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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王守仁“知行合一”論
摘要：“知行合一”是王明心學的主要觀點。本文把知行合一論問題放在整個宋明理學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并結合王明致良知學說來探討知行問題，同時揭示出知行合一論對于朱熹理學的修正。
論文關鍵詞：王明,知行合一,致良知
王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公元1529年)，謚文成，浙江余姚人。他是繼朱熹之后，宋明理學又一影響深遠的思想巨匠。王明的學問宗旨是“致良知”，其學問的主要特色即體現為知行合一。
在中國哲學的語境中，知一般被認為是道德知識，行則是道德踐履，是以知行問題是綰結著道德來論及的。最早論及知行問題應為《尚書》：“非知之艱，惟行之艱”。朱熹在其哲學體系中大量討論知行問題，此問題遂成為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大體上來說，朱熹是從兩個方面來論述知行的，即先后與輕重：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廢�！ぁぁぁぁぁさ灰窒群筝p重，論先后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朱熹講知先行后，是就道德上來說，即致知與力行的先后關系，他認為一個人首先應該知曉道德原則，才能夠在行為上合乎道德原則，踐履道德行為，成為道德的人。這是就先后來說，落實在行上，則有輕重之分，只有真正去踐履孝弟的人才能稱得上是他是孝弟的�？陀^地來說，朱熹的知行觀是圓融周備的，他既看到了主體認知與力行方面的內在關系，又從效果方面揭示出力行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朱熹的學說蘊含著二元的機制，其后學在申說朱學宗旨時，往往偏重某一方面，而忽視另一方面，難免造成支離的弊病。隨著朱子學成為官方哲學，并逐漸當成士人獲取功名的敲門磚，該學說本身內蘊的批判精神與開放精神日益消失殆盡。再加上明代商品經濟發展，功利主義漸成泛濫之勢，整個社會出現士風不競、道德淪喪的局面。王明知行合一之論正是切中時弊，充分揭示了當時士人知與行割裂的狀況，以期從根本上糾正當時的學風士風。知行合一是陽明龍場悟道之后，提出的第一個命題。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明于貴州龍場驛悟得圣人之道，次年，陽明于貴陽始論知行合一之旨。知行合一之論提出來之后，引起了當時思想界的震動，但這一觀點是陽明一生堅持的觀點，即便在他提出致良知之后，他還多次重申這一觀點。
王明的知行觀首先針對的是光知曉道德原則，比如孝弟，卻不行孝弟的人，陽明說：
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ぁぁぁぁぁぞ腿绶Q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
這里所說的知行本體，是指知已邏輯地包含了必能行，說行即邏輯地內蘊了知。正如說一個人知孝弟，是說此人已行了孝弟的事，而不是指該人只知說些孝弟的話;換言之，說一個人行了孝弟，則此人必然心中了然孝弟了。這便是知行的本體。依陽明之意，主體所本有的道德本心(按，江右之后即所謂“良知”)本身便是道德原則的制定者，如此便先天地知曉道德原則，然此心不是“一團血肉”，它是主體發到道德行為的源動力，道德本心內蘊著一種不容自已的力量驅動著主體去踐履道德行為，故曰“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秱髁曚洝酚州d：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毕壬唬骸按藚s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是批評那種“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的主張，依陽明看來，沒有脫離行的獨立的知的功夫，也沒有脫離知的獨立的行的功夫。知行在陽明心學的語境中，應當是同一行為的兩個方面：就知而言，知為行提供指導，知始終灌注于行之中，尤其是道德行為中，良知至始至終都是一條鞭地下貫于其中，始終為主體的行為作價值的領航;就行而言，行是知的實踐，即行是從具體事為上來落實知，另，知本身亦須通過行才能稱得上是“真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知行其實主體行為之一體兩面任何人、任何行為想知行不合一是決不可能的。陽明在論述知行合一之時，還從動態的角度來展開，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換言之， “知”有行的因素，“行”有“知”的因素，兩個范疇的規定是互相包含的，知行是合一的。
江右以后，陽明揭“致良知”宗旨，致良知三字亦把知行融攝進去。傳統上一般認為，良知屬知，致良知屬行，明末大儒劉宗周有云：“良知為知，見知不囿于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于方隅，即知即行。”致良知便是把主體本有之良知推致并擴充至極，推致便是依循良知本體來踐行道德，良知便是陽明的立言宗旨，在良知的判斷下，善念惡念了然于心中，《傳習錄》下載：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是則還它是，非則還它非，良知是主體自家的準則，依循著這一準則實實落落地去做便可，這便是知行合一。擴充至極便是把良知充塞于主體構建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天德流行之圓善境界。致良知的精義始終在于踐行。相對于知行合一來說，“致良知”三字收攝了本體和功夫兩方面，既點出了學問的頭腦-----良知，又重視道德的踐履----致良知，這是從一個更完善更高的層面來揭示說明知行合一。
王明提出知行合一當然有批判朱熹“知先行后”之說，但筆者認為，我們在考察朱熹與王明二人的知行觀時，應當認識到朱熹是從經驗認知層面來說先后的，王明是在倫理道德的純粹性這一點來說知行合一的。我們只能客觀的說，朱熹知先行后說確實有造成分裂知行的可能，但絕不意味著朱熹本人就贊同知行完全為二。更為重要的是，王明“知行合一”之論針對是當時許多人只曉得說些孝弟的話，而不知切實地去做孝弟的事，或者把知行分做兩件，要么造成不能精察明覺，陷于冥行，要么不能真切篤實，陷于妄想，為此，陽明引用《論語》中的話來說明知行合一之理：“‘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是一個工夫”，是以“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從這個角度來考察王明“知行合一”說之時，亦可見其今日之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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