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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債權受償優先性的經濟法解讀論文
2006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以下簡稱《破產法》)終于頒布——這部難產立法的孕育過程幾經利益擇選之痛。而在這其中爭議最大、最受關注的就是破產債權的清償順序問題，尤其是勞動債權與擔保物權兩者究竟誰應就已設定擔保的特定財產優先受償，即誰具有受償優先性的問題。而根據這部新的《破產法》第109條，可以看到立法者最終將天平傾斜到了擔保物權人一邊，肯定了擔保物權就其所擔保的特定財產優先受償的立法方案。盡管該法第132條規定了在《破產法》頒布前的勞動債權依照該法第113條的規定，對“清償后不足以清償的部分”可依第109條規定的特定財產優先于擔保物權人而獲得清償，但這只適用于《破產法》頒布前，這一特定時期內發生的勞動債權，對其他勞動債權并沒有普適性。法律的頒布不一定是“一錘定音”式的完結，更不能終結學者們對這一問題的爭論。
勞動債權與擔保物權的優先性之爭，本質上說就是特定財產利益的分配問題。當企業啟動破產清算程序之后，一切經營活動停止，企業成了一堆“數量有限的財產”，且須向若干債權人清償。此時，清償的順序就是將這些有限的財產進行分配的順序。因此，以何種順序進行清償是由分配的方案決定的，易言之，采納不同的財產分配標準會直接決定最終的清償結果:哪些債權人大獲全勝，滿載而歸，哪些債權人顆粒無收。而不同的財產分配標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則制定者的分配正義觀決定的。而一旦我們站在分配的視角，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運用經濟法的分配正義理論去闡釋上述問題。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決定了上至國家財政、個別機關，下至個別經濟主體的強大的財產權利配置功能。經濟法又被稱為“分配法”，正是其分配正義觀使然[2]。因此,本文以經濟法以及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作為研究進路，去嘗試解讀在企業破產財產的分配過程中，勞動債權應較擔保物權優先清償的合理性所在。當然,這種解讀的邏輯前提是要明確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都包含哪些內容。
一、民法的功能缺陷與經濟法的矯正
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的產生有其歷史淵源。經濟法肇端于人類社會自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時期，其產生的經濟基礎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轉變。自由經濟時期的市場主體行為主要由民商法等私法進行調整，信奉絕對的私權神圣以及契約自由等原則，國家極少進行干預。然而，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僅關注個別效率，無法在全社會范圍內實現資源分配的公正，因此，市場失靈問題頻現，且狀況不斷惡化。于是，一些國家開始頒布一系列具有國家市場干預性質的法律，對民法統制下的市場行為進行矯正。其中最典型的立法就是美國《謝爾曼法》，該法被公認為是經濟法產生的標志。從上述經濟法產生的歷史可以看出，經濟法是為了彌補民商法機制作用下市場分配功能不足而產生的,具有對傳統民法必要的補充與矯正功能。[3]因此，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內容正是對民法“個人本位、形式平等以及效率優先”的補足，即社會利益主導、關注實質平等以及公平效率的兼顧。
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首先表現為對社會利益的昭示。如上所述，傳統民法以個人利益為基礎，是個人主義的表現。各國民法典可以說都是個人主義的記載和表述，它們要求并確認了個人獨立化、地位平等化、意思自治化和利益私有化，孕育了“崇尚自由平等，把單獨個人置于國家之上”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民法觀念。然而,隨著自由經濟的發展，民法所宣示的上述理念的致命缺陷逐漸顯現。一方面，隨著社會個體差異的不斷擴大，民法的“個人利益”實際上是在市場競爭中處在優勢地位者或優勝者的利益，是少數人的利益,是弱勢群體或劣汰者無法平等享受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民法鼓勵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強勢的市場主體往往利用其優勢地位侵犯其他市場主體的權利，進而損害整個社會的利益。傳統民法的制度功能難以扭轉和規制這樣的結果。而經濟法正好對癥下藥，經濟法的分配正義強調了對個人利益的克制，以及社會資源分配的社會性。本文下個部分將著重論述這個問題。
