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論唐代駙馬選尚標準的轉變與政治局勢的互動關系論文
一、引言
據《新唐書·諸帝公主傳》、《唐會要·公主門》的記載統計可知，有唐一代，凡近三百年，共有公主212人，在這212位公主中，除去無史料可供考證者34人、出俗入道者15人和未及婚嫁及早薨者28人外，共有135位公主出降，涉及161位駙馬共165樁婚姻，這是由于在135位出降公主中有22位公主曾經二嫁，4位公主3嫁，而且在161位駙馬中有3位駙馬曾經二尚公主之故(裴巽、楊錡、于琮)。
唐朝前期(高祖武德元年～玄宗天寶末年)共有公主93位，出降79人;唐朝中期(肅宗至德元年～憲宗元和末年)共有公主65位，出降44人;唐朝后期(穆宗長慶元年以降)共有公主54人，出降12人，筆者擬以這三個時期唐公主的駙馬為研究對象來探討唐代駙馬選尚標準的轉變與政治局勢之間的互動關系。
二、唐代駙馬甄選的特點
公主雖然貴為龍女，享受常人眼里無上的尊榮，但背后往往有不為人知的辛酸。這些公主們自己的婚姻大事從來不容她們置喙，她們更像是擺在棋盤上的棋子，被政治這只大手控制與擺弄著。在駙馬的選擇上雖然門第、族望乃至人品才貌都可能會作為參考，但那也只是在滿足了政治需要后的附加值罷了。至于少有的幾位公主與夫婿的關系琴瑟和調，也不過是比其他人幸運些而已。
由于公主的婚配、駙馬的挑選等都出于政治形勢的需要，因而考察膺選駙馬標準的變化也可映射出唐王室的國運興衰，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一)唐朝前期駙馬選尚特點
這一時期駙馬選尚特點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即“王妃、主婿皆取當世勛貴名臣之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勛，軍功卓著者;貴，家世顯貴者;名臣，元謀功臣者。
據史料考證，武德元年至貞觀末年兩朝31年中岀降的37位公主有近10人因家世顯赫而得尚公主，如高祖女高密公主再嫁于隋兵部尚書段文振子段綸、南昌公主下降于關中郡姓武功蘇氏之后蘇勖、太宗女安康公主下降獨孤諶，其高祖獨孤信為北魏八柱國之一等。而其余公主除了高祖女襄陽、高密、房陵，太宗女遂安、新興、新城幾位公主下降太穆皇后竇氏和太宗長孫皇后族人外，幾乎全部進入勛貴名臣之家，如薛萬徹本人因戰功累累而降丹陽公主、清河公主嫁給與其父一同打天下的功臣寧遠將軍程知節(程咬金)子程處亮，而因父輩在朝為相而得尚公主者更多，如封道言、蕭銳、王敬直等人。
此后的高宗、中宗、睿宗、武周、玄宗幾朝，除了沿襲繼續與功臣勛貴、關隴舊族聯姻的傳統外，與后妃外戚親族之間的聯姻較前期日益增多也是一大特點，但這一時期與竇氏、長孫氏的聯姻逐漸減少直至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與高宗皇后武氏、中宗皇后韋氏以及武則天的母族楊氏為對象的新的婚姻集團。這一時期有太平等4位公主岀降武氏族人，涉及6位武姓駙馬;韋氏也有韋捷等三人尚主。依陳寅恪先生之見，這就是致力于通過構建以“李武韋楊”為中心的婚姻集團來達到鞏固“李武韋楊”政治集團的目的。
(二)唐朝中期駙馬選尚特點
這一時期唐王朝經歷安史之亂，政局動蕩較大，因此駙馬的甄選除了仍與外戚親族和關隴舊族聯姻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
1.真公主開始和蕃。和親一事，自古而然。在唐朝前期，縱使和親，也大多是宗室、功臣之女，但自肅宗李亨將幼女寧國公主下降回紇英武威遠可汗始，唐王室共有3位真公主和蕃，分別是德宗女咸安下降回紇武義成功可汗，憲宗女下嫁回鶻崇德可汗。在此之前仍有永安公主許嫁回鶻保義可汗，適逢可汗歿，因而未果，永安公主后于大和中為道。如果將這次未成功的和親也算在內的話，那么唐實際上有4位真正的公主和親。唐的衰微，由此可見。
2.于“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選婿。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對立且無力轄制，只能采用與藩鎮子弟聯姻的方式妥協和安撫，幾乎可以看做是變相的和親。同時在戰亂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新興軍功貴族也以勛勞晉身成為王室新的婚配對象。
