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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統治時期的敦煌研究
西夏統治時期的敦煌研究【1】
[摘要]自古以來敦煌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地區，被稱作各民族經濟、文化交融的大都會。
同時，因其重要的戰略、經濟地位，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西夏勢力進入敦煌以后，在敦煌地區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為該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鍵詞]西夏時期;敦煌;社會發展
西夏是11世紀初由黨項族建立的一個多民族的少數民族政權，黨項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開疆拓土，一度將其勢力拓展至敦煌地區，在該地區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為該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關于西夏在敦煌的統治的研究，學術界的著述成果頗為豐碩。
本文欲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西夏在敦煌的統治作一綜述。
一、西夏占領敦煌的時間
關于西夏正式統治敦煌的時間，下限沒有分歧，上限在學術界則長期存在爭議，其中以1036年為學術界普遍認可的說法。
近年來，學者們又提出新的觀點，認為西夏正式對敦煌實行有效的統治是在1067年左右。
因前人對此多有研究，本文只敘述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以及最新觀點。
(一) 1036年說
支持此觀點的學者主要有陳炳應、劉玉權等。
陳炳應在《西夏與敦煌》一文中對大量的史料作了嚴謹的分析之后認為：西夏于1036年攻占了敦煌，并在其后的《11世紀存在過統治瓜、沙二州的回鶻汗國嗎――西夏統治瓜沙始年考》一文中重申此觀點，認為西夏在1036年攻占瓜、沙后就一直統治著二州，但對州城以外邊遠的回鶻民族實行寬松的羈縻政策。
劉玉權在《再論西夏據瓜沙的時間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對其他種種西夏攻占敦煌地區之時間觀提出質疑，亦認為西夏于1036年攻占敦煌，并將其納入西夏王國的版圖，期間雖然曾經遭到沙州回鶻等異族勢力的攻擊甚至有時還被攻占，但總體而言，西夏對敦煌的統治一直維持到1227年。
《續資治通鑒》記載，宋景三年(1036)十二月，“趙元昊……舉兵攻回紇瓜、沙、蘭(肅)三州，盡有河南(西)故地。
將謀入寇，恐嘉勒斯賚(舊作廝)擬其后，復舉兵攻蘭州諸羌……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
從中我們可以得知，西夏于1036年占領了瓜、沙、肅三州，順利占領了整個河西地區，而且改元大慶。
《宋史夏國傳》記載，宋景二年(1035)，元昊“自率眾攻貓牛城，一月不下。
既而詐約合，城開，乃大縱殺戮。
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嶺諸城，廝部將安子羅以兵絕歸路，元昊晝夜角戰二百余日，子羅敗，遂取瓜、沙、肅三州” 。
“遂取瓜、沙、肅三州”當為景二年(1035)之后之事。
據此，可以推斷《宋史夏國傳》中將景二年至景四年(1035～1037)之事并為一條，因此可知，西夏或于1036年占領瓜、沙、肅三州，即敦煌地區。
(二) 1067年左右說
這種說法是學術界新近提出來的。
1990年，敦煌學國家學術討論會在莫高窟召開。
會議期間，李正宇、楊富學分別提交了《悄然湮沒的王國――沙州回鶻政權》和《沙州回鶻及其政權組織――沙州回鶻研究之一》的學術論文。
前者認為，西夏在1036年消滅了瓜沙曹氏政權后，并未在那里建立有效的統治，直到1067年。
后者則指出，大致自10世紀初開始，沙州回鶻集團的勢力就已經逐步壯大起來并逐漸控制了沙州，并于1036年左右建立沙州回鶻國。
此種觀點認為，1036年曹氏政權滅亡后，西夏未能在瓜、沙地區建立起有效的統治秩序，直到1067年才正式確立了對該地區的統治。
而在這一時期，統治瓜、沙地區的是1036年建立的沙州回鶻國。
此說對學術界研究西夏占領敦煌的時間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值得重視。
二、西夏時期敦煌的政治制度
敦煌地處絲綢之路要沖，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經之地，因其繁榮的商業貿易，各國貢使、商人往來頻繁，加之民族遷徙、屯墾等原因，使得這一地區很早便成為一個民族聚居區。
首先，在西夏境內生活著的主體民族為番族(即黨項族)，它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之一。
從7世紀中葉開始，黨項族不斷地向我國西北方向遷居，到北宋建立后，開始脫離宋朝的羈縻統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西夏。
其次，還有文化先進的漢族，漢族在西夏社會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西夏的另一個重要民族是篤信佛教的吐蕃族。
