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經濟與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論文

時間：2022-10-15 12:30:48 經濟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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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濟與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論文

　　在日常學習、工作生活中，許多人都寫過論文吧，通過論文寫作可以提高我們綜合運用所學知識的能力。那么問題來了，到底應如何寫一篇優秀的論文呢？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文化經濟與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論文，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文化經濟與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論文

　　摘要：文化生活、文化消費與文化生產的時間空間性問題需要放在特定的時空環境下進行考察。前工業時代、工業化和后工業時期，時間與空間發生復雜的流變，從時空關系呈現的相對穩定到裂變壓縮，再到難以捕捉的膨脹消逝，導致了文化生活、文化市場、文化消費與文化的生產組織、消費方式的巨大變化，推動了文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從時間與空間的現代性角度考量，工業化和后工業時代文化經濟的時空關系的復雜流變乃是影響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時間空間文化經濟流變

　　胡惠林教授近日在《探索與爭鳴》第5期發表論文《時間與空間文化經濟學論綱》，系統考察了作為文化經濟存在的一般關系的時間與空間，時間空間與文化經濟的價值性，空間文化經濟的意義，以及時空的現代性引發的文化經濟演化的動力機制等問題，強調了文化經濟的時空結構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對人類文化經濟實踐的影響與作用，提出了從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形態、相同的時間與空間形態、相同的時間與不同的空間形態、相同的空間與不同的時間形態構架時間空間經濟學研究向度的學科預設。[1]胡惠林教授敏感地發現時間空間對文化經濟的影響作用日益凸顯，已經成為促進全球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文章提出的若干理論預設不僅為建立文化經濟學新的分支學科提供了理論的支撐，也拓展了當下文化產業研究的視域。

　　胡惠林教授的理論或許在英國學者約翰·湯姆林森那里可以找到某些蹤跡。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書第一章中，湯姆林森就明確地提出“全球化處于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實踐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他認為，全球化就是“復雜的聯接”，是快速發展、不斷密集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的一種網絡系統。而所謂的“聯接”，在湯姆林森看來，就是人們通過諸如空中旅行，電子傳媒信息和圖像體驗到了一種全球空間的親近感，或者說是“時空的壓縮”[2]。事實上，前工業、工業化初期及在現代信息技術支撐的當下，時間空間對文化經濟的影響和作用是不同的。前工業化時代人類文化經濟活動的區域性阻隔及文化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的親近在使文化經濟獲得時空意義的同時，也制約了文化經濟活動的規模。工業化時期，在現代工業技術和國際市場的支撐下，文化產品可以參照工業化標準進行批量化、規模化生產、儲存和分配，資本與文化的關系更加密切，時間空間對文化經濟的支配作用不斷增強，文化經濟從日常生活中掙脫出來，成為人類經濟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交通技術推動了人類全球性的流動和文化交流，信息技術催生了影像時代和流媒體時代的到來，文化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再度融合，但這種融合與前工業時代相比，已然發生了質的變化。文化經濟活動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快速更迭的文化產品和服務，伴隨無處不在的文化消費背后，不僅是意義的流動更是資本的流動。在《時間與空間文化經濟學論綱》中，胡惠林教授提出的時間空間不同形態與文化經濟運行規律的四個向度雖然搭建了學科的研究框架，但我認為，時間空間經濟學學科得以確立和研究的主體是時間空間的現代性與文化經濟的關系。作為文化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固然需要從歷時態角度梳理不同歷史時期，時間空間對人類文化經濟活動關系和作用，但只有將學科的研究重心落腳到工業化以來時間空間的現代性流變對文化經濟的關系上，文化產品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的時間與速度、效益、技術、復制、生產、儲存、分配，空間與市場、消費、利潤、信息、資源移動、文化拼貼等才具有經濟學的意義。作為時間空間的現代性表征的“時空交叉共存”、“實體虛擬互補”、“內外多元同構”等系列復雜的時空關系作用下催生的文化經濟活動，諸如，城市化進程與都市文化消費、產業集聚文化創意空間、影視產業、動漫產業、文化創意、文化交流與文化貿易、網絡游戲、文化體驗也才可能成為文化經濟研究的重要對象。

