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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博弈分析會計論文
盡管目前我國已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和約束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但還存在許多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地擾亂了我國政治經濟的正常運轉秩序。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入手，用博弈論分析我國上市公司舞弊存在的原因。
一、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博弈三方模型的描述與假設
造成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所涉及的直接利益主體有三個：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會計師事務所、證監會。據此建立起來的博弈模型稱之為三方模型，其關系如圖1所示：假設：(1)該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參與人都是理性的，他們會在某種約束下做出最優化的理性決策。(2)假設證監會有兩種行動可以選擇：即審查或不審查;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有兩種行動可以選擇：造假或不造假;會計師事務所也有兩種選擇：違規或不違規。
(3)假設每個參與其他參與人的行動選擇的了解不一定準確，本模型參與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二、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證監會的子博弈及其分析
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證監會的策略組合有以下四種策略：(監管，造假)、(監管，不造假)、(不監管，造假)、(不監管，不造假)，相應的支付矩陣如表1：在博弈模型表述中：E0代表上市公司的正常收益;E1代表上市公司因會計信息披露失真所獲得的額外收益;P1代表證監會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所作的懲罰;C1代表證監會監督上市公司所付出的代價或成本;S1表示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造成的負效用;μ1為證監會的監管概率;λ1為上市公司的造假概率。
根據該支付矩陣，可計算求得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λ1*以及證監會的最優監管概率μ1*，它們分別為：λ1*=C1(/P1+S1)(1)μ1*=E1/P1(2)綜合數學推理過程可以看出，在證監會選擇是否監管，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選擇是否造假的博弈中，Nash均衡是存在的，Nash均衡為：λ1*=C1(/P1+S1);μ1*=E1/P1。
從式(1)得出：(1)證監會的監管成本C1越高，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造假的概率就越高。(2)證監會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造假行為的懲罰力度P1，越大，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造假的概率就越小。(3)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效用S1造成的損害額越大，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證監會自然會加大懲處力度，從而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降低。
從式(2)得出：上市公司的非法收益額E1越大，證監會審查概率相應地也就越大。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懲罰力度P1越大，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不敢輕易造假，也使得證監會的審查概率下降。
三、會計師事務所與證監會的子博弈及其分析
會計師事務所與證監會的子博弈與前一個博弈基本類似。會計師事務所與證監會的策略組合有以下四種策略：(監管，違規)、(監管，不違規)、(不監管，違規)，(不監管，不違規)，相應的支付矩陣如表2所示：在博弈模型表述中：G0代表會計師事務所的正常收益;G1代表會計師事務所與上市公司合謀造假所得的額外收益;P2代表證監會對違規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C2代表證監會查處違規會計師事務所所付出的代價或成本;S2表示由于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行為導致的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造成的負效用。
根據該支付矩陣，可以計算求得會計師事務所的最優違規概率λ2*以及證監會的最優監管概率μ2*，它們分別為：λ2*=C2/(P2+S2)綜合數學過程推理可以看出，在證監會選擇是否監督，會計師事務所選擇是否違規的博弈中，Nash均衡是存在的，Nash均衡為：λ2*=C2(/P2+S2);μ2*=G1/P2。
從式(3)得出：(1)證監會的監管成本C2越高，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就越大。(2)證監會對會計師事務所違規行為的懲罰力度P2越大時，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就越小。(3)會計師事務所出于違規操作致使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效用S2造成的損害額越大，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證監會自然會加大懲處力度，從而使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降低。
從式(4)得出：會計師事務所由于違規操作而得的非法收益額G1越大，證監會的審查概率相應地也就越大。證監會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力度P2越大，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威懾力越強，使得會計師事務所敢于違規操作的概率減少，從而使得證監會的審查概率下降。
四、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子博弈及其分析
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博弈比前面兩個博弈要復雜。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的策略組合有以下四種策略：(造假，違規)、(造假，不違規)、(不造假，違規)、(不造假，不違規)，相應的支付矩陣如表3。
在以上博弈模型表述中：E0、E1、P1、G0、G1、P2同上;X1代表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造假被證監會查到的概率;X2代表會計師事務所因違規操作被證監會查到的概率;X3為上市公司造假而未被會計師事務所發現的概率;C3為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上市公司會計報表的審查成本;L為會計師事務所因拒絕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面臨的一些損失。
根據該支付矩陣，可求得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λ3*以及會計師事務所的最優違規概率μ3*，它們分別為：λ3*=C3(/P2 X2-G1-L)(5)μ3*=E1X3(/P1X1+E1X3-E1)(6)綜合數學過程推理可以看出，在會計師事務所選擇是否違規，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選擇是否造假的博弈中，Nash均衡是存在的，Nash均衡為：λ3*=C3(/P2 X2-G1-L);μ3*=E1X3(/P1X1+E1X3-E1)。
從式(5)得出：(1)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成本C3越大，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就越大。(2)證監會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強度P2越高，查處的概率X2越高，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就越小。(3)會計師事務所違規而得的非法收入G1越多時，它越傾向于和上市公司同謀造假，因而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越大。
(4)會計師事務所因拒絕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面臨的可能損失L越大時，會計師事務所越傾向于向上市公司妥協，從而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越大。
從式(6)可得出：(1)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因造假所得的非法收益E1越大時，非法收益中分給會計師事務所的那一部分也越大，導致會計師事務所違規的概率也就越大。(2)上市公司造假而未被會計師事務所發現的概率X3越大，會計師事務所違規的概率也就越大。(3)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懲罰強度P1越高，查處的概率X1越高，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也就越小。
五、三方博弈模型的綜合分析
由以上證監會與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證監會與會計師事務所、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三個子博弈，得到三者最優監管概率。通過對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一是證監會加大對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懲罰P1和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P2既可以減少證監會的最優監管概率，也可以減少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和會計師事務所的最優違規概率。
由此可以看出，證監會加大懲罰力度是治理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問題的最佳辦法。
二是對會計師事務所而言，未發現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在會計信息披露中造假的概率X3越大，其最優違規概率也就越大，事實上當X3為100%時，也即會計師事務所由于審計水平低下或者審計責任心缺乏等原因而導致幾乎一點都未發現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在會計信息披露中的造假行為時，等同于會計師事務所與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同謀造假。而會計師事務所因拒絕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面臨的損失L增大時，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會增大，這也印證了由于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水平的缺乏而導致的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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