西夏中、晚期時，由于大力發展藏傳佛教，聘請吐蕃高僧，因此大大提高了吐蕃族的地位。
再次，西夏境內還生活著回鶻人，多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帶。
除上述所述主要民族外，西夏境內還生活著契丹、女真等其他少數民族。
面對如此復雜，多民族、多政權交錯的狀況，西夏在敦煌地區設置有軍事、政治、經濟機構，對之實行全面、有效的統治。
西夏攻戰瓜、沙之后，行政上繼續唐、宋的建置，設置瓜、沙二州，從《西夏文物研究》中我們可知西夏有“州主”、“通判”、“都案”等職，州之下有縣、鄉等，鄉下還有“社”的組織。
因為西夏的主要精力要對付宋、吐蕃和遼，所以，“西夏在占領敦煌之后的一段時間內，雖然也曾在個別必要的時候征調過這個地區的人馬，但基本上實行的是羈縻政策。
即可保持自己的政權和軍隊，可按本民族的習慣和意愿進行生產和生活。
這是一種非常寬松的、基本上由各民族自決的政策” 。
這種政策有利于當地少數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使當地的政治決策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夠更好地適應、促進當地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是西夏民族政策中積極的一面。
三、西夏時期敦煌的經濟發展
敦煌地處絲路要沖，是各國商人來往必經之地，西夏占領敦煌后，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并未對這里的貿易活動施以過多的限制，因此敦煌地區的經濟是比較發達繁榮的。
(一)敦煌地區的商業貿易
西夏占領敦煌后，繼續與宋、遼、金進行貿易，這主要表現在雙方的榷場貿易上。
西夏建國初期，與北宋連年交戰，北宋朝廷關閉榷場，雙方貿易一度中斷。
但因為西夏是游牧民族政權，其境內盛產畜牧，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資，因此停止榷場貿易對西夏經濟的負面影響很大，為了自身的利益考慮，西夏不得不乞和。
一旦遇到戰事，宋朝就利用斷絕歲賜、關閉榷場等手段實行經濟封鎖，這樣的時間越長，對西夏的影響也就越大，西夏為了緩和國內社會矛盾，不得不停止戰爭。
榷場貿易只是西夏對外貿易的主要途徑。
此外還有和市貿易、貢使貿易和私運貿易等。
和市貿易是指經過雙方政府批準的在民間自然形成的合法市場，有固定的交易地點。
較榷場的規模小，管理也較榷場松散，但數量眾多，分布于兩國邊境。
貢使貿易是西夏政權與中原王朝進行對外交往和經濟貿易的傳統形式。
西夏時期在敦煌地區實行較為寬松的羈縻政策，使這個地區的人民不僅可以與西夏其他地區進行貿易，同時也可以同其他政權進行貿易。
(二)敦煌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
西夏占領敦煌時，敦煌地區以農業為主、畜牧業為輔。
從敦煌文書以及西夏石窟的壁畫中可知，敦煌地區種植的主要是糧食和麻，后來開始種棉花，并且開始紡織棉布，使其逐漸取代麻等成為敦煌地區人民的主要衣料。
同時在敦煌地區還存在養蠶業。
畜牧業方面主要有馬、牛、羊、駱駝等。
根據陳炳應的《西夏與敦煌》可知當時敦煌地區的冶煉業也很發達。
四、西夏時期敦煌的文化事業
(一)佛教文化
佛教在西夏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鞏固西夏政權的主要支柱之一。
西夏設立帝師，大量翻譯佛經，政府還給寺廟賞賜大量的錢財、客戶，使得佛教在西夏境內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在敦煌地區最能充分反映西夏佛教盛況的莫過于石窟藝術。
“除了莫高、榆林二窟外，這個地區的西千佛洞、東千佛洞、五個廟、旱峽口等石窟中，都有西夏時期的作品。”
(二)石窟藝術
西夏時期的建筑、塑像、壁畫等藝術頗為豐富。
西夏時期敦煌地區的壁畫藝術中，主要是千佛、供養菩薩像、團花圖案等，題材比較單一。
從整體看，西夏石窟藝術可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以中期作品居多。
其早期作品多承襲五代和宋初的傳統，中期則受高昌回鶻壁畫藝術風格的影響，到晚期由于藏傳佛教的發展，吸收了一些密宗藝術的成分，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藝術風格。
(三)世俗文化
西夏創造了自己的文字，作為全國必用的文字。
同時，敦煌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區，使用的語言文字以及文化也比較多，主要有漢、藏、回鶻的文字和文化，這就造成了敦煌地區多種文字、多種文化并存的現象。
在各種文化中，“儒學逐漸成為西夏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敦煌地區也不例外，在敦煌的西夏石窟題記中，有不少是對中原皇帝的祝詞，反映了儒家有關尊王、民為本的思想。
綜上所述，雖然西夏占領敦煌的時間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西夏自占領敦煌后，在這里實行較為寬松的羈縻政策，使得這一地區的人民可以自由的發展自身的經濟、文化，這為敦煌地區經濟的發達、文化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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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統治時期的河西教育【2】
