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投資主體改革的原因探究經濟論文

　　一、傳統制度慣性的影響

　　投資體制不可能脫離我國總體的經濟體制,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靈魂,而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國民經濟格局,政府和國有企業自然而然的在社會投資活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就資金供給而言,國有商業銀行并沒有完全轉變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主體,其運行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和調控。因此,虧損的國有企業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銀行提供的信貸資金,而一些符合市場需求、投資效益好的非國有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銀行信貸渠道上卻四處碰壁,特別在宏觀調控的非常時期更為明顯。我國經濟30多年來保持著高速增長,其核心動力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轉軌。如今,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功,市場經濟的地位的凸顯,國經濟已經形成了新的制度慣性,即速度型發展的制度慣性,它的政策目標以經濟增長為優先。通過GDP增長率、地方財政狀況等作為評估標準的績效制度就是速度型制度慣性的體現。不可否認的是,通過增量調整和政策補償的方式,確實使部分利益受損者的境況得到了改善,產生了各種依附于這些體制慣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大大減小了速度型發展的阻力。這種慣性制度一經改革,將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收益產生不確定性的影響,這些利益受損的社會群體及利益受到威脅的集團往往增強了改革的阻力。長期以來,這種速度型體制慣性成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礙。

　　二、投資主體不成熟

　　從企業角度來說,我國國有企業政企不分的問題仍然存在,我國私有企業可持續發展困難重重,投資主體的不成熟,使企業成為主要投資主體的改革面臨困境。在國的企業,國有企業仍然占有很大的份額,政企不分的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實質性的突破。一方面,政府仍以各種方式,通過各種渠道對國有企業的投資行動進行干預,例如:公司審批、公司間資金的流動、任命項目的負責人、推薦上市公司、確定項目規模以及產品的結構等;另一方面,企業還無法擺脫對政府部門的依賴關系和隸屬地位,從而也沒有成為實際上的獨立投資主體。其實,國有企業的這種狀況根源于其產權安排,國有企業改革從放權讓利到承包制到股份制,實質上都是在尋求一種新的產權安排。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模式能夠明確地界定國有企業的產權,實現政企分開,使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投資主體。在投資體制改革,對非公有投資主體的發展所采取的較為寬松的政策,使投資主體更多元化。但政府在政策上仍對非公有投資主體進行干預,主要通過審批投資項目及上市公司、發放經營許可證、截留企業自主權、配給信貸資金、管制外匯等多種行政手段影響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政府的層層審批、企業融資渠道的不暢通,也阻礙著非公有投資主體的形成和發展。針對投資主體改革未見成效的困境,應明確界定政府的投資職能及投資范圍,在加快推進政府投資行為合理化改革的同時采取積極有力的措施來提高政府的投資效率,使我國的政府投資走向健康發展。除此之外,建立多元投資主體下的出資人制度,使政府主管部門與企業之間,由過去的行政管理關系轉變為出資人與投資企業之間的關系,也是投資主體改革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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