可以說,關注實質平等是經濟法正義觀最具代表性的內容。眾所周知，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價值之一。不僅僅是經濟法，包括民法在內的所有現代法律無不以追求平等為目的和宗旨。然而，法的價值的宣誓與實現有時相距甚遠。以民法為例，民法所關注的平等具有一個邏輯假設，那就是將法主體與其社會身份相剝離，這個過程就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在一定的歷史范疇有其先進性。然而，它也同時產生了一個弊端，就是民法對所有個體差異都視而不見，導致了其宣誓的個體平等只不過是形式上的平等，是假設中的平等，是脫離了社會關系實際的平等。當法律主體回歸社會身份，他們中的大部分發現雖然民法使其獲得了起點的平等，然而由于無法把握過程的平等，導致了自己往往要接受不公的結果。而這個不公正卻正是緣于自己對法律的恪守!因此,經濟法致力于在過程中對行為能力較弱者的傾斜保護，從而更接近分配結果的公正，實現實質公平。
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還包括公平與效率價值的兼顧。而在民法中，雖然存在著爭論，但多數學者仍認為民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之法。這不僅與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政策相契合，而且更因為民法的要旨就是要保證主體在商品經濟領域自由地追逐利潤，其根本任務就是激勵人們為個人權利而奮斗，這些都體現了民法對效率價值的追求，而民法上追求公平價值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最大程度實現個體效率。然而，公平與效率在一定領域內必然會一定程度上以犧牲公平為代價。當市場主體人人“唯利是圖”時，公平就會受到打壓，從而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損害了社會整體利益，最終反過來也會影響個體效率的實現。因此，在實踐分配正義的過程中，經濟法需要同時兼顧公平與效率，其旨趣在于強調對社會效率的追求，通過社會效率的最大化實現對個別利益的一般保護。[5]在這里應該注意的是，經濟法一般不直接干預市場主體對效率的追求(這是民法的作用領域)，但是會監測這種逐利行為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如果這種行為觸及其分配正義的底線，對整體經濟造成危險，經濟法就可能啟動調控機制。這也是經濟法實現與民法互補功能的主要表現。
二、民法社會化的有限性與經濟法干預的必要性
誠然，《破產法》作為調整破產債務人與債權人關系的法律規范，其主旨在于保障債權人、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即對私權的保護。而本文所要闡釋的勞動債權優先受償問題，涉及破產財產的分配內容，理應落于《破產法》或者說民法的法域范疇。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對該問題的解決只能使用民法的價值觀念或調整手段。
一方面，民法的社會化并不能治愈其與生倶來的先天不足。雖然從19世紀中后期開始民法逐漸意識到應對實質公平予以適當關注，逐步開始在保障個人權利的同時也對其進行必要的限制與約束，從而使社會利益、他人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張。然而，這只能是民法自身為了適應現實社會的變化而進行的自我修正，而不是也無法真正實現社會化，否則，民法也就不再稱其為民法了。首先，民法無法逾越其調整主體的限制，民法的主體仍然只能是自然人和法人，其主體間的平等性不能隨其所謂的社會化而受到撼動。因此，民法作為私法的根本性質也無法改變。這決定了民法仍然要以個人利益的維護為立法主旨。其次，由于社會的個體差異，每個個體實現個人利益的過程和結果必然不同，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的法，其功能就在于肯定個人利益的獲取，保障個人權利的主張，而民法也就因此始終難以逾越形式平等的鴻溝。最后，民法以意思自治為靈魂，它要求民法的主要調整方式仍然只能是任意性規范，強行性規范只被限定在極小的范圍之內。而市場主體往往又帶有明顯的逐利性，以最大限度追逐私利為其根本特征。民事主體通過自由意志以逐利為目的形成民事法律關系,決定了民法關系效率優先的價值取向。總之，民法的社會化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量變的范圍內，終究無法超越民法本質劃定的“雷池”。民法的社會化也許能夠減弱其對市場失靈的催化能力，但卻不能阻止市場失靈的發生。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市場主體間的財產關系也早已發展成錯綜復雜的博弈，如果還固守民法、經濟法等部分法學之間的楚河漢界，勢必會影響法律功能的發揮。