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銀行績效研究

　　摘 要：次貸危機的引爆充分暴露了杠桿比率過高的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對資本充足監管有效性的分析也顯得更加重要。目前,我國銀行資本充足水平達標并不是來自外部資本市場和銀行績效的提升,而是監管上級的壓力。在對我國14家上市銀行2005―2009年的混合數據回歸分析后發現,和國際著名的銀行不同,我國上市銀行資本充足監管有效性并不明顯。目前,要提高資本充足監管的有效性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資本充足率;銀行績效;有效性

　　1 引 言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讓金融監管和創新的關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的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網絡科技泡沫后,金融創新以及金融監管的過度放松和落后演化為巨大的金融風險。一旦這種風險釋放,可能導致更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即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的損失。從中國的情況看,情況比較特殊。《華爾街日報》、《經濟學家》、《巴倫周刊》等主流媒體均指出,中國金融部門的開放性和創新性不足是中國躲過這場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危機過后,資本充足監管的戰略意義再次凸顯,對我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監管的有效性也更具有現實意義。

　　2 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率現狀

　　目前,由于我國銀行業的快速發展只有最近30年,許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仍未達標,銀行業資本充足監管層次相對較低,銀行的資本充足監管很大程度上是資本充足水平的管理,對許多銀行而言,資本充足率達標僅僅是因為監管的壓力,而不是資本市場的壓力,更不是銀行績效提升的前提。

　　按照銀監會2004年2月頒布《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條例》的規定,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計算公式為：

　　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附屬資本-扣除項)/(風險加權資產+12.5倍的市場風險與操作風險所需資本)

　　根據規定,商業銀行的資本應當包括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個方面。核心資本包括實收資本或普通股、資本公積、盈余公積、未分配利潤和少數股權;附屬資本包括重估儲備、一般準備、優先股、可轉換債券和長期次級債務。但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應當剔除扣減項。在核心資本中,除了增加了少數股權外,還將上年的未分配利潤計入核心資本。在附屬資本中,除了保留根據全部貸款余額的一定比例計提、用于彌補尚未識別的可能性損失的一般準備外,用于彌補風險分類后每筆貸款損失程度的專項準備和其他準備則被剔除。

　　從1998年開始,為了補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國家通過財政注資、剝離不良資產、留存利潤轉增資本、稅收返還和準許發行次級債等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使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有了一定提高。2004年3月1日正式實施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規定,2007年1月1日為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最后達標期限(資本充足率達到8%),在過渡期內,未達標的商業銀行要制定切實可行的資本補充計劃。截至2008年6月末,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達標的銀行只有175家,比年初增加14家;達標銀行資產占商業銀行總資產的84.2%。

　　相對而言,上市銀行由于上市融資以及戰略投資者,資本充足率水平相對較高。由表1可知,對2005―2009年上市銀行年報數據研究發現,我國上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CAR)變化幅度較大,深發展資本充足率最低,2005年和2006年分別僅3.7%和3.71%,而中信銀行則由于2007年上市的原因,資本充足率大幅增長,從8.11%增長到15.27%,遠高于上市銀行12.2%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巴塞爾協議》中資本充足率8%的規定。從13家銀行這幾年的數據對比發現,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呈逐年上升趨勢,13家上市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從10.4%上升到14.1%,已超過世界十大銀行的平均水平。同時也發現,由于2008年年底次貸危機影響,2009年上半年,隨著我國銀行信貸規模的激增,各銀行都出現了因大量放貸造成的資本充足率大幅下滑的情況。

　　3 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銀行績效的實證研究

　　3.1 模型設計

　　3.1.1 樣本選取

　　本文的研究樣本數據采用2005―2009年我國主要商業銀行的橫截面數據(此數據為合成數據,即時序與截面混合數據),包括我國13家上市商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信銀行、華夏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恒豐銀行。中國農業銀行及廣東發展銀行的數據可獲得性較差,故未納入本文的研究樣本中。數據均來源于各銀行公布的年報。數據處理及分析采用SPSS11.5軟件。

