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傷害答辯狀

　　民事傷害答辯狀怎么寫，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民事傷害答辯狀，給大家學習。

　　【一】民事答辯狀

　　1.答辯人:

　　答辯人因××一案(或:辯人因×××對××一案所提上訴)，提出答辯如下:

　　此致

　　×××人民法院

　　答辯人:×××

　　年月日

　　附:答辯書副本____份。

　　其它證明文件___份。

　　2.答辯狀

　　答辯人:

　　××人民醫院

　　住址:××市××路七號

　　因×××要求×××人民醫院人身損害賠償一案，現提出答辯意見如下:

　　1.答辯人與×××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合同關系，答辯人1998年6月10日與××第二建筑 安裝 工程公司訂立了一份口頭合同，

　　由××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負責把答辯人的一個高壓電表 柜拆除，×××是受××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的委托來拆除高壓電表柜的，與答辯人之間不 存在直接合同關系。

　　2.××的傷害賠償應由××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負責，其一，根據我國法律和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對其職工在履行合同的范圍內所受到傷害應負責任，× ××的傷害并不是由于合同客體以外的事物造成的。

　　其三，受××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委 托的×××在拆除高壓電表柜的過程中，存在著嚴重違反操作程序的行為，未盡一個電工 應盡的注意。

　　3.答辯人對×××傷害賠償不應承擔責任。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從事高度危險作業的人致他人損害的，應負賠償責任。

　　而本 案中答辯人與××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訂有合同，高度危險來源已通過合同合法地轉移給 ××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

　　××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成為該危險作業物的主體，××在 操作過程中受到傷害，這是××第二建筑安裝工程公司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合同客體造成自 己員工的傷害行為，與答辯人無關。

　　綜上所述，×××人民醫院為不適合被告，請貴院依法駁回原告起訴。

　　此致

　　××市中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人民醫院

　　一九九×年四月二日

　　【二】　民事答辯狀

　　答辯人：倪xx，男，××年×月×日出生，漢族，住××，系杭州市下城區××客運社業主。

　　答辯人現就上訴人的上訴觀點提出如下答辯意見：

　　首先，答辯人認為，本案是一起受全社會高度關注的民事案件，一審判決無論是程序還是實體都完全合法，并不存在著上訴人所述的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的錯誤。

　　下面，就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所提出的三點理由，逐一答辯如下：

　　一、關于勾某實施的侵權行為是否為履行職務的行為，以及是否與其履行職務具有“內在聯系”的問題

　　上訴人認為，犯罪分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密切的直接的聯系”。

　　甚至認為，“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至少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系”(在上訴狀第3頁第3行)。

　　答辯人認為，上訴人觀點完全不能成立。

　　第一，勾某的侵權行為并非其履行職務的行為。

　　上訴狀稱“勾海峰的侵權行為是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這種觀點不僅讓法律人吃驚，更讓整個出租車行業乃至整個社會震驚。

　　因為，勾某的侵權行為表現為行兇殺人，而其履行職務行為只能是運送顧客，作為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的經營活動也只能是運送顧客。

　　如果說出租車駕駛員剝奪他人生命這種犯罪行為被理解為是出租車駕駛員典型的職務行為，那么，豈不意味著殺人行為也被當然地包含在出租車司機的職務工作之中了嗎。

　　顯然，這種觀點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更言之，勾某殺人的侵權行為不可能成為一種典型的職務行為!

　　第二，勾某的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不存在內在聯系。

　　上訴人所說的“密切的直接的聯系”也并非法律(司法解釋第九條)所界定的“內在聯系”。

　　所謂的內在聯系，是指事物之間的必然的、本質的、規律性、固有的聯系，而非偶然的、表面的、非本質的聯系。

　　答辯人承認本案兇手侵權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有一種外在的、偶然的、事實上的聯系，但絕不存在一種內在的聯系。

　　通俗一點講，勾某作為駕駛員，其履行職務的行為就是駕駛出租車運送旅客，該行為與其殺人的侵權行為之間，難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或者說本質的、規律性的、必然的聯系嗎?!若果真如此，還有誰敢坐車?誰敢開車?誰敢雇傭駕駛員?!這是從普遍意義上看。