3.于士卿之家招選的附馬逐漸增多。憲宗后，宦官干政日益嚴重，王室出于政治訴求開始于世卿之家或科舉登第者結親，憲宗曾下令宰相“于卿士家選尚文雅可居清列者”配以公主，但士卿多“辭疾不應”。
(三)唐朝晚期駙馬選尚特點
穆宗以降，政局更是混亂不堪，公主記錄多數都已散佚。據殘存史料記載來看，這一時期繼續之前的婚配特點，多于士卿之家選尚駙馬，滎陽鄭顥、杜佑之孫杜悰等皆由于這點而被拔擢，從而推動了唐新舊士族合流的進程。
三、駙馬選尚特點的變化與政治局勢的互動
(一)唐代前期駙馬選尚特點的變化與政治局勢的互動
唐朝初期始終貫徹著公主夫婿取自“勛貴名臣之家，未嘗尚山東舊族”的原則。這是由于李唐以武立國，在國家草創之初，國本不穩，高祖、太宗將公主下降給這類人士，無非是對他們給唐朝開國立下的汗馬功勞加以旌表，同時密切彼此之間的關系使君臣一心，借以穩固根基不深的李唐帝國。公主在政治面前并不是被作為一個人來看待，而是被符號化、被表征了。她們代表的不是自己的幸福，而僅僅是一條紐帶、一架橋梁，溝通圣上與臣下的關系，而且這種只重出身、不問品行的行為，導致許多公主婚后的夫妻關系并不融洽。這些所謂的勛貴名臣之后大多屬于紈绔子弟，不僅不學無術還品行不端，與身份很不相配。高陽公主的駙馬，宰相房玄齡次子房遺愛“誕率無學”，城陽公主的駙馬，宰相杜如晦次子杜荷“性暴詭不循法”，如此人物怎能給予妻子幸福，唐朝不管是公主還是駙馬的婚姻，都不過是被政治綁架了而已。
至于“未嘗尚山東舊族”，一方面由于山東的高門大族雖然早已不復昔日盛況，政治與經濟實力都衰頹不堪，甚至淪落到了“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的境地，但仍然自矜門閥，不屑與血統貴而不清的李唐王室結姻;另一方面則與唐朝前期打擊山東士族勢力、樹立新族閥的意圖息息相關。
貞觀十二年(638)，太宗由于厭惡山東舊族自矜門第，不與他族為婚的行為，而且有“欲崇重今朝冠冕”的意愿，遂令高儉、韋挺、令狐德棻、岑文本四人“遍責天下譜牒，質緒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為九等……”但臣下未能領會上意，仍以崔民幹為第一等，惹怒太宗，遂命他們重新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于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等”。編撰《氏族志》雖然是為了提高李唐王朝自身的地位，希望樹立起以李姓為首的新門閥力量，但其在暗中同樣抑制了山東舊族的勢力。這一政治意圖反映到唐代公主的婚姻狀況上來就呈現出了“未嘗尚山東舊族”的選尚情形�？v然有高祖女真定公主駙馬崔恭禮這樣出身于山東郡望博陵崔氏的人，但那也早已被關隴集團所拉攏，成為此集團內的一份子了。
貞觀末年以后，功臣勛貴之家尚主的風氣有所衰減，究其原因，主要是經過高祖、太宗兩朝的調整與發展，這時的唐王朝政治形勢大好、氣象博大寬廣、風氣開放自由，沒有大型戰爭，也就不需要通過聯姻來掌控將帥的行動，而且由于這些功臣勛貴之子大多無才無德，而且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難以保全性命，如柴紹與平陽之子柴令武本是比景公主駙馬，但因坐與房遺愛(高陽)謀反，同公主一道被賜死;同理還有城陽公主駙馬杜荷，因坐太子承乾之事被誅等事，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被淘汰出皇家擇婿范圍也就無可厚非了。
