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多麗絲·萊辛的《１９號房間》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了，很多大學生都無從下筆，在這里小編直接送上英美文學畢業論文一篇，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論文關鍵詞：萊辛　《十九號房間》　心理分析

　　論文摘要：本文試圖結合敘事學理論，通過翔實的例子，分析《十九號房》中敘述者的類型及其視角，指出盡管《十九號房》中的敘述聲音來自外部的敘述者，但他堅持采用第三人稱內視角以有效增加懸念，調節敘事距離，增強對人物的同情。

　　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 1919~ )于1962年發表了《19號房間》 (To Room Nineteen)。后被收錄在美國出版的萊辛短篇小說選《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在這篇小說中她用了心理分析的細膩手法表達了蘇珊這位知識女性的生活困境，使讀者感受到強烈的感染，也反映出現代的知識女性的生活困境。它從婚姻、家庭這個側面反映了英國的社會現實, 揭示了一塌以男子為中心的西方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悲劇。作者精心塑造了女主人公蘇珊的悲劇形象。蘇珊與丈夫馬修的婚姻是建立在理智選擇的基礎上的, 也就是說彼此不是一見鐘情而相愛的。婚前, 蘇珊是個商業廣告的設計師, 而“ 為了馬修、孩子、花園環繞的房子, 蘇珊變得通情達理、講求實際了” 。她不得不辭去工作, 全力以赴地服伺教育兩雙子女。由于兩人的知書達理又富有責任感, “ 家庭內部的風風雨雨得到了妥善解決” , 日子過得“ 稱心如意” 。可是, 到了最小的孿生兄妹“ 離手” 上學的時候, 她“ 陷入了兩種相互矛盾的思想感情之中”。萊辛的短篇小說不僅成功地繼承和發展了契訶夫的風格,而且有一些新的推進。盡管萊辛的作品總體上屬于寫實性,但在各種文化和各種文學流派交融、疊生的現代大都市的倫敦,她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許多現代派的小說技巧。例如,不再過分追求表現外部世界,不講究故事精彩和結構的嚴密,而是注重時空關系的變化及心理表現,竭力捕捉人的心理奧秘等。在選入《諾頓婦女文學讀本》(1963)的短篇小說《19號房間》里,這個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女主人公蘇珊婚前是廣告畫畫家,為了丈夫和孩子辭去工作,成為專職的妻子和母親。表面上,她生活條件好,婚姻美滿,丈夫收入高,孩子也健康。但這一切并不能讓中產階級的她擺脫現代生活中所感到的窘迫和壓抑。在花園和整個房子給她帶來越來越大的壓迫感后,蘇珊終于選擇了一間又舊又臟的旅館19號房間——這一特殊的都市空間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蘇珊從一個空間到另一個空間的轉移,是對現實一次又一次的逃避。在細膩的心理描寫中,讓讀者有一種不安的緊張感,它表達著一種潛藏在人生中的冷酷和蘇珊最后的宿命。當孩子們上學時, “ 她內心充滿了驚異和難言的苦悶” , 而假期來臨時, 她“ 又為自己不能獨自生活而感到郁悶” , 痛感“ 失去了自由, 身不由己” , 既使是退避到“ 媽媽的房間” , 也不能使她清靜片刻。她希冀安寧和自由, 而此時“ 狂熱和歡娛已和她無緣, 因為四個孩子和偌大的房子都要讓她操心”,“風流瀟灑” 只能屬于馬修了, 她事賣上變得象一名“囚犯”一樣。馬修整天忙于工作, 無暇他顧, 蘇珊無從得到他的理解, 連“ 真正的恐懼” 也無法告訴他, 因為從他的臉上她看到了自己所一直所懼怕的,來自一個陌生人的“ 疑惑、不信任、還有恐懼”。她感到婚姻、家庭成了自由的羈絆。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一種社會生活組織形式, 人們希望它成為庇護所、幸福的溫床, 因為人是需要有精神上的寄托、感情五的滿足和心態上的平衡的。而蘇珊和馬修的家庭出現了危機, 昔日的恩愛夫妻生活“早已不復存在” , 馬修則成了個“ 十足的陌生人” 。于是, 位于倫敦的破舊、污穢的弗雷德旅館的“ 十九號房間”竟成了蘇珊向往的世外桃源。她乘地鐵按時去哪里, 從上午點坐到下午點。只有在“ 十九號房間” , 她才感到“ 無拘無束, 自由自在” , 在這里她才徹底得到解脫, “ 與世隔絕, 孑然一人, 她沒有過去, 將來也不屬于她” , 她可以盡情地孤芳自賞現在的“ 我” 。她號下了這個房間, 非它莫屬。蘇珊的反常行為引起了馬修的注意和反感, 他竟然雇了名演探調查此事, 從此, “ 昔日的安寧已一去不復返了” 。她想回到家里重溫舊日的夢, 豈不知她在家中的主坤施位已隨之被人取代, 孩子們與叫索菲婭的那位寄宿并為操持家務的女孩打得火熱, 她竟成了個局外人。面對已離心離德的馬修的詢問, 她無奈謊稱與一位胡謅出的出版商邁克爾私通, 這時馬修也坦率地告訴她,他也另有所愛了, 蘇珊向往自由的權利被剝奪了, 最后的一線希望也破滅了。絕望之下她走進了曾陪伴自己一年之久的最后歸宿—十九號房間, 封閉了門窗, 擰開了煤氣爐的開關, 第一次躺到硬梆梆的床上, “留神地傾聽著煤氣發出的微弱的‘嘶嘶’聲, 不知不覺地向著天國之門飄飛過去” ,女主人公蘇珊夢想擺脫家庭的束縛, 追求精神上的獨立和自由, 尋求“ 自我” 意識的實現, 終究未能逃脫社會環境的制約, 并被手創的家庭所拋棄。在這篇小說中, 萊辛在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中獨辟蹊徑, 以大量的筆墨觸及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矛盾沖突, 再次探索了婦女問題這一主題。在她看來, 雖然現代生活表面上給了婦女以自由和平等, 卻沒有能使婦女享受應得權利的社會基礎, 婦女的才能和本性仍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受到壓抑。作者本人就是一位不屈不撓地主張社會正義, 致力于婦女解放的進步作家, 是西方文化中婦女解放運動的積極倡導和參加者。因此, 在她的筆下不乏那些爭取獨立和自身解放的婦女的形象。與她同時代的女作家相比, 萊辛的作品也更富于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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