　　3.1.2 變量定義

　　本文用資本充足率(CAR)作為被解釋變量,該指標綜合反映銀行風險水平和資本結構。另外選取以下指標：總資產收益率(ROA)、凈資產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作為解釋變量,這三個指標均一定程度上代表銀行的贏利能力。這三個指標的提高則商業銀行的利潤增加,從而有助于提高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性,故它們與資本充足率之間應該存在正相關關系。另外引入代表商業銀行流動性的存貸比和代表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的不良貸款率(PBL)。存貸比反映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也能體現銀行的擴張速度,銀行的存貸比越高,風險加權資產越多,與資本充足率應是負相關關系;不良貸款率是不良貸款在總貸款中所占的比例,它與資本充足率之間應該呈負相關關系。變量定義具體見表2。

　　3.1.3 模型設定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用總資產收益率、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存貸比率和不良貸款率作為解釋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資本充足率與銀行績效的關系。模型如下：

　　CARi=β1ROAi+β2ROEi+β3EPSi+β4LDRi+β5PBLi+μi

　　3.2 實證分析結果

　　3.2.1 檢驗分析

　　從表3中的數據可以看出模型擬合度高,多重相關系數(R)=0.823,多重測定系數(R Square)=0.678,調整系數(Adjusted R Square)=0.648。說明模型對資本充足率變化的描述效果較好,資本充足率的真實值距離擬合值較近。

　　3.2.3 回歸結果與分析

　　從表5中的數據可以看出,資本充足率每提高1%,總資產收益率提高5.782%,而凈資產收益率下降0.186%,每股收益下降0.355%,其中總資產收益率和資本充足率表現出了顯著的正相關性,而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與資本充足率則表現了較弱的負相關性。這意味著,資本充足率對銀行績效的影響看似矛盾的結果表明資本充足率高低和銀行收益并不存在明確的正向或負向關系。和國際著名的銀行不同,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監管的有效性并不顯著,這是我國銀行資本充足監管有效性特有的“悖論”。

　　在銀行資產質量與流動性方面,選取的兩個財務指標不良貸款率和存貸比率都和資本充足率呈現出負相關關系。

　　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與銀行績效水平并沒有顯著的正相關性,說明資本充足率要求對我國商業銀行而言,僅僅起到了一個監管的作用,而沒有起到重要的抵御風險的作用。在理論上,資本充足率體現了商業銀行的抗風險能力,會對社會公眾起到一個信號傳遞的作用,但我國政府對商業銀行進行的隱性擔保使這個信號失去了作用,在有了政府作為擔保人的前提下,居民的存款對商業銀行來說一樣可以當做資本來使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日趨完善以及監管的日趨規范和嚴格,資本充足率已成為商業銀行必須達到的一項硬性指標,在我國商業銀行中的作用將會日益顯著。

　　4 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有效性不足的可能原因

　　4.1 銀行的壟斷競爭的行業特征可能降低資本充足監管的有效性

　　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盡管國有商業銀行絕對壟斷的地位已經被打破,市場份額有所降低,但銀行業的準入門檻仍然十分高,民營銀行數量和規模均不盡如人意,銀行業的可競爭性特征并不明顯。競爭性不足使得我國銀行的績效可能更多的來自壟斷競爭的行業性特征而不是資本充足監管水平的提高。

　　4.2 政府對銀行的隱性擔保使得銀行的資本充足監管的重要性下降

　　根據“最終控制人”(the principle of ultimate ownership)理論。我國上市銀行均是政府控股的,這些銀行的資本中必然包含國家信用的非賬面無形資本,因此沒有必要保持較高的資本充足率,而是更多地肩負著政府調控經濟的職責。因此,當政府的政策傾向于扶持銀行業且政府將會為銀行業可能面臨的風險和損失“背書”時,即銀行經營可能出現“利潤銀行化,風險社會化”,這可能帶來商業銀行本身的機會主義行為。

