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差異的理論研論文

　　一、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總體比較

　　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是2006年頒布的新會計準則，新準則是我國會計準則國際趨同的最新成果，是對原有的16項準則進行了修訂,又頒布了22項新制定的準貝!|，涵蓋金融、保險農業等眾多領域，形成了一個完整而獨立的有機整體。盡管新準則在制定中高度注重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但總體看來二者還存在一些差異，主要表現在：

　　第一，準則制定機構差異

　　國際會計準則是由會計職業界的民間性國際組織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制定和發布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民間國際會計組織，并不立足于個別的國家也不考慮某一個國家的法律、經濟和文化環境，更多的側重于會計技術層面的問題。IASB的經費主要來源于世界各國的大會計公司、私營金融機構和實業公司及其他國際和職業組織的捐款，相對干其他兩種準則制定方式而言獨立性較強，同時IASB要求其理事會成員必須具備財務會計與報告方面的豐富知識和技術勝任能力以保證國際會計準則的高質量。可見國際會計準則在制定過程中獨立性強，制定人員的技術和代表性也廣泛。但是也正是因為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是一個民間組織，國際會計準則的廣泛應用也受到了限制，國際會計準則必須不斷的證明自己的高質量和取得各個國家的認可才能夠得到推廣和使用，其權威性也受到了影響。

　　我國的會計準則是由財政部會計司負責制定的，是標準的政府準則制定模式。我國《會計法》明確指出:財政部負責制定全國統一的會計制度，規定了我國會計準則政府制定的法律根源。這一規定是源于我國會計職業界不如歐美國家發達，職業團體的力量也比較薄弱，制定準則存在一定的困難。另外，我國的文化傳統崇尚集體主義,權距較大，會計準則由政府統一頒布和強制執行能夠保證準則的執行效果。

　　第二，準則法律地位差異。

　　國際會計準則是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制定，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是一個民間性的國際會計組織,并不立足于國家和主權的范圍，因而國際會計準則并沒有法律約束力。國際會計準則的推廣和應用主要是依賴于取得各國政府和_際組織的認可和支持，例如歐盟(EU)、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丨OSCO)和宣布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的國家等。因此國際會計準則的權威性是間接形成的我國會計準則是法律體系組成部分，會計準則是以部門規章的形式出現的，會計準則一般規范較為具體，指示性強。我國《會計法》規定，國家實行統一的會計制度,企業只能按照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編報財務報告而不能背離^將會計準則納入到法律體系中保證了會計準則的權威性和法律效力在我國環境下,如果不將會計準則納人到法律體系中，將達不到準則制定的目的也得不到社會公眾和政府監管部門的認對。

　　第三，準則表述形式差異。

　　國際會計準則通常由引言、自標、范圍、定義、規范的主耍內矜、披露、過渡性規定和生效日期等部分組成。表述語言主要是英語,符合西方的語N>J慣。我國會計淮則行文及其架構采取了“章節”、“條款”式,符合我國法律用語和行文習慣。在準則語言應用上，盡可能規范化和通俗化，適合中國語言習慣和中文環境，便于操作和執行。我們認為，無論是采用哪種語言表述形式,并不影響準則實質內容的趨同，只是根據各自的環境做形式上的調整。

　　二、我國現行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內容比較

　　我國會計準則((基本準則》與IASC發布《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在總體趨同的情況下存在幾點差異：

　　第一，法律地位的差異。

　　在我國的《基本準則》中明確規定了基本準則的法律地位，和具體準則一起共同構成我國的會計準則體系,在法律層次上屬于部門規章，以財政部部長令的形式頒布，是上市公司等必須執行的規范。另外，我國《基本準則》為會計具體準則提供了概念理論上的支撐，同時規范企業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行為,對沒有具體會計準則規范的交易或事項提供會計處理的依據。而IASC發布《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不屬于會計準則，也不具有法律效力。《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是為了編制和報送企業財務報表提供而一套內在一致、首位關聯的概念框架。

