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明朝出現問題皇帝的原因

　　論文摘要 ：明朝皇帝較之其他朝代的皇帝們，顯得政治上無所作為，生活上放蕩不羈，完全表現出與君主身份不相吻合的行為，我們將之視為“問題”皇帝。其“問題”的出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本文主要從教育方面來淺析皇帝“問題”出現的原因。從家庭教育、在學宮教育上、社會教育上來分析君主角色失范“問題”的原因。

　　論文關鍵詞： 明代 皇帝“問題” 教育

　　趙秀麗在《角色失范-明代問題皇帝研究》中提到，所謂“問題皇帝”，不是指扮演著本身存在的身體缺陷或不足，而是專指在其位不謀其政，身居“皇帝”職位卻拒不履行“皇帝”的職責與義務，不遵守“皇帝”規范，打破各種規范紀律的約束，是自己的言行舉止與自身扮演的角色規范相背離的皇帝。她的文章中強調的角色失范，主要你是指皇帝沒有做好皇帝該做的。比如明世宗長期不理朝政，任意罷官選官;嚴酷的對待言官，對諫臣呲之以鼻。朱萬歷做皇帝后以酒色財氣聞名，還出現了明朝后期的“三大案”，對大臣打擊報復不遺余力;惜財如命，派礦監稅使其各地擾亂了整個社會秩序，導致民不聊生;寵愛鄭貴妃，遲遲不愿意立長子朱常洛，“國本之爭”長達二三十年。明熹宗身為皇帝，不理朝政，卻沉溺于木匠活和游戲中，爬樹掏鳥窩，鉆洞捉迷藏、養貓抓蟋蟀斗公雞，到狗馬騎射、溜冰劃船、賞花采草、觀看燈會、制作機關、登臺演出等等，尤其醉心于泥、瓦、木、漆技藝，日日營作，樂此不彼。趙秀麗在其文章中也闡述了造成“問題”皇帝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主要是從教育方面分析“問題”皇帝出現的原因。

　　一、家庭教育

　　(一)父母不良的言行舉止，耳濡目染下一代

　　父母的教育在個人的啟蒙階段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它決定了個人的塑造成型的方向。父皇們的“榜樣力量”開始了“問題“的惡性循環。明朝自太祖以來，歷朝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和道教，一代影響一代，崇奉藏傳佛教最典型的就是明武宗。明成祖在“靖難之役”中自稱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奪得皇位后極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風愈演愈烈，至嘉靖、萬歷而盛極。明朝皇帝多好色、懶惰、貪財，也造就了明宗室中生活荒淫者極其普遍、喜好斂財、游手好閑、無所事事。完全置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等級理智觀念、皇家的威儀尊嚴于不顧，缺乏起碼的禮儀廉恥

　　(二)惡劣的皇宮生存環境，使他們籠罩著身心上的陰影

　　第一，在儲君的繼承上，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使皇子們承受巨大負擔，同時又缺少競爭壓力，造成日后即位問題甚多。“凡朝廷無皇子，必須兄終弟及，有皇子則須立嫡母所在，庶母所在雖長不得立”。由于這樣的規定使得庶出的長子雖然身為大皇子，但也沒有成為皇太子的可能性，這樣會造成皇子們沒有目標沒有理想，甘于平談、游手好閑、不思進取，更不會關心朝政和民生問題。即使碰上皇后無子，也是競爭惡劣，兄弟爭寵。典型的就是朱常洛的“國本之爭”。在這長達二十多年里，朱常洛惶恐不可終日，只有擔心不遭殺身之禍的心思和精力，哪還有心思去思考國政。所以一旦被立為太子了，也是身心疲憊。這種精神和肉體備受摧殘的環境里，使他們具有小市民暴發戶的心態，在即位后，很容易表現出與其爵位身份所要求的氣質、風范相去甚遠。

　　第二，在崇奉佛道上，宮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一定影響著這些儲君或君主們。

　　第三，在經筵講學上，非儲君不能讀書識字祖訓規定，也是造成明朝皇帝們非智力影像自身素質提高的一個因素。朱元璋曾命學士宋濂在大本堂向皇太子、諸王講授儒家經典，皇太子出閣講學在君主幼年智力萌芽階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朱常洛就是由于“國本之爭”使得被拖到十三歲才出閣講學，這嚴重影響了皇子的個人之力開發和啟蒙。

　　第四，后宮斗爭的殘酷性，增加了皇子們的身心壓力，致使他們性格懦弱。皇宮的權力斗爭一直是此起彼伏，暗藏殺機。為了權利，兄弟相殘、父子相斗、妃嬪相背，親情蕩然無存，這樣的環境本身就不利于皇子們的成長和教育。而明朝相比較于其他朝代，有甚之而無不及。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就有仁宗、憲宗、孝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在繼位之前生活于惡劣的環境中，只有成祖、景帝、世宗以藩王繼承大統，生存環境相對而言寬松一些。