　　4.3 不完善的制度環境

　　Shleifer(2005)指出,監管的效果與制度環境有關,發達國家的制度更好,故監管的效果也更好;而發展中國家的監管往往伴隨著低效、腐化。從現實看,我國的銀行業發展也的確面臨監管的尷尬困境：全球化下我國孱弱的銀行業需要資本充足監管,但經驗不足和制度環境的不成熟可能導致資本充足監管形同虛設。所以,作為一個轉軌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資本充足監管有效性得以發揮的前提可能是完善政府的質量,以及健全的市場環境。

　　4.4 資本充足監管體系被膚淺地理解為資本充足率達標

　　我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往往流于形式：2005年銀行大規模上市前,國內銀行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水平卻呈現出明顯的偏低狀況;近年來,銀行通過上市或引進戰略投資者,資本充足率得到了較大的提高,但銀行的績效和資本充足監管仍然沒有太強烈的關系。我國許多銀行普遍將資本充足監管僅僅理解為資本充足率數量上的達標,并未以此為核心建立一套完整的能促進銀行經營績效和穩定性的資本充足監管體系。

　　5 加強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的關鍵措施

　　資本充足率監管的失效反映出我國銀行業的尷尬困境：正如我國銀行業能夠抵御次貸危機的侵襲的原因是非市場化的因素一樣,資本充足率監管失效也反映了我國銀行業發展中存在著一系列弊端。

　　我國是《巴塞爾協議》的簽約國,如不積極健全我國資本充足監管,勢必直接影響到國有商業銀行的信用等級評估以及我國銀行經營的國際化。次貸危機的爆發使得資本充足監管在《巴塞爾協議》中的核心地位越來越被包括歐洲、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體所接受,作為一個正逐漸融入全球經濟且正在成為全球經濟重要力量的中國銀行業,資本充足監管的正常化以及制度化才是正確的選擇。因此,加強我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監管的關鍵措施如下：

　　5.1 積極完善市場約束功能

　　資本充足監管為“舶來品”,是發達市場國家為解決快速發展銀行業制定的,其前提是有著完善的市場約束功能。完善資本市場約束功能：一是加強銀行的信用評級。二是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目前,銀行交易主體對利率的定價權很大程度上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三是盡快建立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在標志政府對銀行運營出現破產所進行的擔保將會消失的同時,也說明銀行運營主體相關責任逐漸增強。

　　5.2 完善我國銀行業的公司治理結構

　　我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監管有效性不足的重要原因是銀行與政府的復雜關系導致的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我國銀行業應建立多元化的股權結構機制以及決策制衡機制;積極推動有實力的銀行在境內外上市,克服國有商業銀行委托代理鏈條中的缺陷,完善市場用腳投票和用手投票的監督機制;建立和完善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在內的公司治理架構;建立以業績為導向的激勵約束機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銀行風險經營中的決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增強股東信息的透明度,加大對銀行控股股東的監督,有效控制關聯交易,抑制銀行的機會主義行為;形成銀行提高資本的內在激勵和降低風險的約束機制,促使商業銀行建立以資本約束為核心的業務增長模式和資源配置方式,實現安全性、流動性和營利性的協調統一,促進銀行體系穩定發展。

　　5.3 健全銀行業所處的市場環境

　　資本充足監管的有效性必須依賴一個健康有效的市場環境,如完善的市場競爭環境和宏觀制度環境。為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監管的有效性,進一步加大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力度,完善市場資源配置功能,規范政府的職能范圍,打造規范、清晰的政府銀行關系,謹防資本充足監管的“制度性陷阱”;同時,應放松銀行業的進入管制及壁壘,強化銀行的市場競爭,使得廣大金融機構能在同等的條件下公平競爭。打造一個“可競爭性”的銀行市場,確保銀行處于一個正常的市場競爭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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