法律的作用在于調整法律主體間的關系，因此就不應囿于部門法的劃分，否則就會將完整的法律關系人為地割裂，尤其是對于有必要進行公權干預的私權領域，或者涉及政府政策的私權配置問題就更是如此。而破產法律關系正是屬于這類領域。由于市場主體逐利的盲目性,在破產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尤其是破產債權人之間利益的較量可能會引致破產程序走向歧途，出現明顯有違實質公平的結果。因為與其他利益沖突不同的是,破產法中利益爭奪的主體有些存在明顯的強弱勢地位的差異。這種差異勢必會影響最終的利益分配結果。而民法所關注的微觀的利益分配常常忽略宏觀利益。此時就需要公權力及時干預并予以矯正。否則，破產利害關系人可能過多地趨向追求短期利益和自身權益，導致整個破產程序最終對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產生負面影響。此時，就產生了運用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念，作為功能性手段解決破產財產分配問題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三、勞動債權優先與社會利益的實現
如上所述，企業破產清算程序啟動后，企業由流動增益財產變成了一堆靜止的固定財產。在可分配的財產數量一定，特別是不能完全滿足分配需要的情況下，分配安排必然面臨利益的沖突。目前《破產法》對于各方利益，特別是對于勞動者債權和金融機構擔保物權的取舍是民法之個人本位淋漓盡致的體現。民法的個人本位提倡“天賦人權”，主張個體權利的絕對保護。民法作用于市場經濟領域，即表現為“私有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也正是以此為基礎，民法確認了物權的對世性。因此,金融機構享有擔保物權當然就“正當地”擁有絕對的排他權而優先受償特定財產。然而,當我們暫且拋開民法的制度安排，還原問題的本質一利益分配時,就會發現某種不能夠釋解的謬誤。
如上，在破產清償法律關系中，各方都代表著不同的利益。這里僅就本文著力論述的兩方的若干利益進行分析。對于享有擔保物權的金融機構，體現的是依約對特定財產優先受償的利益，這種利益雖然來自信用的交易與流轉，屬于一種信用利益而帶有一定的社會性，但其本質上仍是財產利益。而對于主張勞動債權的勞動者，其主張的債權內容主要是工資、社會保險以及經濟補償。這類債權的實現，主要為了滿足勞動者自身和所扶養的家庭成員的日常生活以及發展(如娛樂，接受教育等)的目的。因此，我們認為勞動債權中主要蘊涵了兩種利益，分別是生存利益和發展利益。由于用于分配的財產不足且無法增益，很顯然這兩種利益不可能同時得到滿足。因此，我們上文所說的謬誤也就在這里出現:根據上文所述《破產法》的利益分配安排，其結果就是將財產利益凌駕于生存利益之上。而生存利益是一個社會中最基礎的利益，如果社會主體的生存利益不能得到保障，財產利益的獲取無異于無源之水。也正因為如此，有學者甚至認為勞動債權中包含的生存債權應作為公權性質的權利進行保障[6]。因此，《破產法》的規定執著于捍衛傳統民法對個體財產權的保護，卻忽視了矛盾另一方的生存權利，這無異于劫貧濟富，本末倒置，動搖了社會的道德根基。到此，以民法為路徑的思考進人了死胡同。
而經濟法分配正義觀的理論基礎是社會本位。社會本位作為一種以社會整體為中心和起點的法律思想[7]，主要關注的是社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社會利益的實現要以個人利益的犧牲為條件。一般來說，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存在以下四種關系:第一，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和諧并存。第二，個體利益直接上升成為社會利益。第三，限制個體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利益。第四，剝奪個體利益而實現社會利益。前兩種關系存在于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取向與實現目的完全一致的情形。第四種關系主要存在于法律授權范圍內公權力對公民的管理關系。而第三種關系主要表現為存在個體利益互相克制中的社會利益，即相互沖突的若干個體利益通過“相互影響而改變”，從而最終與社會利益取得一致。[s]應該說我們生活中絕大多數的利益關系屬于此類。實際上，它體現的是一種對于利益沖突的處理方案。這一方案與龐德的利益衡量理論不謀而合，即“從經驗中去尋找某種能在絲毫無損于整個利益方案的條件下使各種沖突和重疊的利益得到調整”[9]的方法。如上所述，擔保物權代表的是一種財產利益,勞動債權則包含了勞動者的生存利益與發展利益。如果完全剝奪勞動者的生存利益，則會嚴重影響社會利益的實現。然而，金融機構的擔保物權因為涉及社會的交易安全與信用體系,也不能被完全無視。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通過各個個體利益的克制協調達到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具體地說，就是在被擔保的特定財產中，對擔保物權的財產利益進行限制,允許勞動債權優先于擔保物權受償，以滿足生存利益的需要。