西夏又稱白高大夏國，是中國歷史上由黨項族建立的王朝，由于位于北宋西北部，故稱西夏。
黨項族原為羌族的一支，游牧于川西高原的山谷草甸之間，唐朝初年迫于吐蕃壓迫遷徙至陜北一帶，以牧畜為生。
唐末時黨項部落首領拓跋思恭因平亂有功獲賜姓李，被封為夏國公節度夏州，成為當地的藩鎮勢力。
夏州政權被北宋并吞后，部落首領李繼遷起兵占據銀州，攻破會州(今靖遠、會寧一帶)，向遼稱臣與宋抗衡，形成了事實上的獨立地位。
其繼位者李德明與李元昊傾力向河西走廊發展，陸續占領蘭州以西、玉門關以東的廣大地區。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元昊在興慶府(今銀川市)稱帝建立西夏，之后經過數年的宋夏戰爭與遼夏戰爭，與宋、遼(后為金所滅)形成三國鼎立之勢，統治長達190年，公元1227年為蒙古所亡。
西夏立國前后，為了穩定局勢，駕馭各部酋豪，與宋遼抗衡，在“嚴以刑賞、尚武重法”的同時，采用“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文化政策，將漢族文化、吐蕃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一并吸收融合，從而形成了貫穿西夏王朝始終且頗具特色的西夏文化。
元昊繼位后，注重使用漢族人才，重教興學，成就顯著。
1034年他命大臣野利仁榮效仿漢字創制了西夏文字，之后在建立官制的同時設立蕃學，選拔黨項貴族和漢族官僚子弟入校學習，并提倡尊孔讀經，吸取儒學營養，發展漢學，使各類文化教育機構迅速發展，日臻完善。
據《西夏書事》記述：“元昊思以胡禮，蕃書抗衡中國，特建蕃學，以野利仁榮主之;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寫以蕃書，于蕃、漢官僚子弟內選俊秀者入學教之，俟習學成效，出題試問，觀其所對精通，所書端正，量授官職，并令諸州各置蕃學，設教授訓之。”到夏仁宗李仁孝時，更是尊孔子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廟祀，殿宇宏敞，并如帝制”，并開辦科舉，策試舉人，還再次下令“州縣各立學校，復直小學于禁中”，接著又立大漢太學。
而所有州縣的學校、禁中小學、京師太學，均以儒學為教授內容，儒學之盛與中原不分軒輊。
河西地區自東漢以來儒學就獲得蓬勃發展，至五涼而達全盛，后經隋唐的著力經營歷五代而不衰。
西夏入主前，河西地區的割據政權都是在吐蕃統治瓦解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除瓜沙歸義軍政權外，甘州回鶻政權和涼州蕃漢奴隸主政權都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政權，文化教育發展非常有限。
極為重視發展教育的李元昊，稱帝立國后的第二年(1039年)即下令各州置蕃學、設教授，并對碩儒博學之士大加重用，使河西各州郡縣學在重儒興學之風中逐步設立，學校教育隨之恢復、發展和興盛，并培養出不少有用人才。
鐫刻于西夏仁宗乾祐七年(1176年)的西夏黑河建橋敕碑，落款中有“都大勾當鎮夷郡正兼郡學教授王德昌”之句，不難看出王德昌的職務除“都大勾當鎮夷郡正”外，還兼郡學教授，由此也可證明元昊統兵占領河西并在甘州設立鎮夷郡后，鎮夷郡的郡學就已建立。
至于人才培養方面，《西夏書事》曾記載，夏仁宗李仁孝時期的涼州人權鼎雄“天慶中舉進士，以文學名授翰林學士。”當然，因才學而得到重用的河西人，肯定不止權鼎雄一人，據《元代西夏人物表》統計，活躍于元代初期的370余位西夏歷史人物中，祖籍屬河西地區的就達64人。
西夏時期河西地區文化教育情況，也可從各地大量的西夏文物中得到佐證。
上世紀，在河西各地相繼發現了許多西夏文字經冊、文書和碑刻，甚至還有學子們寫字用的文具筆架和習字殘片。
1972年在武威發現的西夏文字《四言記事文》殘頁，其中的“坐臥徘徊，歡喜踴躍，樂人歌舞，吹笛鳴鼓”，“父母智慧，選擇師長”等內容，四字一句，便于記憶，應為當時學校教育的啟蒙讀物。
這些文物都表明了在西起敦煌、南至蘭州、東盡天梯山的整個西夏所統治的甘肅地區使用和進行西夏文字教育的史實。
河西走廊作為西夏文化區最主要的構成部分，教育發展程度是西夏統治區內最為興盛的地區之一。
整個區域內的教育并未因黨項族別及政權性質而改變，相反除承接瓜、沙歸義軍政權的儒學教育發展成果并繼續向前推進外，對甘、涼等地的文化教育起到了很強的促進作用，與同時期北宋王朝所轄甘肅各地相比，河西地區的教育無疑在建置及教學內容上都要標準和規范得多。
宋統治下的甘肅各地，大部分處于政權交錯地帶，民族成分復雜。
雖然宋王朝是漢族政權，但“蕃學”的設置有很強的政治、軍事目的，受教育者以吐蕃子弟為主，因而學校的文化傳承功能始終不明確。
而河西走廊則不同，雖然隸屬于黨項，但卻是西夏統治的中心地區之一，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及政策的執行程度都較為徹底，再加上河西地區尊儒重教的良好傳統，以及受教育者大多為漢族的實際狀況，都有效地保證了該地儒學教育的水平和效果。
可以說，宋夏時期，甘肅教育的中心內容仍以經學為主，教育發展的中心在西夏統治下的河西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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