　　再從本案的事實看，勾某殺人、盜竊的行為與其履行開車送客的職務行為之間何來本質的、必然的、規律性、固有的聯系?!受害人遇害既非勾某車輛故障所致，也非車禍意外所致，也非為車主牟利所致，更不是為了完成其雇傭活動的客觀需要所致，而是純粹的勾某個人的殺人、盜竊的犯罪故意所導致的，除了與其履行職務行為的時間、地點巧合外，并無彼此間內在的聯系。

　　第三，上訴狀用四個故事來證明勾某的殺人行為源自勾某的服務行為，因而得出駕駛員服務行為導致吳晶晶被害的結論。

　　這個觀點不能成立。

　　具體說明如下：

　　首先，上訴狀中所述的四個事實并未交待該事實的出處，而且沒有一句完整的引用，均為片言只語，而是按照上訴狀的目的而選擇性引用。

　　這種事實的論證顯然缺乏真實性與科學性。

　　其次，從具有權威性的兩次刑事判決認定的勾海峰犯罪事實來看，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刑事判決和裁定，均沒有上訴狀中描述的事實。

　　相反，刑案的事實調查已經充分證明了上訴狀中描述與事實不符。

　　例如，上訴狀中稱被害人與勾海峰雙方“發生扭打”，而省高院(2005)浙刑一終字第167號刑事裁定書認定：“案內材料反映被害人平時膽小且性格內向，尸檢報告亦未發現有嚴重打斗痕跡。

　　勾海峰上訴稱其因服務態度及車費問題遭被害人辱罵、雙方發生激烈沖突而殺人，不僅沒有證據證實，而且與本案實際不符。”

　　再次，上訴狀中描述的事實幾乎全都是未得到認證的勾海峰單方供詞，而勾海峰的供詞要么沒有任何佐證，要么已經在刑事案件中的法庭調查中被證明與事實不符。

　　據此論證，顯然不足為據。

　　例如，上訴狀中稱：“吳xx在遭受驚嚇后，要求勾海峰開慢一點、穩一點”;“結合自己(勾xx)幾天前的車禍已花了10000多元仍未處理號以及自己這幾天與女友吵架等不良心情”;“車門無法打開，致使吳晶晶在車上繼續‘嘮叨’”，以及“勾海峰又強行伸手欲將吳晶晶從車上拉下，遂發生扭打”等。

　　這些描述均缺乏事實依據和證據佐證。

　　而且，勾海峰的供詞中對受害人的描述諸多地方與受害人的家人、親戚以及同學對受害人的言談舉止評價恰恰相反，也從側面表明勾某供詞的不可信。

　　至于社會上對本案事實的各種敘述都無法否認經過質證而認定事實。

　　可見，上訴狀將已被法庭調查否定的事實以及無任何證據為佐證的兇手單方的供詞作為支持其上訴觀點的依據，顯然其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依照上訴狀中所描述的四個事實無法得出“駕駛員服務行為導致吳晶晶被害”的結論，進而也否定了勾某殺人行為與其履行職務行為之間存在內在聯系。

　　二、關于雇主責任的法律理解問題

　　第一，雇主責任的確屬于替代責任，且不以雇主是否有過錯為要件，但并非如上訴人所說的“雇主即等同于雇員”，也不能簡單地說“雇員侵權就是雇主侵權”。

　　畢竟，雇主和雇員具有相對獨立性。

　　正因如此，法律規定雇主替代雇員承擔責任，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即“從事雇傭活動”。

　　最高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從事雇傭活動’，是指從事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

　　雇員的行為超出授權范圍，但其表現形式是履行職務或者與履行職務有內在聯系的，應當認定為‘從事雇傭活動’。”

　　上訴人將雇員的侵權行為無條件地等同于雇主的侵權行為的觀點，與現行我國法律規定不符。

　　第二，上訴狀用雇主理論中的“利益歸屬原則”來論證雇主應當替雇員承擔責任，但必須注意的是，該觀點的前提是：雇員只有構成“從事雇傭活動”發生的侵權，才談得上雇主承擔替代責任。