四、勞動債權優先與實質平等的促進
可以說，今天《破產法》對擔保物權與勞動債權間的制度安排，是傳統民法所宣示的平等觀的典型例證。根據民法的基本理念，每個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都是生而平等的,每個人——只要滿足民法對行為能力的基本要求——都有權利在法律范圍內依自己的意思為這樣或那樣的民事行為，享受相應的民事權利以及負擔民事義務。以合同為例，每個人有平等的依自己的意思訂立各種合同的權利。本文所討論的擔保物權以及勞動債權的發生原因就是這樣的合同行為。然而，他們雖然在形式上是民事主體平等實現民事權利能力的結果，其中卻蘊涵著巨大的不公。一方面，擔保物權所擔保的貸款合同，其當事人，一方是亟須資金用于生產的企業，另一方是“財大氣粗”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企業為了獲得貸款，當然會努力滿足銀行的要求。因此，當銀行要求企業為貸款提供某種形式的擔保時，企業是很難拒絕的，一旦拒絕，就可能意味著財源枯竭，生產受阻。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擔保物權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取得的。事實上，所有的債權人都希望自己的債權能得到一定形式的保障，勞動者也不例外。然而，獲得勞動債權的擔保對勞動者來說卻是水中之月。在勞動力要素市場上，勞動力的供給往往大于需求。就業機會稀缺形成“買方市場”。在“買方市場”結構中，勞動者之間的就業競爭加劇，勞動者的選擇余地和談判能力實際上要遠遠弱于用人企業[1°]。可以試想一下，如果這時勞動者提出在所簽訂的勞動合同中加人對工資及社會保險等勞動債權進行擔保的條款，那么他面臨的可能是被企業拒絕的結果，從而失去近在眼前的謀生機會，雖然他有這樣的“民事權利”。從中不難看出，雖然民法賦予銀行和勞動者相同的民事權利能力，兩者又都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進行民事活動的過程和結果卻天壤相別。民法的平等是形式上、起點上的平等，它忽略了過程的和結果的平等。
有些學者提出，在國外很多國家的相關立法中都是規定擔保物權優位于勞動債權的，以此認為我國也應該適用同樣的法律規定。然而，持上述觀點的學者卻忽視了以下兩個現實情況:其一，那些被拿過來作為擔保物權優先例證的國家，如瑞士、德國、美國等，大都是集體談判法律制度相當成熟的國家。
以美國為例，早在二百多年前，美國就出現了以提高工資為目標的雇工團體，而現代意義上的集體談判也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至今早已形成先進的法律保障制度并平穩運行著。[12]這些國家的集體談判制度恰恰能夠較好地平衡勞動者個體在訂立勞動合同過程中的劣勢地位，能夠保證過程平等的實現，如德國勞動法律規定工資報酬的支付是集體談判的強制性內容，加上強大的工會力量,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企業拖欠勞動者工資的可能。因此，也就無須在立法中強調勞動債權的優先性。其二，這些規定擔保物權優先的國家，都是社會保障制度非常完備的國家，如在美國，大約85%的工薪階層都加人了失業保險計劃。這些工資保險、失業保險等保險制度保障了勞動者在企業破產后的生存利益,從而通過社會保障的方式達到了結果平等的目標。由此可見，對于外國破產清償相關制度的考察并不能得出擔保物權應優位于勞動債權清償的結論，倒是可以證成這樣的命題:各國對于勞動者勞動債權的保護目標都是力求達到過程以及結果的平等，即實質平等。
與上述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工會力量尚不發達,集體談判制度還流于形式;另外，由于受到經濟基礎的限制，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夠完善。因此，想要復制國外的勞動債權保障機制以實現實質平等難度很大。而如前所述，實質平等恰恰是經濟法分配正義觀的題中應有之意。經濟法的分配正義是經濟法利益配置功能的實現目標，其作用機理之一就是要對利益需求者(弱勢者)的利益進行傾斜性配置,以提升其參與競爭的能力。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就體現了明顯的基于消費者在市場消費活動中的利益配置弱勢地位進行丨現斜保護的立法意旨。而如果我們對勞動債權雙方當事人的利益配置地位進行考察,不難發現由于勞動者負擔生存壓力，在與企業(用人單位)利益博弈中容易退居弱勢地位，這正是經濟法利益配置功能作用的領域，因此，通過立法規定勞動債權優于擔保物權對于特定財產受償，符合保護弱勢者的制度安排，滿足經濟法分配正義觀的要求，能夠促進實質平等的實現，比《破產法》的現行規定更具合理性。
五、勞動債權優先與整體效率的增益
主張擔保物權人優先受償的理由最主要是兩個:契約自由以及物權神圣。而這兩個原則恰恰是民法效率優先價值的最集中體現。如前文所述，民法以鼓勵個人利潤最大化為要旨，那么前提就是確認物權的對世權地位，以及物權對于債權的優先性。另外,就是要通過法律保障個人根據自己的意思設立合同的自由，包括設立合同的對象和合同內容的自由。因此，有學者認為擔保物權作為通過自由意思設定的物權，應先位于勞動債權受償。然而,殊不知這種安排事實上已嚴重背離了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念。