自高宗永徽年間至玄宗天寶年間，與外戚結姻蔚然成風，這與上一階段展現出不同的特點，主要是由于當時統治者在新的政治形勢下尋求新的政治聯盟所致。太平公主乃武則天之女，先于永隆年(681)岀降薛紹，在薛紹死后由武則天做主先后下降武承嗣、武攸暨，武承嗣是武則天兄元爽之子，武攸暨是武則天叔父士讓之孫，都與武則天有深厚的血緣關系。這樣做主要是希圖借助自己的家族勢力穩定自己的統治;安樂公主，中宗之女，其一嫁、二嫁均為武氏子孫，其中下降武崇訓，是在長安中(702左右)，這一時期正是處于武瞾統治時期，這次聯姻就滲透出中宗與武后家族聯手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的意圖。神龍政變之后，中宗復位，其政治統治地位不甚穩固，對于“以張柬之為首的南衙官僚集團和相王、太平公主勢力”來說相對薄弱，因此只得借助韋后親族所代表的勢力來鞏固，因此這一時期除了出現韋溫、韋安石等韋氏宰相，還有定安、成安等三位公主分別下降韋濯、韋捷等人，也是出于血緣關系對政治統治的維系之考慮。待玄宗繼位，政治目光則又集中到了楊氏一族上，其女齊國公主岀降元獻皇后楊氏族人楊敷、萬春公主一嫁、二嫁夫婿皆玄宗寵妃楊玉環族人。
總的說來，整個唐前期公主的婚配與駙馬的選尚標準都隨著政治局勢的調整而調整，展現出其政治性的根本特征。統治者拉攏勛貴名臣維系王朝長治久安的同時，還著力于通過血緣關系來構建“李武韋楊”的政治集團。
(二)唐代中期駙馬選尚特點的變化與政治局勢的互動
公主和親，自古以來比比皆是。昭君出塞路上的琵琶聲如泣如訴;布達拉宮仍昭示著文成公主入藏的壯舉，玄宗前，唐代公主和親者25人，雖然為數不少，但全部都是宗室、功臣之女，真正的天子真女是沒有出現過的。李隆基在位時，突厥首領曾多次請婚于唐王室，皆不應，其首領默咄小殺對使者言道:“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依默咄小殺所言，則唐玄宗貞觀十三年(639)以前未曾有過一位真公主和親，且番邦都以能尚唐家公主為莫大光榮，不惜竭財力充聘禮“頻請不得，實羞見諸蕃”。這無疑是唐前期強大的政治威懾力在發揮作用。
天寶十四年(755)，安祿山于范陽舉兵叛變，唐王朝轉折點安史之亂爆發。叛軍勢如破竹，唐軍幾乎不能招架，逼得肅宗于靈武建立臨時政權。戰事吃緊，僅僅依靠郭子儀、李光弼等大將很難扶唐之將傾，李亨只得向回紇借兵，借以渡過難關，在各方努力下，終于廣德元年(763)平定安史之亂。李亨因回紇向唐發四千精兵助戰，感其恩德，故詔以幼女寧國公主于乾元元年(758)岀降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以結姻好。這樁婚姻反映了在回紇助唐平安史之亂的政治局勢下，唐統治者一方面為了報答回紇援助之恩，另一方面也存在使唐與回紇之間同氣連枝，防止變生肘腋的政治意圖。寧國岀降之日，曾對來送自己的父皇哭訴道:“國家事重，死且無恨!”真是聞者泣淚。
貞元三年(787)八月，回紇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遣使者來朝獻貢方物，且請和親，德宗未許。當是時回紇與吐蕃在邊境不時騷擾，其性兇狠，徵求無度，而且北庭將士“乏馬，無以給之”，綜合當時整個形勢考慮，德宗于是采納宰相李泌“北和回紇，南通云南，西結大食、天竺”的建議，希望通過聯合回紇等政權，分化、孤立吐蕃，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而最有效也最快捷的聯合方式便是和親，于是德宗將咸安公主許婚給回紇首領來達到穩定邊境的目的。這則是一例通過挑選公主婚姻對象來影響政治局勢的例子。雖然寧國公主與咸安公主都在下降之后得到了“置府官屬，視親王例”的優待，但也不能撫平她們以女子之身扛起平靜胡塵之事的悲壯與辛酸。
天寶以后，唐內戰不斷，擁護朝廷的武將在這時都因戰功而成為功臣，出現了一批新興的軍功貴族。其中最有名望者當屬平安史之亂、攻崔乾祐“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的郭子儀。他戰功赫赫，每年僅俸祿就有二十四萬緡之多，私產更是不可計數，其“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后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八子七婿皆顯貴朝廷”。但這些遠遠不夠表彰他作為扶危救困之臣的功績，代、德、憲三朝出身卑微的郭子儀一門三代五尚公主，這等殊榮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原因無他，蓋亂世軍功耳。
