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關稅實施的困境及前景

　　碳關稅實施的困境及前景

　　摘要：碳關稅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環境惡化，化石能源出現危機的背景下誕生的。

　　碳關稅的提出有其政治和經濟雙重考量。

　　碳關稅征收面臨著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爭議，征收的技術標準難以確定，其征收時候會實現減排目標尚未可知，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增加了征收的不確定性。

　　但當前不少國家又成功承受碳稅的先例，國際社會亦在不斷努力推動減排目標的落實，發達國家不斷通過立法推動碳關稅的實施，碳關稅的開征具有較大的確定性。

　　關鍵詞：碳關稅;困境;前景

　　一、碳關稅的由來

　　工業革命以前，人類干預自然界的能力有限，環境未遭到大規模破壞，能源未被大量消耗。

　　工業革命促使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人類的活動規模不斷擴大，世界化石能源消耗加速，環境破壞越來越嚴重。

　　20世紀爆發的八大環境污染事件促使人們開始注重采取經濟手段保護環境，兩次石油危機促使各國政府高度警覺資源對經濟增長的制約性，使各國政府意識到節能的重要性。

　　為應對全球環境惡化和能源危機問題，國際社會先后召開了系列會議。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制定了旨在將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不對氣候系統造成危害水平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1997年12月《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在日本京都召開并達成《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提出了第一承諾期（2008年到2012年）有關方面的溫室氣體減排量，其中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其中歐盟將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削減8%，美國削減7%，日本削減6%。

　　2007年12月，第13次締約方大會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會議著重討論《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在2012年到期后如何進一步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15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產生了“巴厘島路線圖”，決定在2009年前就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新安排舉行談判。

　　2009年12月，第15次締約方會議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后的后續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減排協議。

　　目前發達國家主要通過碳稅和碳排放交易兩種手段實現節能減排。

　　出于政治和經濟的綜合考量，發達國家以種種借口推諉自身的減排責任。

　　為應對氣候變化，部分發達國家主張對其國內企業二氧化碳排放設定限額，超出限額部分企業需支付“排放成本”。

　　但他們擔心由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并未對其企業采取類似措施而出現不公平競爭，主張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征收“碳關稅”來實現所謂的公平競爭。

　　2006年，法國總統希拉克提議征收碳關稅，以抵消進口產品因執行未執行碳減排而產生的競爭優勢。

　　2009年7月，法國總統薩科奇呼吁設立“歐盟碳稅邊界機制”對未實施碳減排國家的進口商品征收碳關稅，法國宣布將從2010年開始對從那些在環保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的國家進口的產品征收“碳關稅”。

　　2009 年3月，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首次提出建立碳關稅制度的構想，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依據該法案，美國將在2020年對來自包括中國的未在國內實施碳減排的國家的進口商品征收邊境調節稅，即碳關稅。

　　二、碳關稅實施困境

　　（一）碳關稅合理性與合法性問題

　　碳關稅概念是在全球環境惡化，化石能源出現危機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初衷是為了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了共同的但有區別的碳減排義務：發達國家承擔主要義務，并給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在得到發達國家技術和資金支持下，采取措施減緩或適應氣候變化。

　　這一規定使法國、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擔心發展中國家據此不承擔或不積極承擔碳減排責任，試圖通過碳關稅來促使發展中國家積極減排。

　　GATT環境例外條款（b）條款規定“為保障人民、動植物的生命健康”而采取的措施可以不受WTO的非歧視性原則和公平貿易原則約束。

　　碳關稅的目的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延緩氣候變暖，符合（b）條款的規定，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魯格曼認為碳關稅本質上是一種增值稅，是政府對不考慮環境外部性的一種矯正，是對市場扭曲行為的一種矯正，因此具有合理性。

　　發達國家認為碳關稅是一種公共福利，可將所征收的碳關稅收入用于資助發展中國家發展低碳經濟，因而碳關稅具有合理性。

　　發展中國家認為碳關稅以環境保護之名進行貿易保護違背了WTO確定的公平貿易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和最惠國待遇原則，其合法性值得懷疑。