　　二、學宮教育

　　學宮教育是明代皇帝和儲君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徑。可由于學宮教育出現了一些問題，導致了皇帝、儲君受教育質量差、學習水平低、文化程度和個人素質修養遠遠不及其他朝代的皇帝。而造成學宮教育出現的問題是多方面的，不僅有教育體制的問題，還有皇族制度問題、講官設置、皇帝的個人因素等等諸多因素。正是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明太祖設計甚為詳細的皇族教育制度落空，他的后繼者所接受的系統學習微乎其微，皇帝、太子的文化素質與政治能力普遍較低。

　　第一，教學時間得不到保證，沒有專職的教學教師，使學宮教育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和不定性。明代經筵日講制度沒有定制，隨意性和主觀性太強，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約束。教師經常是內閣或者是翰林學士兼職代理，沒有設專職的三師三少，那么東宮就缺乏正規的府僚，太子的正規教育自然就得不到保障。“明代東宮教育的內核己經掏空，僅存內壁，教訓與輔導太子的功能完全喪失。儲君終日所處多品行不端之士，往來皆白丁，刑余之閹侍”。

　　第二，皇族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常常使皇子們錯過學習和啟蒙的最佳時期。皇族教育(尤其是東宮教育)是建立在冊封基礎上的，沒有冊封為太子的之前，雖貴為皇子，卻因為政治的敏感性和制度的存在性，既不可以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連一些啟蒙的基礎教育也是很難有的。朱常洛就是典型的以為深受這個制度影響的皇帝，由于始終得不到神宗皇帝寵愛，神宗不愿冊封其為皇太子，在大臣的群臣反對下，出閣就學一事才被慢慢涉及，不過結果還是造成了其目不識丁。都沒有在最佳教育時期接受正規的教育，使他們在素質上顯得較低。

　　另外，明初確定的培養皇帝和儲君德行與馭術的監國制度也因為各種原因被無法實施，宦官專權、權臣禍國，致使督學有名無實，教官地位降落，師資缺乏，監生素質下降，科舉錄取名額雖增，但質量遠不如前。

　　三、社會教育

　　在教育體系中，社會教育也起著人生教育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影響著個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明朝當時的社會思想潮流無意有意的雕琢著明朝皇帝們。

　　第一，自由思潮的盛行。現在的明朝史學界都指出，明朝在中后期出現了一股“自由之風”。這種自由之風由下及上，也影響著皇帝們在登基前后都會有一種自我“松懈”的狀態，而這樣又由上及下，行程了一種“自由”的循環。傅衣凌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萬歷時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較多的新氣息。而到了雍乾兩朝則嚴肅冷酷，聞不到人們的笑聲。”方志遠先生也曾提到，這種自由奔放是從成化時代就開始行程并傳開：“一方面，經過百余年的休養生息，社會財富積累了，于是追求物質享受的奢靡之風興起;社會生活安定了，于是追求身體健康的養生之風興起;文化生活豐富了，于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玩物之風興起;社會環境寬松了，于是追求政治地位的求官之風興起。人們都打著自己的算盤，追求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這種社會心態也影響著最高統治者的心態。”

　　第二，商品經濟帶來的私欲主義、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影響整個社會。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是在商品經濟有了較快發展，市民文化反對蒙昧主義、禁欲主義，肯定人的價值、世俗生活，對理學的沖擊作用不可低估。張翰先生在《松窗夢語》中形容過那時商賈販夫“趨利欲，如眾流赴壑，來往相續，日夜不休，追逐錙銖之利致富的情狀說：財利之于人，甚矣哉雖敝精勞形，日夜馳騖，猶自以為不足也。”反對蒙昧主義——肯定人的價值，宣揚人性解放;反對禁欲主義——肯定世俗生活，一股不安分守己和別開生面的新鮮文化——市民文化的潮流涌動于傳統文化的結構之中。市民文化反對蒙昧主義、禁欲主義，肯定人的價值、世俗生活;市民文化沒有建立一個嶄新的理論體系，但它打破偶像崇拜，肯定人的欲望和私欲的合理性，對理學的沖擊作用不可低估。明史學者方志遠先生針對這個現象說過“傳奉官現象導致了社會需求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加速了成化時代開始的由講究節儉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個性發展、由‘嚴肅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會的轉型”。

　　四、結語

　　本文是在李秀麗《角色失范——明代問題皇帝研究》分析明朝“問題”皇帝出現原因的基礎上，以教育為視角淺淺分析了明朝皇帝出現“問題”的原因。總結明朝皇帝出現問題，歸根結底是責任心的缺失，對國家的責任、對朱明江山的責任、對自己妻兒的責任、甚至對自己的責任，隨著個性的發展而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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