至于公主下降藩鎮之家的特點則更好理解了。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幾乎掏空、耗盡了唐王室的財力、物力，其統治力量大為衰弱，軍事、經濟也是空乏、凋敝不堪，這時吐蕃又趁火打劫，經常寇亂邊境，唐廷不堪其擾。在這樣的政治局勢下為了避免滋生內亂和能夠使軍民在漫長的戰爭后有個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同時也是因為唐政權的存續，以藩鎮為代表的地方勢力是必不可少的。雖然這些藩鎮的存在瓜分了中央的權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政府一定的軍事、經濟幫助�！吨袊ㄊ贰酚休d:“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懷恩勾結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等數十萬眾東進，代宗無兵可發遂詔郭子儀于河中使其守涇陽，又命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守東渭橋……鎮西節度使馬璘、河南節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橋，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守鳳翔……代宗調動各地節度使兵力，加強京師的防御，說明唐朝皇帝是離不開藩鎮的。”而在經濟上，藩鎮也曾給予朝廷一定的幫助，德宗時長安經濟十分困難，浙江東西道節度使韓滉曾大力支持過德宗。德宗興元元年(784)，“時關中兵慌，米斗直錢五百;時滉米至，減五之四。”貞元二年(786)，“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陜……上喜……”如此看來唐朝廷既無法完全消滅藩鎮的威脅，又依賴于他們提供的幫助，因此在晚期只能與這些“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的藩鎮“結為姻親，互為表里”，充分表現了唐王室對藩鎮無奈的姑息。
在憲宗元和以前，下降藩鎮的8位公主中有5位進入了魏博、成德這兩個強藩之中，與他們多次通婚明顯是懼于他們的兵力與地理位置、向當時政治格局妥協的無奈之舉，想借聯姻來達到“冀以結固同心，庶其悛革”的目的，昭宗時期則將這種藩聯姻視為保命之途的行為發揮到極致。時“帝在鳳翔，以主下降茂貞子繼偘，皇后不允，帝曰:‘不爾，我無安所!’”真是讓人不勝唏噓。
憲宗時，情況略有不同。他是個有野心也有作為的皇帝，在位期間想要改變唐室的頹勢、糾正日益削弱的朝廷權力和日益膨脹的藩鎮權力的局面，他開始改變對藩鎮的姑息政策。元和十四年(819)，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居留;攻打成德鎮，雖屢戰不能勝，但在王承宗死后，其弟承元降唐。這些都說明了憲宗在削弱藩鎮的勢力，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反映到對駙馬的選擇上則是這一時期沒有與藩鎮結姻，唯一的一例是憲宗女下降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子于季友，還是由于“憲宗立，權綱自出，頔稍懼，以子尚主”。
(三)唐代晚期駙馬選尚特點的變化與政治局勢的互動
唐代晚期駙馬側重于從卿士之家或進士及第者中挑選，駙馬的人品才貌比之前有所提高。文宗為自己的兩個姑姑臨真、真源二公主挑選駙馬，相中了進士衛洙和杜中立。杜中立父杜兼“建中初，進士高第”、叔父杜羔“貞元初及進士第，有至性”，而他本人則以門蔭歷太子通事舍人。宣宗為自己愛女萬壽公主挑選的駙馬鄭顥(滎陽鄭氏)“舉進士……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祖父鄭絪是憲宗宰相，“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宏辭高第……絪本以儒術進……世以耆德推之”。