　　文化經濟與時間空間的傳統對應

　　《時間與空間文化經濟學論綱》一文系統考察和梳理了文化經濟活動中文化產品與文化經濟中的時間價值，包括文化產品的生產周期、文化儲存的時間風險性、文化交流的空間與文化產品的價值，以及區域、國家角度的地理空間與文化空間形態的文化經濟表現形態。其目的是希望從文化產品與文化活動中，發現和凸顯時間在空間經濟學中的痕跡和價值，這自然是有必要的。但文化經濟學畢竟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或者是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從歷史態角度考察時間空間不同形態與經濟活動的關系，更應該聚焦的是不同時間、空間形態下文化經濟運行的規律，包括文化資源配置、文化經濟規模、生產組織方式、文化經濟的表現形式、文化消費方式、文化市場、文化經濟的地位等。文化經濟是文化生活的表現形式，時間性和空間性是其基本特點。前工業社會里，文化經濟融合于地方性的生產生活中，時間的延綿性以及與地方文化和族群對應的空間性支配了文化經濟的社會化小規模的生產組織方式，局限了文化經濟的活動范圍和發展規模。全球化和工業化時代，在欲望、資本與技術的相互作用下，空間與時間發生快速流變，時空壓縮、流變和疊加使大眾文化消費得以橫行肆掠，全球性文化消費空間的出現和文化消費的便利性、非在場性使文化產品的社會化大規模生產得以實現。全球化和信息技術支撐，覆蓋全球的網絡文化空間加速了文化生活、文化消費空間的無限膨脹和文化消費的全時空覆蓋，時間與空間呈現的現代性主導著現代文化經濟的運行規律，促進了全球文化產業的發展。

　　文化生活的空間與時間伴隨人類發展的始終，這似乎是個常識問題，但是不同的社會制造了性質有所差別的時間與空間概念，使時間與空間獲得了文化的意義。“在現代社會里，我們接受時鐘時間作為日常生活的客觀事實，即使這種時間其實是社會構造物；它提供了共同遵循的標準，不受任何個人的影響，我們不斷參照它組織自己的生活，并且用它來評估與判斷各種行為和主觀感受。”[3]人類在地球的不同空間里生存。空間的自然屬性，包括其在地球上的位置、自然地貌、生態環境、氣候條件等因素成為決定其空間范圍內不同民族、族群生產生活的主要方式。當代文化地理學因而將研究的視點放在從地理學角度審視在時間坐標軸上的文化是怎樣影響和塑造不同民族、族群的日常生活空間的。在文化地理學家看來，文化往往被視為現實生活實景中可定位的具體現象。人類在空間里的活動軌跡和日常的生活的延綿從而使得文化生活、文化事項中隱含的經濟活動有了空間與時間的概念。地區與地區文化空間的邊界、文化和經濟的關系、地方性知識以及人的“地方性”等懸而未決的問題都需要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里進行審視。　　經濟生活在固定且統一的時間和空間中不斷展開。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時代，人們按照相對嚴格的時間序列，固定在以“農田水利網絡、四季牧歌草場、海域洋流”為經緯的空間中，不斷重復著生產、交換和分配，在“無需遠行、無需久等”的相對穩定的時間空間生存。在這樣的社會，信息幾乎是完全對稱的，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無需支付額外的交易成本，交換能夠按照公平合理的“均衡價格”持續進行，沒有人能夠獲得超額利潤，社會是和諧安詳的。人們能夠消費的商品基本上是同質的，很少有差異性消費出現，或者由于生產力低下等因素，差異性消費需求很難得到滿足。生產環節難以進行擴大再生產，社會在一個平面上往復運動。經濟的空間性特別強，時間性相對穩定。文化經濟掩藏于日常生產生活之中。