　　然而，前述觀點已經充分證明勾某的侵權行為不是履行職務，也與其履行職務無內在聯系，不屬于“從事雇傭活動”的情形。

　　如果上訴狀中所述的雇員行為等同于雇員行為的觀點成立的話，那么被上訴人就不是簡單的民事侵權人了，而是地地道道的犯罪分子了。

　　因此，雇主責任作為替代責任必須考察其適用的條件。

　　三、關于被刑事判決否定的事實是否能成為本案認定的事實

　　第一，刑事判決、裁定對“勾海峰上訴稱其因服務態度及車費問題遭被害人辱罵、雙方發生激烈沖突而殺人”明確認定“不僅沒有證據證實，而且與本案實際不符”，而不是象上訴人所稱的“事實未予確認”。

　　如此明確的認定，難道還不足以將該因車費及服務態度而引起殺人的事實予以排除?!難道民事案件就可以無視法律事實嗎?!相信所謂的民事證據高度蓋然性原則不可能是指將已經證明了的事實予以相反解釋的論理。

　　第二，上訴狀始終把兇手勾海峰的供詞當作十分可靠的證據，并且認為，勾海峰在審查起訴、法院審理過程中，“均有穩定的供述，’而且引用勾海峰的話來佐證：“至今天這個地步了，沒有必要說假話”。

　　事實真的如此?兇手勾海峰究竟有沒有說假話?是否真的可信?

　　例如，省高院(2005)浙刑一終字第167號刑事裁定書查明：勾海峰稱其與吳晶晶發生激烈爭吵，吳晶晶大聲指責他，后兩人又發生互打。

　　結果，無論是證人證言還是受害人的平時一貫的為人出世，及其尸檢報告都勾的供詞不符。

　　而且，從常理看，勾某在犯罪后，為了減輕自己的罪責，避免法律的嚴懲，從而將其犯罪行為的原因推給受害人，從而造成一種受害人也有過錯的假象。

　　為此受害人的親友、同學也在不同場合對勾某口角之爭提出過異議。

　　答辯人認為，相比于勾某的單方供詞，此種觀點更具真實性。

　　第三，上訴狀認為，“從民事審理的角度出發，當事人的‘自認’就足以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而無需其他證據加以證實”，“且可以自愿承責換取裁判結果”。

　　這個觀點顯然混淆了本案與刑案當事人的主體身份。

　　上訴狀的觀點違背了一個基本事實——勾海峰不是本案的當事人，何來民事審理中的“自認”?又如何“自愿承責”?

　　綜上所述，勾某殺害他人生命的犯罪行為，不屬于“從事雇傭活動”。

　　它既不屬于被上訴人雇主授權或者指示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或者其他勞務活動，而且，其外在表現形式也不屬于履行職務的行為，其與履行職務行為之間也不存在內在聯系。

　　上訴狀中所述的事實僅以兇手勾某的供詞為依據，且與事實以及法院生效判決裁定不符，更不屬于自認。

　　因而，一審判決是正確的。

　　鑒于以上事實與法律，敬請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人的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此致

　　xxx省高級人民法院

　　答辯人：xx

　　代理人：xxx

　　二○xx年九月八日

　　【三】民事答辯狀(校園學生傷害案例)

　　答辯人：劉 ，男，8歲，漢族，住xx市二七區街5號樓。

　　法定代理人：劉 ，男，38歲，漢族，住址同上。

　　因原告連 訴被告 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現提出答辯意見如下：

　　一、根據客觀事實和法律，學校應當承擔與其重大過錯相適應的主要責任。

　　1、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七條：對未成年人依法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義務的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職責范圍內的相關義務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或未成年致他人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

　　苗圃小學在組織學生上體育課期間，未盡到組織、管理、安全保障等相關義務，對學生在課上玩溜溜球所造成的人身傷害事故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根據常理，我們都知道，對于兩個溜溜球因碰撞而導致爆炸，即便是成年人有時也是無法預見的，更不用說對于兩個年齡都是8歲的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學生。

　　所以說這種爆炸行為也只能有學校特別是上課時的體育老師所能及時發現和預見到的，這也正是學校在法律上應當承擔的強制性義務。

　　根據教育部2002年9月1日實施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九條第四款：學校組織學生參加教育教學活動或者校外活動，未對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學校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

　　在該案件中，事實是由于學校的疏于管理，保護不夠，學校未對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特別是學校未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等主要原因，才導致了最后的傷害事故的發生。