　　碳關稅征收的反饋、調節和補償機制不健全，將碳關稅看做一種福利用于資助發展中國家低碳經濟的發展不具可行性，反而會將財富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加大二者之間的差距。

　　（二）碳關稅征收技術標準不確定

　　盡管歐盟和美國出臺了碳關稅相關法案，但這些法案中并無具體的征收方案，所確立的碳關稅征收標準是基于進口產品的碳含量或內涵排放。

　　內涵排放涉及到各個生產階段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的總和，不同行業、不同產品和不同的生產階段如何劃分是一個難題。

　　影響內涵排放的因素，如企業的技術水平，能源消費結構，資源稟賦差異等，這些因素需要有完備的定量計算體系和信息統計系統，還要有科學的稅基確定技術，這些都是復雜而又龐大的系統工程，具有較大的.不可操作性。

　　（三）碳泄漏問題導致減排目標的實現具有不確定性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了各國家對減排承擔共同的但有區別的責任，各國在承擔責任的領域、大小、方式、手段以及時間等方面存在著區別。

　　其中發達國家承擔主要責任，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

　　由于發達國家承擔主要減排責任，有可能出現一些國家的高耗能產品生產轉移到碳減排壓力較小甚至是未采取二氧化碳減排措施的國家，最終有可能導致增加碳排放的問題出現，從而出現碳泄漏問題，使全球碳減排目標難以實現。

　　（四） 利益集團的博弈導致碳關稅的開征具有不確定性

　　碳關稅的征收牽涉政治和經濟問題。

　　發達國家擔心由于發展中國家不必受減排法規約束，其單方面的減排會導致本國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從而喪失國際市場競爭力，并進而導致部分企業外遷，最終影響到本國的就業和財政收入，并導致出現“碳泄露”現象，使全球總排放量持平甚至增加。

　　發展中國家認為碳關稅是一種貿易保護壁壘，違背了WTO的公平貿易原則，而且發達國家要承擔更多的碳減排責任，并且要為歷史排放承擔責任。

　　發達國家掌握著先進的技術，通過產業轉移將處在價值鏈低端的高碳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面臨著更大的碳排放壓力，碳關稅的征收使發達國家實現了經濟利益，導致發展中國家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其結果是使得二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2010 年12 月，中國、印度、南非、巴西等國家明確表示拒絕接受丹麥提出的要求2050 年減少全球一半的溫室氣體排放的草案。

　　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聲音。

　　歐盟內部部分發達國家極力推動碳關稅的實施，他們認為碳關稅的實施目的是為了保護人類共同的環境，并迫使發展中國家積極承擔減排義務，而另一部分國家則認為碳關稅是一種貿易保護措施。

　　碳關稅的征收可能會犧牲部分行業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保護其他行業的利益。

　　此外，作為貿易保護措施的碳關稅的征收可能會擾亂正常的國際經濟秩序，導致全球經濟進一步衰退。

　　奧巴x總統曾明確表態在全球經濟大幅衰減之時對任何貿易保護主義的信號都要非常謹慎。

　　三、碳關稅實施前景分析

　　從以上分析來看，碳關稅的征收面臨著較多難題，但這些難題是可以克服的。

　　目前已有不少國家在國內征收碳稅的先例。

　　芬蘭早在1990年就開始征收碳稅，此外瑞典、丹麥也在征收碳稅。

　　據耶魯大學環保刊物《Yale Environment 360》 2010年報道，歐盟成員國中2006年有9個國家征收碳稅，2007年有11個，而截至2010年已有17 個國家。

　　碳稅的征收無疑為碳關稅的征收提供了理論和實踐指導，碳關稅的征收可以有效借鑒碳稅征收的技術方案，國際社會可以通過氣候談判協調各自行動最終找出一條可被普遍接受的方案。

　　美國和法國較早提出了征收碳關稅問題，并且通過政府法案的形勢予以確立。

　　雖然碳關稅有違WTO和《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有關原則和精神，但實踐中不乏繞過這些原則的先例。

　　美國著名的小蝦—海龜案交織著貿易和環境之間的爭議，最終因環境保護之由而勝訴。

　　可以預期，碳關稅的征收具有較強的確定性，我國政府和企業要未雨綢繆，及早采取應對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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