態。
然而，片面的文化進化論已經開始使這些詩意生活變得有些面目全非，走出鄉土、走向城市的這一代人已經逐漸忘記了這些本真的詩性生活，“土”已經開始不是原來的“土”，“鄉”也不再是他們想要衣錦而歸的地方。
念及這些狀況，都不禁讓人扼腕嘆息于民眾在現代性、城市化的進程中逐漸忘記了自己真正“存在”的悲哀。
第四，非物質文化是一種活態性的文化。
如果要問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統文化遺產之間的差別究竟是什么，便自然回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態性特征問題上來。
傳統文化遺產，更多指涉的是那些“已經逝去的文化形態遺留下來的物質形跡，正如一個人去世之后留給后人的遺產一樣”。
它所研究與關注的對象是那些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標志性事物、建筑等，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中，所關注的重點不再是所謂重大歷史事件或具有獨創性和標志性的文化現象，而是民間日常生活不間斷地延續、傳承的文化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觀念中的歷史則是具體的、連續的文化傳承過程”。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所提出的“世代相傳”、“口頭傳統”所說的正是這種特征，這也同時要求我們在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研究和保護時，要具有切實參與其中的田野調查觀念和體驗式考察意識，從而追溯、還原、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當前新農村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建設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該認識和肯定非物質文化的重要性，因為新農村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建設不僅是政治、經濟、建筑、物質上的新，也同時是鄉土文化的重新建設。
在加快城鎮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逐步讓農民過上城市人的生活，但一定要保護好鄉土文化的歷史鏈條，不要使其斷裂。
只有保障鄉土民眾在文化中的認同感，才能夠以其為凝聚力更好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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