如上文所述，經濟法的分配正義觀主張公平與效率的兼顧，關注個人逐利行為對社會整體效率的影響。擔保物權的主體一般是一個或若干個銀行或金融單位，屬于少數個體,而勞動債權對應的則是破產企業的全體勞動者，已構成社會群體。目前我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已成為社會最尖銳的矛盾，由此導致的各種社會問題已經開始顯現，“仇富”現象、事件層出不窮。如果確認擔保物權人優先于勞動債權人受償，必然造成這些社會群體成員的不滿，從而加劇上述矛盾的激化，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社會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據2005年全國工商聯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2.9年，中國每年約有100萬家民營企業破產倒閉，60%的企業將在5年內破產，85%的企業將在10年內消亡，能夠生存3年以上的企業只有10%。在中國每天有2740家企業倒閉，平均每小時就有114家企業破產，每分鐘就有兩家企業破產。如此之高的破產率，如此之多的破產企業量，可以想象這背后是巨大的勞動債權人群體。如果不能滿足這個群體的基本生存債權請求，將構成巨大的社會問題,給已經正在積聚的社會矛盾雪上加霜。
而經濟法分配正義觀包含公平與效率兼顧的內容，這里的效率主要指社會整體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講，將破產企業勞動者的勞動債權優先于擔保物權受償正是與這種整體的效率價值觀相契合，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消減企業破產所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有學者指出如果擔保物權讓位于勞動債權,會危害交易安全，損害銀行利益和金融秩序，“會嚴重損害信貸擔保的有效性，從而對經濟生活中的信用流轉產生消極影響”[13]。如果果真如此，社會的整體經濟效率也是會受到影響的。然而上述問題可能是僅僅停留在想象中的問題。這里我們想從兩個方面闡明。
一方面，作為擔保物權人的銀行的利益可能并不像上述學者擔心的那樣損失嚴重。中華全國總工會曾經在2000年對東北三省、湖南、廣東、新疆、甘肅、四川、貴州等地121家列人國務院計劃關閉破產企業的債務情況進行過調查，數據顯示，這121家企業共欠銀行貸款本息為149.45億元,而拖欠職工的各種債務總額累計為14.82億元。[14]由此可見,勞動債權數額與銀行貸款相比往往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并不足以對銀行的正常運轉造成威脅。
另一方面，說勞動債權優先于擔保物權受償會損害市場中信貸擔保的有效性,這種擔心也完全沒有必要。相反，債權人的優先受償權利可以促使我國金融機構主動提高其風險防范能力，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關注債務人經營決策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勞動債權優先的安排反而有助于敦促銀行等金融機構關注貸款企業的信用及勞動關系狀況，如發現企業已欠薪或者已拖欠職工社會保險費，則選擇慎重交易，規避風險，從而促進我國誠信經濟的良性發展。
設定了擔保的企業財產在企業破產時應由勞動債權人優先受償，這種看似“不合理”的分配安排是否存在合理性?我們認為，樹立統攝問題的分配正義觀念，如同夯實解決問題的根基，甚至比求解設問本身更加重要。正如羅爾斯所闡釋:“作為公平的正義以一種可能是大家一起做出的最一般的選擇開始，亦即選擇一種正義觀的首要原則，這些原則支配著對制度的所有隨后的批評和改造。”[151《破產法》的擔保物權人優先受償的安排由民法的平等、自由與效率觀念進行支撐。然而，我們發現，即使進行了社會化的改良，民法平等的形式性，意思自由的基本原則以及對個體效率的單純關注等若干先天缺陷仍然難以逾越:上述安排忽視了勞動者與銀行的締約能力之實質區別，將導致個別財產利益優位于群體生存利益，進一步惡化已存在的社會分配落差，從而影響了社會穩定,損害了社會整體效率。總之，勞動債權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先天患有“身份色盲”的民法一下子不知所措，舉步維艱。而經濟法作為“分配法”續接了民法的調整邊界，作用于對弱者的傾斜保護,致力于個人利益的適當克制和整體社會利益的實現——其社會利益、實質平等和公平效率兼顧的分配正義觀如量身定做一般證成了勞動債權人受償優先的合理性。生存，還是死亡?這不再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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