　　一般人會認為，大眾文化消費與文化工業是工業化和現代社會的產物，在前工業化社會里似乎不存在文化消費、文化經濟現象。事實上，把文化與經濟割裂開來，經濟在社會中的作用被無限放大是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標志。在前工業社會里，生產活動、日常生活、文化生活融為一體，文化與經濟活動相互伴生，在特定的時間空間里發生。日常生活的不斷重復與地方性知識傳播的范圍及速度導致文化經濟時間的被忽略，文化的交流、傳承、傳播呈現出的是一種線性綿延狀態。交通區隔、文化生活的排他性使得文化傳播與文化商品的交換等經濟活動限定在很小的區域內，文化經濟活動的空間相對明確，具有與地方性文化生活相對應的特征，且有較為清晰的市場邊界。文化生活中的經濟現象要么形而上地被擢升到地方性的知識體系之中或觀念意識形態領域，要么被世俗化為日常生活，滲透到生活性的宗教、習俗、禮儀之中，或者作為意義隱含到物質性的工具之中，轉化為地方性的文化符號。古希臘、羅馬的悲喜劇的審美功能及經濟行為往往被盛大的宗教儀式和城邦制的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其文化和經濟的交往行為被確定在特定的時間和神廟、劇場及城邦的廣場、碼頭空間內，“在場性”限制了文化經濟的交換時間和空間。時間和空間的相對穩定，使得文化經濟的規模難以得到拓展。農耕文明的文化經濟則大多伴生于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內的農事生活之中。文化生活、文化經濟活動則大多發生在農閑時節以農產品、大牲口和農耕工具交換的鄉場和節慶活動中。云南西北部大理地區的三月街的演變，較為典型的體現了農耕文明中地方性文化經濟現象相互伴生的現象，在區域性的空間節點和耕作即將開始之際，以騾馬物資交易為主體的節慶活動中，周邊地區販賣騾馬和日常生產生活必需品的商販和客商云集在一起，形成地方盛大的物資騾馬交流活動，期間不乏地方性的文化事項，諸如民族舞蹈、歌會、賽馬等文化生活被融入其中。這些文化事項經濟功能，往往被大宗的騾馬物資交易所帶來的經濟交換所掩蓋。而事實是，三月街過程中民間藝人的表演、地方特色飲食、民族賽馬活動以及民間工藝品的銷售背后也有著潛在的文化消費和經濟交換行為。只不過時間與空間的相對恒定，使文化事項在獲得地方性的親近感和歸屬感的同時，也限制了文化交易的規模，規定了市場的有限性和交易時間的延續性。文化生產、文化生活、文化交流與文化交易更多地被限制于特定的時間空間里。時間與空間對文化經濟的影響更多是通過地方性生產、生活的規模和差異性得以體現。

　　這個時期考察時間空間與文化經濟的運行規律的重點不是時間空間變化對文化市場、文化產品生產組織方式的影響與作用，其研究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在相同與不同時間段上，特定空間（區域）內，空間的地理特征、空間范圍、社會組織結構、日常生活對文化經濟的影響與作用，特定空間（地域）內，不同時間段空間的變化對文化經濟的演進與變化所產生的影響與結果。在這個時期，空間在前工業文明時期文化經濟中的作用往往要大于時間。就其意義而言，從特定時間角度考察不同區域（空間）的文化經濟現象，其方法論是共時態的比較研究，重點在于研究空間對時間文化經濟的作用。考察時間軸上的特定空間文化經濟的演進，則是一種歷時態研究，基點在于關注時間空間與文化經濟活動關系的流變。

　　文化經濟與時間空間的現代延展

　　工業化和中產階級的出現是文化產業的兩個重要條件，缺一不可。工業化是文化產品的復制和規模化生產的前提，也是催生文化產品生產時間的縮短，獲取更大利潤空間的關鍵。解決了生計和溫飽問題，精神層面的意義消費則是文化產業得以發展的基礎，而文化產業得以迅速壯大則是全球化和現代科技支撐的結果，全球化帶來的是文化經濟活動空間的全球性拓展，意味著文化邊界的突破和國際性文化消費市場的構建，空間的拓展必定帶來文化經濟產業化、規模化的形成，空間對文化經濟的作用加大。現代信息技術使得文化傳播、接受和消費跨越時空，文化經濟的時間空間的現代性得以凸顯，對文化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作用。胡惠林教授通過壓縮和膨脹分析了時空文化經濟演化的動力機制，系統分析了自然生成、社會生成與空間生成三種時空文化經濟的表現形態，以及“時空交叉共存”、“實體虛擬互補”、“內外多元同構”等文化經濟形態呈現出的多元網狀結構，為時空文化經濟學四個研究向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撐。但是，全球化和現代科技信息技術帶來的時間空間的現代建構，不僅體現在簡單的文化生產空間的疊加共存、文化經濟的實體虛擬共生、文化經濟內外形態的同構上。面對諸如“蘋果”這樣融通信工具、多媒體、海量文化信息承載、影視音樂集成、游戲、文化消費平臺、文化娛樂消費于一體的現代“文化產品”，面對“iCloud”云端服務技術，時間空間經濟學也許還需要從更加寬闊的視野，關注時間空間現代流變與文化經濟的關系，確定時間空間經濟學研究的內容。