這一時期的駙馬多數具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又或者本身為進士及第者，造成這一特點出現的原因一方面是晚唐的帝王們大多自身也才學深厚，與士子有惺惺相惜之意，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宣宗自己“強記默識”好與進士談，曾“詔于士族中選人才尚公主”。另一方面則是科舉制推行多年，深入人心，世風也逐漸偏重文學之士，而且此時的統治者也更重視名教理法，而世族高門子弟多繼承家學傳統，重視禮教、修養;科舉及第者也在儒家傳統文化的熏陶滋養下，文采翩然、舉止有度，被皇室看重也不足為奇。
二者表面看來只是統治者個人的喜好，但究其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出于唐代晚期政治局勢的需要。這一時期宦官專權、南衙北司互相對立攻訐、朋黨之爭此起彼伏，這一系列問題比中唐更加突出(這些問題一直存在，但由于中唐最大的問題是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對抗，因而問題不突出)，這些問題錯綜復雜的交織在一起，使晚唐的的統治更加風雨飄搖�！鞍彩分畞y后，對李唐政治具有影響的主要是藩鎮和朝官”但藩鎮勢力久經打壓仍然很頑固，到了晚唐，統治者似乎也已經放棄通過讓公主充當“羈縻使”來左右政局的想法，因而這一時期嚴格說來只有平原公主一人下嫁藩鎮。雖然藩鎮是唐朝廷無力拔除的“眼中刺”，但“朝官則是能依靠和控制的對象”。這一時期的朝官大多數通過科舉考試拔擢上來，他們有才學、有能力，很多位居高官且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潤，講究三綱五常，可以為統治者所倚重，來達到牽制宦官、防止皇權旁落的目的，而這些人中又以山東士族為最，“范陽盧氏自興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舉二年外，九十年間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山東著姓登相位者同樣很多。
四、結語
唐之一代，氣象萬千，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還是社會風氣都堪稱中國古代歷史上的翹楚，但就是這樣一個宏偉的時代，皇帝女兒以及女婿的命運都不由自己控制。
唐代前期的皇室公主駙馬的甄選范圍以功臣子弟和外戚姻族為準，主要是為了穩固剛剛建立的李唐政權;唐代中期的皇室公主駙馬的膺選主要圈定在藩鎮子弟和新興軍功貴族之家，也是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局勢所作出的無奈妥協;唐代晚期公主駙馬的選尚則主要傾向于世卿之家，這種轉變也是為迎合當時統治者在宦官專權、皇權旁落的狀況中尋求新的政治同盟的意圖。
總的說來，整個唐朝公主的婚配與駙馬的選尚標準都隨著政治局勢和統治者對內對外政策的調整而調整，展現出其政治性的根本特征。不論是地位尊貴顯赫如公主者，還是功勛顯著、文才武功如駙馬之家者都沒有自主權可言。
無論出身多么高貴，無論身處于一個多么開放的時代，女子都是男權社會壓榨的對象，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通過駙馬選尚特點的變化這種細節來鉤沉出當時時代的變遷，歷史的作用不正在于此嗎?
【論唐代駙馬選尚標準的轉變與政治局勢的互動關系論文】相關文章：
論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利的轉變10-26
論達達主義與杜尚的交集與分歧10-26
論悔恨哲學論文10-12
琵琶文化論論文10-10
護理模式轉變與護理教育的研究論文10-09
論《良宵》的藝術論文10-13
論現代藝術的形態論文10-10
文化遺產在空間設計中的轉變論文10-12
煤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探析論文10-10
標準的論文格式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