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味”藝術的美學作用

時間：2022-10-06 16:15:01 文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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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口味”藝術的美學作用

　　“重口味”藝術的美學作用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

“重口味”藝術的美學作用

　　摘要：一部經過導演精心制作的電影，他的可闡釋維度絕對不可能僅僅停留在帶給觀眾以挑戰心理接受能力的作用層面上，它應該具有電影在本身存在上的內涵與價值。

　　在這里，本文主要是以“重口味”的電影作為例子來加以闡述的，因為，電影是我們經常接觸的藝術門類，“重口味”感覺也只有在聲畫結合的媒介配合下才能顯得更為真實、飽滿、震撼。

　　關鍵詞：“重口味”藝術;價值判斷;審美作用

　　在我們的藝術視域內，除了能帶給我們寧靜、崇高、和諧、溫馨、悲壯、感動的審美體驗的藝術類型之外，還存在著一種挑戰我們人類視知覺極限的藝術類型的存在。

　　比如說，像日本導演北野武與三島崇史所拍的某些電影，則帶有一種為挑戰我們的心理極限與視覺接受能力的目的而有意拍攝的作品。

　　還有像羅丹的一座雕像作品，叫《丑之美》，在表現題材與藝術手法上充滿了恐怖與死亡的氣息，它帶給我們不是像一般作用上的不安與緊張，而是超出了一般人的忍受范圍的藝術作品。

　　當然，這種作品有著一定的群眾基礎，不過，還是小范圍的。

　　習慣上講的話，我們把它稱之為“重口味”的藝術。

　　這樣的電影或繪畫之所以出現在我們的藝術視野與生活視野當中，說明它是有存到道理的。

　　正如像一般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重口味”的電影可以在某些時候，再次激活我們那已經被平淡無奇的現實所麻木的心靈，生活之中至少還能帶來點額外的刺激。

　　否則的話，平靜平庸的生活真的是乏味無趣了。

　　這樣的看法，有他的道理。

　　不過在這里所要討論的層面，并不是從個人為排除生活的麻木感覺或尋找額外刺激的實用性角度來分析“重口味”藝術存在的緣由的。

　　因為，除了它帶給我們刺激性的場面與感受之外，它應該有著更為深層的人文與美學作用。

　　所以，一部經過導演精心制作的電影，他的可闡釋維度絕對不可能僅僅停留在帶給觀眾以挑戰心理接受能力的作用層面上，它應該具有電影在本身存在上的內涵與價值。

　　在談電影之前，有必要引入進一個詩人，這個詩人叫波德萊爾，他是現代主義的創始人，著名的作品是我們熟知的《惡之花》，為什么要提及他呢?因為，在他的詩歌中就充滿了許多，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重口味”的形容與描述。

　　這本詩集里收錄了名曰《腐尸》的一首短詩。

　　在這首詩歌當中，存在著一些挑戰我們的審美限界的詞匯與語句。

　　像“她懶洋洋地，恬不知恥地敞開那臭氣熏天的肚子。”還有“腐朽的肚子上蒼蠅嗡嗡聚集，黑壓壓一大群蛆蟲爬出來，好像一股粘稠的液體，順著活的皮囊流動。”這是對詩歌藝術的一種挑戰，因為，詩歌，從某種程度上講，是同類所有藝術的典型代表。

　　這不僅源于它的藝術形式上的純粹與自由，而且要源于它所表達的人類精神作用層面上。

　　詩歌一直是充當著表達真理最原初的語言方式的地位來樹立自己的藝術地位的。

　　當詩歌到了波德萊爾是筆下卻走向了它從前那種純潔、雅致、空靈、優美等美好形象的反面，這個時候，如果按照傳統的美學意識與審美理念來定位《惡之花》的價值與作用的時候，就顯得有點力不從心了。

　　因為，直觀的去閱讀、體驗的話，的確沒有對我們的心靈起到什么審美凈化作用，更不用說，帶給我們精神上的啟迪與引導了。

　　這也是為什么一開始，不被詩歌界所接受，被政府所查禁的理由所在。

　　雖然，后來，波德萊爾與他的《惡之花》在詩歌藝術與現代藝術的歷史上的地位逐漸的被我們發現、發掘。

　　但是，它的作用到底在哪里呢?莫非就像羅丹的那尊丑陋、干枯、扭曲、可憐的老妓汝一樣，給我們的作用，是通過扭曲變形、丑陋厭惡的手段來喚醒我們對“美”的意識?如果單純的用這種大而無當的話，去解釋此類帶有“重口味”色彩的藝術的話，那么，未免顯得單薄而蒼白。

　　我認為，這只講對了一半。

　　這一半是屬于藝術家的，那么，另一半，則在我們接受者的心靈之中。

　　當藝術家試圖用一種爆裂而極端的方式在向我們表達對人性、對現實、對時代、對社會的控訴的時候，倘若我們已經對這樣的藝術場面習以為常了，或者認為這就是理所當然的時候，這不僅意味著我們的心靈對這樣的刺激感麻木不仁了，而且意味著我們對現實中的丑惡與不公習以為常了。

　　假如，我們對波德萊爾的詩歌《腐蝕》中描寫的場面不再感到惡心的時候，不正是我們對丑惡與腐朽的認同嗎?當我們對本來極端丑惡的事物失去感覺的時候，也就意味著我們已經適應了在這種環境下的生活狀態了嗎?這不就是象征著我們的現實環境嗎，當我們對現實中那些庸俗、落后、邪惡、骯臟的事情習以為常的時候，當我面對現實中這樣的場面時就無動于衷了。

　　或者說已經喪失了基本的審美感覺了。

　　就像，戰亂饑荒的年代一樣，當人們對周圍餓死的人，以及人吃人的現象感到正常的時候，說明人已經淪為這場災難的受害者了，當人處在受害者當中的時候，人是不會對這種殘忍、荒涼的局面感到半點驚奇的。

　　只有人們在和平年代，審視這樣的場面是才會感到強烈的厭惡與恐懼。

　　也就是說，倘若人的心靈已經麻木、骯臟、血腥、暴力不堪的話，那么再殘酷、惡心、恐懼的藝術表現都不會引起人對“善良”、“正義”、“自由”、“幸福”、“和諧”、“美好”的追求與向往的。

　　一部帶有“重口味”色彩的電影，如果他的立意不是流于膚淺與庸俗的話，那么，盡管在場面上帶有一定的殘暴與血腥，歸根到底它是不會脫離藝術的原則去行事的。

　　唯一變化的就是，藝術形式的變化，表現手段的翻新，“重口味”實際上就像二十世紀初期的抽象畫派一樣，變得只是體現在藝術的視覺作用上，從藝術的本質特性來講的話，并沒有多大的轉變。

　　只不過是在向我們傳達價值判斷的手法上走到了傳統藝術的反面。

　　如果說，傳統的藝術在傳達“美”的價值取向的時候，是以一種超越于現實的“美化”方式來表現的，也就是以“美”說“美”。

　　到了現代社會階段，藝術家采用的手法發生了變化，他們是用夸張現實的丑陋邪惡與血腥暴力的手段來突出美好的。

　　也就是以“丑”襯“美”，這只是我們思維方式中的一種逆向思維而已，或者叫做“反證法”。

　　無論是采用哪一種策略，目的地并沒有發生位移。

　　如果知曉這個道理的話，也就不再對某些真正的藝術家，只是在藝術手法上超越于傳統接受范式的不同來加以不公正的對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