　　空間與時間的概念是人類觀察和記錄自身演進軌跡的坐標體系，是被社會建構起來的文化系統。一旦被社會所建構，空間與時間必然參與到社會再生產之中。在強大技術和利益追逐為目標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變革過程中，時間與空間也作為現代工業文明的資本要素，參與到社會化的再生產過程，對文化經濟的變革產生巨大的作用，推動了文化經濟的現代性建構。“每個社會形態都建構客觀的空間與時間概念，以符合物質與社會再生產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據這些概念來組織物質實踐。”[4]資本主義不斷追逐價值和剩余價值，在強大科技與生產力的作用下，時間與空間的裂變解構了前工業文明時期文化經濟與日常生活相對應的時間空間對應關系。時間與空間在文化經濟中的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時間與空間的特殊組合與呈現方式，將文化經濟從固有的經濟行為和日常生活中解放出來，潛在的文化經濟行為凸顯為相對獨立的新的產業形態。　　在工業化時期，文化生活被資本和技術綁架，物質產品規模化生產和大眾性文化消費的欲望被徹底釋放。這一切都伴隨著時空關系的激烈重組，空間障礙的進一步消除，以及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地理形勢的出現。這些事件，引發了強烈的時空壓縮的感受，影響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每個面向。[5]新技術和國際性市場的形成加速了社會變化與日常生活的節奏，地方性空間消逝，空間內碎片化，成為無處不在的市場。文化消費的欲望被不斷激發、放大，時尚風潮推動文化產品的批量化生產和文化審美趣味無節律的更迭、轉移。文化生活與文化產品生產的地域性和社會化小規模生產讓位給空間邊界結構形成的國際性市場和資本推動的大機器為支撐的社會化大規模生產。代替特定地域“空間”的“市場”和以“速度”為目的的“時間”成為推動文化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以資本推動的大機器生產方式，以及專業化的分工不斷提高生產效率，帶來大量剩余產品。只有通過“交通運輸網絡”的延伸，打破空間的限制，把剩余產品帶到更遠的陌生地方，與更多的不熟知的人進行交換，才有可能獲取更多的利益。這一點也體現了資本的本質——時間的等待，就是犧牲當前的消費來投資于長遠利益，也就是時間的“久等”。工業經濟的本質也就變成了遠行的經濟和久等的經濟，時間和空間都在不斷延伸、相互轉換，處在“必需遠行、必需久等”的生存狀態。在這樣的社會，信息的不對稱性凸顯出來，人們在經濟活動中必須支付額外的交易成本，市場的成交價格偏離了“均衡價格”，利潤與風險并存，社會出現等級分化。但此時，人們能夠消費的商品呈現出“多樣性”，差異消費能夠得到滿足。文化消費的在場性和異地性的空間疊加，文化的自地性生產和異地性消費的實現，生產環節空間的壓縮和時間的拓展，文化經濟的超額利潤出現能夠實現擴大再生產，社會在一個立體層面上呈現的是螺旋形的上升運動。城市化進程、生產工場與國際性市場的構建是這個時期考量文化經濟時間與空間的重要因素，也是使得該時期文化經濟迅速凸顯，推動文化產業規模化發展的主要因素。