　　第二,財務報表目標的差異。

　　我國(基本準則》和《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對財務報表的目標都進行了“決策有用”和“受托責任”的表述。兩者的差異在于“決策有用”和“受托責任”的表述順序不同。我國《基木準則》杷反映企業管理層的受托責任放在目標的第一位。這就表明在我國財務會計信息的披露,不僅為投資人使用報表信息做出決策提供參考,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對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受托經營的資源進行必要的監督，包括獎懲和人事調動，以保證國有企業的資金不致流失。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近階段主要是應用于我國的上市公司，部分準則也適用于國有和其他大中型企業，而在我國的上市公司中，國有控股企業占據了較大的比例，所以對于國有控股企業的髙級管理階層受托責任的履行成為我國財務報表的一個主要目標。而《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主要為西方發達的證券市場服務，因此財務報表的目標也主要體現為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服務。

　　第三，財務報表質量特征的差異。

　　我國《基本準則》和《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對財務報表的目標都進行了“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表述。兩者的差異在于“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表述順序不同。我國《基本準則》將“可靠性”置于“相關性”之前，表明我國準則制定者認為只有真實可靠的財務會計信息才能起到保護投資者利益的作用。這一表述也是吸取了我國證券市場上發生的會計造假案件的教訓，先應當保證真實的反映交易和事項，保證信息的可靠與完整再考慮相關性。如果會計信息不真實可靠，即使相關，也很可能為投資者投資決策帶來負面影響，相關性也會不復存在。《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將“相關性”置于“可靠性”之前是與其財務報表的目標相聯系的，要為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服務，就必須反映與投資決策相關的信息。

　　“可靠性”與“相關性”順序的差異也導致了會計計量的差異。我國更傾向于采用歷史成本來計量,對于公允價值的便用采用了較為謹慎的態度。會計計量屬性不允許企業自己做出選擇，必須是由具體準則規定，具備了使用公允價值的條件的可以使用公允價值，不具備條件的仍然采用歷史成本計量。這一差異在會計實務上表現為我國會計實務較為i董慎。

　　三、固定資產準則差異分析

　　《企業會計準則第4號一固定資產》和《LASI6—不動產、廠場和設備會計》準則比較，兩宥之間存在的差異主耍體現在后續計量中，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會計政策選擇的差異。

　　在后續計量中，國際會計準則規定固定資產的計量原則上除按其成本模式即賬面價值(成本減累計折舊)來表述，還允許按公允價值進行重估計價。在我國會計準則中，企業固定資產的后續計量只能采用成本法。國際會計準則對于重估計價有詳細的規定，如果不動產、廠場和設備項目的公允價值能夠可靠計量，主體就應按照重估價金額計量。在重估價模式下，固定資產的價值按重估日的公允價值減隨后按重估價計算的累計折舊的余額來表述。重估應當經常進行，以確保資產的價值與在資產負債表日的重估價差異不是很大。如果重估發生增值，增值不計人當期損益而是作為所有者權益中的單獨項目一“重估價盈余”。如果重估引起的資產賬面價值減少，減值應確認為損益。如果同一項資產以前存在重估價盈余，發生減值后，應當減少“重估價盈余”。在后來的信息披露中,也要求進行重估價模式的披露。通過比較可以看出，使用重估價模式就是以公允價值作為后續計量的基礎。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差異也是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存在的主要差異之一。

　　第二，應計提折舊額的界定。

　　我國準則規定固定資產應計提的折舊額中扣除了減值準備，而國際會計準則并沒有這方面的規定。我國會計準則規定當月投入使用的固定資產，自下個月開始計提折舊，而國際會計準則規定當月投人使用的固定資產自投入使用之日起計提折舊。這兩個差異使得應計提的固定資產折舊額不一致，進而導致的按照兩種會計標準下計算的凈利潤數據存在差異。因此，我們推測這一差異將會在會計實務中有所體現。

　　第三，對固定資產減值的處理。

　　我國會計準則規定對于固定資產減值損失一經確認不得轉回，而國際會計準則規定可以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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