　　所以說，學校對于事故的發生是有重大過錯的，應當承擔法律所規定相適應的主要責任。

　　2、 在該事故中，學校不積極履行告知和救助義務，嚴重違反

　　了法律所規定的事故處理程序，存在著重大過錯，直接導致了小孩傷情擴大和額外支出的相關費用。

　　由于學校的重大過錯和小孩傷情的擴大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因此， 學校應當對自己的重大過錯而引起的小孩傷情的擴大損失承擔全部責任。

　　根據《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十五條：發生學生傷害事故后，學校應當及時救助受傷學生，并應當及時告知未成年學生的監護人;有條件的，應當采取緊急救援等方式救助。

　　第十六條：發生學生傷害事故，情形嚴重的，學校應當及時向主管教育部門及有關部門報告;屬于重大傷亡事故的，教育行政部門按照有關規定及時向同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教育行政部門報告。

　　在該案件中，兩個小孩因玩溜溜球所造成的人身損害事故是發生在上午11點左右，當時的體育老師在發現之后，向其小孩的班主任報告了這一重要情況，但班主任得到信息后，并不在意，沒有當回事。

　　未及時將傷者送醫院治療，也未及時通知兩個學生的家長。

　　直到下午學生出現疼痛難忍才告知其家長，送往醫院治療。

　　并且醫生也告知，如果小孩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治，不延誤治療的話也不至于造成這么嚴重的傷殘情況。

　　所以，由于苗圃小學未及時履行救助的義務，使小孩在長達六個小時的時間內一直接處于無人照管，無醫治療的狀態，才導致了小孩病情的發展，學校的這種行為不僅僅是違反法律的問題，更是小孩雙方父母從心理上所不能接受的行為，我們不得不對學校的管理和保護行為產生懷疑。

　　學校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擴大病情的事實承擔全部責任。

　　二、受害人對于損害事故的發生，本身也存在過失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受害人對同一損害的發生或者擴大有故意、過失的，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一條的規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

　　在本案中，兩個小孩玩溜溜球，對于碰撞發生的事故都有一定的過失，不能說誰有要任，誰沒有責任，因為是兩個人的行為結合所發生的一個損害事實，所以說，雙方對損害事故的發生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因此，結合案件事實，對于答辯人來說，應當減輕相應的賠償責任。

　　三、被告父母在得到學校告知事故發生的第一時間內迅速趕往醫院，以小孩的人身健康為第一位，積極配合醫院治療，不僅僅從精神上關心、幫助受害人及其家屬，更從物質上去解決看病所遇到的醫療費用等實際問題，一次性拿出醫藥費用6000元，積極的去承擔責任。

　　使小孩在送去醫院后第一時間得到救助，挽回了再次讓病情擴大的現實問題。

　　當然，被告的這一做法使原告父母在心理上得到極大的安慰和理解，也得到了他們的諒解。

　　相反，作為學校，則沒有表現出更多的讓雙方小孩父母能夠去理解的地方。

　　四、原告要求被告劉政對損害事實承擔連帶責任是沒有任何事實和法律依據的。

　　連帶責任作為民事責任的一種，因責任后果比較嚴重，必須有法律、相關法規的明文規定或者當事人之間明確的約定才可以。

　　對于法律無明文規定或當事人無明確約定，是不能濫用連帶責任的;并且在實踐中，人民法院在認定是否有連帶責任時也是非常慎重的。

　　根據《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第八條：因學校、學生或者其他相關當事人的過錯造成的學生傷害事故，相關當事人應當根據其行為過錯程度的比例及其與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承擔相應的責任。

　　因此，現有的相關法律中，并沒有明文規定學生傷害事故應當承擔連帶責任，所以說，學生傷害事故是一種與其過錯相適應的比例責任，而非連帶責任。

　　作為被告，我們只能依照法律積極承擔與自己過錯適應的責任，原告要求被告承擔連帶責任是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

　　綜上所述，根據客觀事實和法律，學校應當對事故的發生承擔與其重大過錯相適應的主要責任。

　　學校應當對小孩傷情的擴大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后果承擔相適應的全部責任。

　　總之，由于受害人的過錯，而造成的損害事故，應當減輕賠償義務人賠償責任，對于損害的擴大及擴大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答辯人沒有過錯，是不承擔任何責任的。

　　請法院查清事實，依法公正判決。

　　此致

　　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

　　答辯人;劉

　　法定代理人：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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