　　以資本推動的大機器生產促進了經濟發展中的資源的集聚和生產的集聚，改變了農耕文明時期以生產生活為核心的區域性文化經濟的時間與空間。參照工業化標準，大規模復制和生產、儲存文化產品和提供文化服務促進了不同地域文化資源的異地性配置和生產與消費的集聚。城市作為文化經濟的中心，成為工業化時期新的生產、服務、流通和消費的新的空間，并且通過資源、生產和消費的空間聯接了不同的空間。空間的外延得到拓展，已經不再是與特定的民族、族群和地域對應的生產生活型空間，在城市這個新的空間里，資本、勞動、分配、資源集聚與生產性的配置，以及隱含在這些要素中的關系、話語是城市的核心。城市作為新的空間將不同的城市外的社區空間聯接在一起，將不同時間的文化生活壓縮和轉移到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之中。“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故事、一個反映人群關系的圖示、一個整體分散并存的空間、一個物質作用的領域、一個相關決策的系列或者一個充滿矛盾的領域。而這些暗喻包含有很多價值的內容：歷史延續、穩定的平衡、運行效率、有能力的決策和管理與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甚至政治的斗爭的過程。某些角色會從不同的角度成為這個運行過程的決定因素，如政治領導人、家庭和種族、主要投資者、交通技術人員、決策精英、革命階層等等。”[6]

　　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本質決定了文化生產與文化服務的效率，生產、分配、信息反饋、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和效率不斷提高，其背后是時間的壓縮和消費市場空間的不斷拓展。城市作為文化經濟支配性的中心與城市之外的社區、村寨存在著很強的等級關系。這些關系的特征是資本的中心化積累與城市之外的社區鄉村的分工問題。其結果是城市之外的區域成為原材料和勞動的供應區，城市則成為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的中心。作為文化經濟中心的城市空間具有集聚不同地域性、族群性空間的文化資源的功能，通過產品和服務將市場延伸到不同的地域性空間，使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從其他經濟形態中，從地域性的生產和生活中獨立出來，文化經濟規模化得以實現。這個時期，作為消費的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文化服務，如規模化生產的書報雜志與出版社、報社、期刊社、電影電視、廣播節目和電影廠、電視臺、廣播臺，各種表演娛樂性的產品和服務與劇場、專業性的劇團，藝術創意產品與藝術團體、學校，包括廣告創意、會展等都集中在城市這一新型的空間內。城市改變了以鄉村、社區為空間，融生產生活于一體的文化經濟行為。傳統的地域性文化經濟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雖然并沒有消逝，仍然執拗地延續，但其與地方性對應的時間，空間的碎片化特征，決定了文化經濟的主體只可能在新型的城市空間中出現。

　　城市作為新的空間，在眾多的功能中，最突出功能是集聚功能。城市是一個人口、資源、市場、資本、技術和消費的集聚空間。其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服務并不是整個城市來完成的，其最為重要的是城市中的文化空間——文化生產工場。文化生產工場是現代社會文化產品生產與服務的主要場域，包括出版社、廣播影視機構、演藝團體、創意機構、會展中心、文化廣場、劇場、音樂廳和各種文化商店、服務中介機構、服務平臺等。這些文化生產、服務、市場工場是城市中一個個獨立的文化空間，它們形成一個以城市為中心，聯接不同時間節點和地域空間的文化生產與服務體系。城市成為現代文化經濟的中心。城市空間通過文化資源的集聚與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服務實現了不同時間空間內文化資源的位移和壓縮。時間概念與空間效率在文化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被無限放大，在推動了文化經濟的發展的同時，也建構了時間與空間新的文化經濟關系，使文化產品獲得了價值。

　　資本的時間等待本質和工業化遠行的目標必然帶來市場的不斷拓展，這是驅動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是建構國際性的市場的內驅力。科學技術支撐的現代交通網絡、物流體系和不同疆土國家之間的商業與文化交流推動了國際性文化市場的構建，這是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在消費市場的國際性拓展進程中，時間空間關系前所未有的重組，深刻影響了社會文化經濟的發展。消費市場不僅將東西方聯接在一起，將生產消費型的城市空間與遠離中心城市的生活性鄉村社區聯接在一起，以產品和服務為紐帶，以時間的不斷加速和效率的提升為目標，空間障礙在不斷消除。隨著全球不同區域關系的越緊密，文化產品和文化消費以及貨幣流動越國際化，空間阻礙的解構就越徹底，文化產業發展空間也就越大。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的發展就是建立在國際性市場建構基礎上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的。在知識產權保護的護航下，國際性的文化壟斷集團，跨國公司在全球性的市場上運作，通過質量、效率、產品形式的多樣，品牌營銷、國際連鎖、現代服務平臺，引領時尚消費，不斷拓展和構建國際性的市場。全球性的文化企業、壟斷集團締造了世界性的文化空間，將時間空間壓縮到扁平的文化市場中，形成沒有“疆界的世界”文化經濟時空。在工業化時期，文化經濟活動的研究重點也許就在于在以城市、生產工場及國際性的市場建構過程中，文化經濟空間內不同時空文化資源的配置、創新重組和生產、分配與更迭的關系中時間的變化融合，以及其過程對文化經濟活動的影響問題。　　當然，在城市、生產工場以及國際性文化市場構建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文化霸權、文化殖民和對地方性、文化多樣性的關注。歷史與當下，地方和空間之間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緊張，在文化經濟的時間與空間問題背后，隱含著文化趨同、文化多樣性與文化尊重等一系列文化安全問題，這也成為時間空間經濟學不得不研究的衍生問題。

　　文化經濟與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

　　盡管有不少學者通過“形式/反形式、綜合/對立、在場/不在場、集中/彌散、敘事/反敘事、距離/參與、從屬關系/并列關系、創造/解構、等級制/混亂、設定/隨機”等若干相互對立的概念來試圖廓清現代與后現代的區別。[7]但是，現代與后現代在當下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經濟中實際上交替融合在一起，很難進行區別。不過是不同時間和空間里表現形式有所差異、有所凸顯而已。從時間空間角度看文化經濟演化的動力機制，全球化的空間拓展與現代信息技術所帶來的時間對空間的解構不僅是影響文化經濟演化動力機制的兩大決定性力量，并且時間與空間在文化經濟活動呈現出的復雜的裂變和重組深刻影響著文化產品的創意、生產、分配和消費接受，使文化經濟突破前工業和工業文明時期文化經濟活動的時空限制，走向新的社會化“泛生產”階段。

　　全球化隱含著世界文化標準化問題，而標準化的前提是在不同區域文化碰撞、交流的過程中，具有消費性的、拼貼和包含有不同時間、空間里文化意義的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產品的出現。在對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產品的追捧與認同過程中，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產品背后不同時間與空間的復雜裂變和疊加催生了文化產品的規模化生產與流通。“時空交叉共存”、“內外多元共購”以及區域性的文化消費時空疊加整合了不同時間空間的文化資源，轉化成為營銷到全世界的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產品。在其時空復雜的現代組合過程中，都市的文化創意集聚區、文化產業園區、地域性的文化消費空間也得以形成，推動了全球范圍內區域文化產業的發展。德國的魯爾區、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倫敦的藝術區、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麗江—大理的文化旅游空間都是在全球化帶來的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中快速形成的。更有意味的是，全球化在加速人際的全球流動，催生了包含了歷史時間意蘊、自然空間意義和特定民族、族群生產生活的區域性文化空間，在“他者”的異文化尋找中，整個文化空間與來自不同時間空間中的消費者共同完成了文化經濟的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將地方性的生存時空轉化成為被消費的對象，地方性的生活與區域性的文化經濟活動實現了同一。

　　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社會，使時間和空間的距離趨向為零值，經濟生活中的磨擦系數大幅度降低。同時，立體化的社會結構不斷扁平化，又呈現出農業文明中“無需遠行、無需久等”的生存狀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可以成為現實。在這樣的社會，信息的多寡已經不是問題，而如何在最短時間找出最有用的信息成為問題的關鍵。檢索信息的時間和空間成為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的標桿之一。現實的時空概念讓位給虛擬社會的時空，經濟中的一些規律也就無法用于現實。經濟學中著名的帕累托法則“二八定理”，指出了80%的銷售額由20%的優良顧客創造。傳統經濟學中，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尤其是溝通成本），為了獲得利潤的最大化，拋棄80%的普通顧客，而集中于20%優良顧客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但是，在零溝通成本的信息社會中，已經不需要拋棄任何顧客，網絡營銷的對象就是所有顧客。在亞馬遜網上書店，由于一年只能賣出幾本的非暢銷書的數量太多，以至于非暢銷書的總銷量竟然高于暢銷書。[8]也就是說，80%非暢銷書形成的“長尾”（總銷售額）完全可以超過20%暢銷書的總銷售額。長尾理論的出現，指出了商業和文化的未來不在于傳統需求曲線上代表“暢銷商品”的頭部，而是那條代表“冷門商品”的經常被人遺忘的長尾。同樣，大眾文化不再萬夫莫敵，小眾文化也將有越來越多的擁護者。[9]以超市、國際性會展占領中心城市，構建銷售網絡，尋找最大化的消費群體，拓展國際性市場，訴求文化產業批量化生產，追求最大利潤的同時，網絡以技術為支撐，在全球性的空間和難以定位的瞬間里，通過無數個體文化消費者的文化消費，獲得潛在的巨大利潤，在解構傳統戲劇、包括影視的在場性的文化消費和文化分配的同時，也解構了前工業和工業化時期的文化生產方式，顛覆了傳統經濟學的基本規律。

　　時間與空間的多元組合和復雜裂變使空間不斷被壓縮、膨脹和碎片化，空間趨于“消逝”；時間在速度和效率的壓迫下，不斷受到擠壓，也趨于“消逝”。日常生活完整性的解構和大眾文化消費的快速流變。“正在被創造”的電子文化空間，攜裹著資本的無盡活力，以一種“無地方特性”的圖像文化和虛擬的文化空間締造著新的文化經濟活動，不斷解構文化產品的生產與分配、流通。文化產品的生產組織從空間相對確定的“文化工場”、從創意產業園區和文化集聚區內開始轉向技術和網絡平臺，從規模化、行業化的生產轉向無處不在的以個體和小群體的生產組織方式。文化產品的非實體趨勢更加明顯，文化服務和文化市場的“在場性”不斷被解構。流媒體技術支撐下，通過無數個獨立空間，文化產品轉化為信息流不間斷地進行發布、傳播、接受與消費，真正對應了伯明翰學派文化產業具有“意義流動和資本流動”的觀點。在流媒體時代，“文化群落是固定、統一、有限定范圍的概念必須讓位于文化具有流動性、滲透性的意識”[10]。

　　當然，影響和制約時間空間與文化經濟關系的力量不僅僅是全球化和現代信息技術，來自于民族國家、區域集權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力量也在支配和影響著文化經濟的發展。在集權主義的驅動下，地方、國家、全球的關系既親密又緊張，在利益的驅動下，文化經濟活動的時間空間意識正不斷強化，時間和空間的現代流變使得地方、國家和全球化的文化經濟呈現多元的發展態勢。無論是歐美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的中國、印度等國家，文化消費方式、產業業態、文化產品、文化服務和文化生產方式都呈現出時間維度上的遞進、拼貼和空間意義上的多元混雜。文化經濟的空間與時間問題，實際上是區域文化經濟的現代性問題。在市場策略、現代科技信息技術、全球性的生存流動三大因素的作用下，單一的文化空間和線性的文化時間不再是完全由文化邊界和權力規制之下的單一性空間和線性文化時間的經濟架構。文化經濟學的空間與時間呈現出多元復雜的態勢，影響著區域文化資本、全球文化經濟的發展，不斷拓展著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空間與表現形態，豐富和引領區域經濟學的創新。

　　總之，當代區域文化經濟發展受到文化市場、產業發展資源配置的制約，也受到全球化時代現代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交流與貿易的各種因素的制約，更受到國家、地方權力及區域創新的制約。文化經濟的空間與時間經濟學實質上是區域經濟學在文化經濟的一種特殊反映。文化經濟的時間與空間性問題，其本質是作為文化符號承載的特定地域、民族、族群文化的空間與時間性問題。因此，對時間空間經濟學的研究不僅要從時間空間的現代性角度分析研究制約和影響文化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復雜的因素，也需要從更為宏觀的區域經濟學角度，借助區域經濟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尤其是資源配置、生產組織方式、市場空間、區域創新理論、產業集聚理論、政策選擇的理論，以及實證研究、模型研究的方法進行研究。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從文化經濟的時間空間的現代流變角度，以當下文化產業的實踐為主要研究對象，進一步分析時間空間經濟學的學科支撐理論，充實研究方法，構建學科研究內容，時間空間經濟學才能得以成立。畢竟，文化產業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是人類經濟活動最新的產業表現形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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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約翰·湯姆林森.全球化與文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3][4][5]大衛·哈維.時空之間-關于地理學想象的反思.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377,377,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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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轉引自戴維·莫利.認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與文化邊界.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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